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维欣

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清末国学大师罗振玉有着诸多“头衔”，当年抢救“八千麻袋档案”为史学界保留下一笔珍贵无比的财富，更是为人传颂。而罗振玉祖孙三代都将文化传承视为己任，都与北京紫禁城结下了深厚的文化渊缘，成就“行走紫禁城的三代学人”。

汉代青铜瓦钮私印、明代内廷观音菩萨像、老坑十二眼端砚……羊年新春前夕，一批罗氏家族未曾对外展示的藏品低调亮相上海廿一私藏艺术馆，汉代玺印、敦煌经卷、西域木牍、明清绘画、古代拓本等近200件珍品向观众诉说了一个中国学术世家的传家风范。

研究史料注重动手

对于自家的这些宝物，罗振玉的嫡孙、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随祖显得很低调：“展出的东西不应算是遗产，而是我祖父与父亲研究各门学科留下的样品。”这份低调有着外界的因素——对于当前艺术品市场而言，罗家的藏品极具吸引力，不过，对于不少拍卖行抛来的橄榄枝，罗随祖统统拒绝了。“自祖父开始，对于文物都是重在研究整理，而非收藏增值。”

当年在《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家里，罗振玉首次接触到甲骨文残片，便立即明白了其中价值。不过与收藏家不同，罗振玉想方设法从古董商贩那里打听到了残片的出土地，立即让弟弟前往如今的河南安阳市小屯村附近。“祖父特意嘱咐，搜集残片并非重点，而是必须详细绘出当地山川、河流等地貌。”罗随祖说。通过史料比对等诸多研究，罗振玉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这也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从而让商代从传说成为“实史”。这对于之后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也因此，罗振玉（号雪堂）与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王国维（号观堂）一起，被称为“甲骨四堂”。

尽管罗振玉始终忠于清室而抵制民国，但是其在学术思想上却显得很新潮。罗随祖举例说：“罗振玉提出国学的三个支柱‘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这同现在的理念完全一致。他还提出古器物学的概念，把文物分成57个门类。没有活跃的思想，这样的想法很难诞生。”

受罗振玉影响，此后在故宫工作近30年的幼子罗福颐家学深厚，17岁即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学术研究著述六十年，《三代吉金文存》的具体编纂，均出自罗福颐之手。父子俩的研究绝非停留在文献之中，而是十分注重动手能力。在此次展览中，有一方精巧的“栻盘”，该物曾经是两汉时期方术之士所使用的工具，因其盘面上有北斗七星勺子般的图形，一直被人误解为指南针。罗福颐亲自动手仿制了三件用以研究，并撰写了《汉栻盘小考》，指出“栻盘”实为古人占卜天象、历算的工具，匡正误解。

家中治学“严谨而宽松”

展览中，有一幅八言楹联颇受罗随祖喜爱，上书“言信行果为君子儒，德进业修迪前人光”。这是年长其42岁的堂兄罗继祖所书相赠。家族的传承洋溢在字里行间。

罗随祖说：“祖父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此抓紧一切机会研究各种门类的学问，深怕晚一步就来不及。”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家族学术氛围，罗氏家族的研究始终没有追寻“热点”，因为“值得研究的，实在太多了”。

上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汉简出土，成为那个年代的考古学大事。当时正在干校劳动的罗福颐被指派回京进行相关研究。罗随祖回忆说，新出土的汉简是一个大泥坨，被用军大衣裹好带到了北京。当时，罗福颐让助手买了20个手术用的白瓷盘，放上水，把竹简浸在水中拍照，而后把照片一张张剪开，逐字辨认、编号，从中发现了整部《孙膑兵法》。由此知道，它和《孙子兵法》不是一部兵书，这一发现立刻轰动海内外。

成为“热点”以后，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罗福颐便将相关资料移交，开始着手建立故宫青铜器馆。1979年，罗随祖结束数年的陕北插队生活后，回到故宫成为父亲的助手，接手的正是青铜器馆的又一轮改造。而随着青铜类器物的逐渐“受宠”，罗福颐父子再次离开这一熟悉的领域，开始了当时颇为冷门的印章研究。如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年的“冷门”——金石、战国文字、竹简等都已成了热门学问。

罗随祖说，家中的治学向来严谨而宽松。“学习规矩很严，比如读书不许折页，不许扣着放书，一张纸正反面用完，还要裁成小条当书签等等。”而同时，对于晚辈的兴趣，家中始终予以尊重。“祖父钟爱我父亲和堂兄，他将自己的学术一分为二，艺术鉴赏、诗词部分给了罗继祖，把甲骨、金文、考据、金石学给了我父亲。”罗随祖介绍说。再到上世纪90年代，罗福颐病重期间，将家里的藏品一一做了嘱托。小儿子罗随祖喜欢治印，罗福颐便把印章类书籍和100多方藏印留给了他，青铜器类的书籍则留给了他的姐姐。

罗家的传承或许是特例，然而罗随祖深感民族文脉传承之重要。因而，他也希望通过此次系列展览“对传承做一个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