油画家罗中立之子罗丹的油画《长亭晚2》。罗丹与以写实油画《父亲》闻名的父亲罗中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他喜欢用波普式的色彩进行富于张力的表达，作品往往有着艳丽的色彩、生动的表情、夸张的透视、戏剧化的效果，洋溢着年轻一代的朝气。（资料图片）

 

 

 

油画家肖谷之女顾汀汀的插画《东台路大叔2》。顾汀汀以活泼鲜明的丝网印刷版画作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近日她正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办展，获得《莱茵邮报》等当地主流媒体关注。（资料图片）

 

 

 

蔡文悠新书《可不可以不艺术》的读者见面会上，蔡国强在女儿额上深情一吻。（摄影：杨明）

 

本报记者 范昕

 

身为“艺二代”——知名艺术家蔡国强的女儿，蔡文悠的心里是有些忐忑的：头顶父亲的光环，脚下却未必是一片坦途。她在新近出版的《可不可以不艺术》一书中，将成长过程中内心的孤寂、挣扎、焦虑一一道来，做了找寻自我的一次尝试。

 

蔡文悠的心路历程激起当今不少“艺二代”的共通感受，也引发人们对“艺二代”这一群体的关注。

 

他们是令旁人羡慕不已的一群人，从小经常出入美术馆，看父辈在工作室铺展画卷、泼墨挥彩，听父辈的艺术家朋友们聊灵感……天生享有父辈给予的种种“福利”；与此同时，他们又是格外身肩压力的一群人，害怕被外界频频拿来与父辈比较或是被误会成凭借父辈的名声而优先入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着别样的挑战：要想突破与超越父辈，必须努力署下属于自己的名字。

 

“艺二代”的“艺”字没法世袭。艺术要凭真本事说话。

 

被贴上标签的“艺二代”，继承的或许不过是渊源的艺术“家学”

 

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雕塑系毕业的蔡国强之女蔡文悠并不孤单。不少国内知名艺术家的子女也在从事艺术创作，以艺术为职业。刻意为之或是纯属巧合，他们走了一条与父辈类似的追求艺术的路，于是被贴上了“艺二代”的标签。

 

“艺二代”不是一个讨喜的标签，很容易让人将其与“富二代”、“星二代”等“X二代”标签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继承的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可以父辈作靠山，毫无后顾之忧、信心满满地前行。而事实上，“艺二代”继承的或许不过是渊源的艺术“家学”。与蔡文悠同为“艺二代”的油画家肖谷之女、青年艺术家、本报“上海文化新人榜”上榜新人顾汀汀告诉记者，“回想起来，我觉得从爸爸身上汲取最多的是从小耳闻目染的艺术熏陶，让我觉得艺术是一件特别自然而然的事。小时候常和爸爸一起去公园写生，也互为模特画速写；长大后我们常一起观展交流，书桌上常出现爸爸淘来的艺术画册，我在外旅行也不忘背一些当地的画册送给爸爸。国内的古玩市场和国外的跳蚤市场是我和爸爸都非常喜欢去的地方，我们一同探秘其中新奇好玩的东西，更像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两代人前赴后继，同为艺术家，事实上古今中外皆有迹可循。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就是广为人知的榜样。王羲之被誉为“书圣”，留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尤以行草著名，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父亲并称为“二王”。近现代以来，艺术界“父子相传”更比比皆是，如齐白石、齐良迟父子，李苦禅、李燕父子，李可染、李小可父子，傅抱石、傅二石父子，潘天寿、潘公凯父子。“艺二代”也并非中国独有的景观。世界知名的珠宝设计大师帕洛玛·毕加索就是一位“艺二代”,正乃现代艺术创始人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的女儿。她与世界著名珠宝品牌Tiffany合作30余年来，已为这个品牌设计了超过1000件作品，擅长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消化成为普通人能够理解的美加以展现。

 

光环越亮，阴影越长，想要走出来，先得努力成为自己

 

记者了解到，不少“艺二代”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并不会刻意提及声名显赫的父辈，甚至有人不愿别人知晓自己的“艺二代”身份。父辈头顶的光环越亮，他们脚下的阴影越长。一位“艺二代”曾向记者坦言身肩的压力，说她害怕被外界频频拿来与父辈比较或是被误会成凭借父辈的名声而优先入行，这反倒会令自己畏手畏脚、浑身不自在。

 

由此，人们不难理解蔡文悠在《可不可以不艺术》一书中细述的成长过程中的孤寂与挣扎。如同父亲那些震天动地的火药创作、精心编排的焰火表演，蔡文悠时常觉得，自己是父亲的一件作品，是他日复一日辛苦琢磨的产物。然而，这也让她感到，“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无足轻重。迄今为止，我所做过的一切都难以摆脱爸爸的影响。我甚至去读艺术，只为能和他有话谈。”蔡文悠固然也对由此带来的种种“福利”心怀感念，但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着别样的挑战，“必须在他们为我提供的这一切奢华逸乐之中认清自我，不要养成轻浮的习性”，尤其是，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她曾经想要逃离父亲、逃离艺术，最终，却还是走上父亲走过的路，选择了在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雕塑。系统学习艺术的这四年，蔡文悠一度认为“很痛苦”，“虽然我有艺术背景，也跟爸爸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作品，学到过很多知识，可为什么我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一定比别人更有意思？我总是觉得别人比我进步的速度快。”后来，她发现这样的挫败感恰恰来自“艺二代”与众不同的经历。正因为自小就接触过大师的作品，眼光高了起来，而事实上自己又缺乏创作基础，难免感觉力不从心，创作不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而她的草根同学们，都是从第一幅作品开始，慢慢地学习，学习艺术史，也学习大师的杰作，也许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进步，更容易获得成就感。

 

苦恼，焦虑，不代表不奋斗。如今，越来越多的“艺二代”选择突破与超越，努力署下自己的名字。人们欣喜地看到，他们没有亦步亦趋地跟在父辈身后，敢于在创作中甩开父辈的痕迹，甚至敢于在截然不同于父辈的艺术领域开拓，成为艺术经营、艺术经纪、设计创意、展览策划等领域的佼佼者，走出一条别开生面的艺术之路。且看靳尚谊，中国新时期油画领域的代表人物，尤擅肖像画，而他的儿子靳军的艺术之路则相对多元，既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设计方面的教学，也是一家画廊的掌门人；罗中立，他所创作的油画《父亲》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而他的儿子罗丹，在画作中喜欢用波普式的色彩进行充满张力的表达，与父亲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周春芽，中国当代艺术圈最“热”的艺术家之一，而他的女儿周褐褐，成了一位新锐视觉系艺术家，主打服装设计，作品完全异于父亲的大红大绿风格，最为偏爱的是暗黑色；叶永青，在画作中追求“天真”的艺术境界，而他的女儿叶甫纳，作品实验色彩浓郁，媒介涉及摄影、影像、装置等……人们可以期待，他们渐成当今艺坛的中坚力量。

 

近日，蔡国强之女蔡文悠在《可不可以不艺术》一书中讲述的“艺二代”成长故事，引发了读者的浓厚兴趣。本报经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授权节选书中部分精彩内容，以及作为父亲的蔡国强对女儿成长的期许，试图呈现这样一对不寻常的父女之间细腻的情感联系。女儿害怕从父亲那儿继承的“福利”多到令自己承受不起，父亲却更愿意看到一个自由、随心成长的女儿。

 

对不起，如果我让你感到怕，我自己有时也感到怕

 

蔡文悠

 

我的“工作”，别人不会认真看待，也没法写进个人简历，因为我在给自己的家人干活。

 

我为爸爸的展览和爆破现场拍摄的照片会出现在一些顶级的杂志上，如《纽约时报》、《纽约客》。此外，展览图录的封面和其中70%的作品图片也都出自我手。爸爸告诉我他挑选照片时，并不知道那些是我拍的，图录的设计师在选图时也不知这位摄影师与他有着血缘关系。不过，见到照片出现在这些众所瞩目的杂志上的兴奋之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冷静下来思量一番，我明白这些并非我的功劳。爸爸是个著名艺术家，他的作品和配图出现在报道里理所当然，只是碰巧我在现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那些照片。

 

在一个家族聚会上，阿太的一个干孙女问我，“你现在都干些什么？”我不情愿地回答，我陪着爸爸旅行并为他拍摄照片。她说，“你爸爸能有你给他当翻译并且照顾他真是太幸福了。”我内心觉得很可悲，想要纠正她的误解，但那只会浪费精力。

 

我的朋友们全成了饥饿艺术家，怀着明确的生涯规划，孤注一掷地创作艺术，我却整天帮着爸妈跑腿，预约查看百万美元的loft房产清单，或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竞拍德·库宁、罗斯科、沃霍尔、弗里德曼、勒维特这些人的作品。

 

我爸爸最近开始为即将在故乡泉州建设的美术馆收藏艺术品。我们一起翻看印象派专场拍卖会的拍品图录，认真比较某件马蒂斯的作品与他在美术馆中展出的名作是否相似，查看有无签名。我们联系在佳士得的朋友，请他提供我们感兴趣的拍品的状况报告，看看那件作品是否值得投资，思量我们愿意付多少钱。然后，为了避免爸爸在拍卖会上被人认出，便由我出场竞拍。我捧着一本夹满便条纸的拍卖图录，等待拍品现身。我觉得举牌太过招摇，想要出价时便举手示意。我出过价，然后别人出了更高的价，拍卖师便望向我的方向，看我是否还要抬价。我就点头，表示是；摇头，表示否。每当我们心仪的拍品号被报出，竞标开始，我便肾上腺素暴涨，两手发抖，却要在这一屋腰缠万贯、久经拍场的竞标者中拼命装得沉着冷静。我才只有二十二岁，就被英国腔浓重的拍卖师称作“拍场中央的女士”。有一次，我竞标成功，前排的一位中年男人回过头来表示祝贺，自称是一位画廊主，问我是不是做艺术买卖的。见到一位专业人士主动来和我搭讪，我心中暗喜，意识到自己或许真的有些特长。

 

走出拍场时我总感觉怪怪的，我坐在那里两个小时，举举手，歪歪头，花掉的钱就抵得上大学好几年的学费，而我有许多同学大概还要奋斗上十年才能还清他们欠下的学生贷款。过去，在和别人聊天时，我常常不能公开透露自己在忙些什么，但，如果我不说上星期的七天里我有两天都是在拍卖场上过的，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好说，就愈发地陷入到一种错觉里。我不善于保守秘密。

 

像许多同学一样，我也有毕业后的焦虑，试图明确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实现那些目标。但，与许多人不同的是，我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左思右想，直到醒悟，因为我没有什么紧迫感，没有“非要不可”的奋斗目标，更不必担心失业在家。我对别人说我在写一本书，而其实，我去咖啡馆上网，一上就是几个小时。

 

当我有幸与名流豪富会面，总是很怕与他们说话，便常常把自己藏在食物后面。我回到家中，与理解我、支持我的父母共处，便愈发想要躲避这个世界，害怕处理那些会对我有威胁的境况。比如，我曾与一位知名人士全家乘喷气式飞机环游世界，她邀我做她孩子们的中文老师，回去后我却连给她写一封简单邮件的勇气都没有。这事貌似不难，因此该是个好机会……但，我觉得自己百无一技。出于恐惧，我拖着不回复，直到爸爸给我鼓劲，让我能够以专业并且委婉的方式谢绝她的诚意邀请。他的话语充满智慧，帮我卸下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再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努力在生活中更加自主地做出选择。这是我大学毕业后在家获得的一些学习体验。家庭教育成了大学教育的延续。

 

我同情那些饥饿艺术家，我甚至嫉妒他们。我觉得自己拥有这种种的特权与方便，却全都没有珍惜。我会乐于在一座农场里简简单单地度过余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因此，与此相反，我尽可能地帮助朋友们，尽管自己难以使所有的点都连缀成形，至少，能画出一些点也是好事。

 

我决定把自己的住处弄成一个展厅，给忙于打拼生计的年轻艺术才俊们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坚持创作，并能有个地方展示作品。这样，纵使他们忙于一份全职工作，要负担纽约贵得出奇的生活成本，还是可以把艺术创作放在首位。我策划了一次艺术活动，召集从各个艺术领域毕业的同学开个沙龙，讨论进行一场与我家和我自己有关的“特定场地展览”的种种可能。

 

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填表时总要把“职业”一栏空着，因为再也不能说自己是“学生”了。至今，我不曾后悔选择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雕塑，虽说依旧宣称自己不想做个艺术家。每次乘坐飞机，我都要盘算半天到达后怎样向目的地国家的入境官员解释自己的职业，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无业人员，怎么会是个“空中飞人”？我不是个作家，我不想说我是个摄影师，因为我沉溺于自己的业余风格，只是偶尔拍出好照片。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能成为一位电影人或概念店主，但现在还不是，即便我是，也不愿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有许多我敬仰的人带着这样的头衔，但我现在不想（或许将来也不会想）把自己视作他们的同道。因此，在机场入境前的最后一刻，我被告知必须填满表中空白才能前行，在这一刻，我极不情愿地成了一名艺术家。

 

我意识到自己的所有兴趣都能被“艺术家”这个宽广的头衔囊括，纵使整个余生都要用来努力适应这个名词。或许，我宣称自己不是艺术家，体现的是一种更强的艺术立场，我执著地走着一条成为“非艺术家”的道路。

 

以后，我希望跟在你的后面，远远的

 

蔡国强

 

我从来都没打算让文悠当艺术家，我很忌讳这件事情。她有她自己选择的权利，有她人生的未来。

 

她一直在美术馆长大。我们把她放在摇篮里，我们在做展览。人家进去了，总以为她是作品，看了半天说怎么这个作品还会动。她从小就会评论作品，有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针对我朋友的一幅画，她会说这幅画画得很好，可它不是当代艺术，还少了点东西。我问她少什么？她说当代艺术不能只把它画出来，还得有些奇怪的地方。我觉得说得很准。

 

她也一直在想各种创意。她经常给我提供很多创意，希望她的创意可以被我使用，不会有著作权的问题。有时我看场地回来，她就说爸爸你这次在国家美术馆有多少展厅。我说11个展厅，她说哇，要想11个创意，太辛苦了。我给你的5个创意，你怎么还不用？她总是给我出主意。有时候我带她到美术馆，她会告诉我，我看你这个展厅就很合适我给的那个镶嵌画的创意。她感觉这次就应该用这个创意，你每次都说我的创意好，但你每次都不用，说明还是不好。

 

有一件事情对她有一点刺激，尽管她在书里没写。她一直感觉自己画画不够行，但她做观念艺术比较行。尤其当人家问她你做什么作品，她说我做装置。我们到美国是1995年，她应该是6、7岁。房子里有空调机，会吹气，她就把气球放在上面，那个气球一直浮在空中移动，但从来不掉到地上。她其实就是恰到好处地利用了气流向上浮升，放了一个气球。每一次美术馆的策展人来家里跟我开会，她就悄悄跑到那边把气球一放，就浮着，人家就觉得这个小孩挺神的。

 

有一次我跟她在美术馆翻达明·赫斯特的作品，一个玻璃盒子，里面一个球浮在里面，一直在浮动，我说你看看，这也是风在吹。她说他怎么可以偷我的创意。我说你看看人家的时间，你的时间是1995年，而达明·赫斯特作品的时间是1992年，她就很受打击。我跟她讲了很多大道理，艺术不在于哪个创意是你想出来的，关键在于你的目标跟人家是不一样的轨道。轨道和轨道之间会交叉，交叉的时候，创意会一模一样，没关系。当你的过去和未来和人家都不一样，你们的这条轨道就不会一模一样。后来我感到这件事情对她是有刺激的。

 

从文悠小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一直在比赛创意。她会经常跟我发起挑衅。在她小的时候，我们吃饭，她的脚一定要踩在我的脚上，走在马路上，她的手一定要插在我的口袋里。奥运会时，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半，工作重心也在这边，回到纽约时，发现文悠这个小孩不一样了，已经在读高中了。自己跟她的讨论开始慢慢不同。我发现小孩有当翻译的能力，她很快就参加了奥运的翻译工作。应该说，她那时就开始选择自己是不是成为艺术家，或者是非艺术家的道路。我有时问她，你是怕艺术家的工作很累吗？你是看我做艺术家很吃力吗？她说不是。有时我也会问文悠，你说我这样，意思是说受人关注、有成绩，是因为我特别用功，还是运气太好？她说不是，你是有才能的人。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直到今天，都感到是很大的奖赏。

 

后来，文悠还是读了艺术，看起来是一段很痛苦的过程，其实我发现她已经在改变了。以前我跟她进入美术馆，她总是很快就走出去了，有时候她就坐在美术馆的凳子上等我，看我还不过来。后来却变成总是我先出来，她还在里面看，尤其是影像那种很枯燥的，她一直在看。其实艺术对她来说是一件比较沉重，而且是比较吸引她一直关注的事情。

 

我们总是互相做着对方的行为艺术。文悠小时候拿着纸跟我说，蔡先生，请你给我签个名，拍个照好吗？今天，她已经可以告别自己的一个阶段。这本书出版之后，她马上要到伦敦读书。这是新的开始，也是离开纽约的机会。离开纽约，也算是离开爸爸。因为她坚持不在纽约读大学，一定要到罗德岛设计学院，也是为了离开我。这本新书的完成，更算是对爸爸的一次离开，也算是一次接近。文悠，我以后很希望跟在你的后面，远远的。文悠，也给我签名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