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往下依次为：套色木刻组画《荒滩出征》、《初醒的土地》、《荒滩新绿》、《新垦土地稻谷香》（作者戎戈，1961年）

套色木刻 《军民一家》 （作者杨涵，1959年）

毛时安

两位70岁上下上海美专毕业的老同学，陈志强和王劼音，怀着年轻人才有的那颗热烈虔诚的赤子之心，3年中先后走访了杨可扬、黎鲁、杨涵、戎戈、叶飞、赵延年、赵坚七位将近百岁高龄的版画艺术家。且不说访谈内容，就这次访谈本身就是足以令人动容的行为艺术，一段堪称21世纪“新世说新语”的艺坛佳话。这本《七星集》就是两代艺术家敞开心扉促膝交流的结果。

访谈集几乎不加任何修饰，以极为平实、朴素的记录，真实而真切地展示了七位艺术家漫长的艺术生涯，使我们在他们极为平静的叙述中，看到了那些激动过几代中国人，并且注定还将激动无数代中国人的艺术作品，是怎样在时代的洪流中产生的，展现了艰苦壮丽而动人的情景。

因为个人的爱好和多年在文艺界工作的缘故，对于七位老版画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一直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童年、少年、青年时，我无数次从画册和各种印刷品上阅读、欣赏过他们的作品。我一直把老一辈艺术家视为自己人生中的“艺术之父”。是他们用最初的文化乳汁，滋润了我们的心田，坚强了我们的灵魂，健全了我们的人格。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艺术引领，我们中很多人将会成为精神的弃儿。在我们人生最为困惑迷茫的时候，是他们的作品像北斗照亮了我们脚下的道路。近年更因为工作之故，我有缘无数次在各种展览中，直接面对他们的原作。儿时欣赏阅读的感受，越发地强烈起来。它们像大地上的野火、狂风，燃烧、席卷着一切，经久不息地冲击着你的心灵，让你无法平静，激动不已。

这些作品庄严的历史品相、丰富的艺术语言，经过七、八十年岁月的锤炼，始终保持着它们初始的艺术冲击力。其实，这些作品因为创作年代战争频仍，物质极其贫乏，用材简陋、省俭，通常尺幅也只有两三个巴掌大。我常常在琢磨，凭什么这些不到一平方尺的作品，那么静静地置放在乳白的射灯下，会焕发出如此磅礴的力量！他们为今人到底提供了什么，还能提供什么？

说到中国的当代木刻，我们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他是中国新兴版画的教父。他与青年木刻家陈烟桥们畅谈版画艺术的那个温暖的下午已经成为中国版画发展史上永恒的经典瞬间。鲁迅先生寄希望的版画，是充满着新的生命的，是刚健分明、新的青年的艺术。受访的七位老版画家，因为年龄的关系，没有得到过鲁迅先生的亲炙，但他们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生涯证明，他们都是鲁迅先生版画思想当之无愧的“精神传人”。他们不但都不约而同地用版画的形式创作过朴素传神的鲁迅肖像，用版画艺术感性地再现过鲁迅的文学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今天能提供给这个时代的就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艺术精神，也是他们的版画艺术能穿越尘封岁月的感人力量之所在。

他们身上体现着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人生的高度结合。他们的艺术从来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不是深楼小院里的无病呻吟。他们的艺术大都是在时代和艺术的双重烈焰的炙烤和淬火中产生的。文章为合时而著。他们都是在日军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之时，在日军飞机于头顶抛着炸弹，千百万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投身到艺术中去的。所以，版画从一开始就是他们战斗的武器，是他们射向敌顽的子弹，是他们激励中华民族抗争的号角，是他们表现民众疾苦灾难的方式。在抗日前线、在新四军战场、在敌占区、在国统区，他们始终作为我们苦难民族的一员，和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祖国，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在六、七十年的漫长艺术生涯中，他们和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国一起共尝着苦难共享着欢乐。1949年后，他们为共和国的新生欢欣地流下泪水，也经历过“文革”的苦难。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过他们“为人生而艺术”的理想。在艺术创作中，他们始终把自己的心铆在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之中。同时，他们的一生，几乎除了艺术，没有任何非艺术的念想，没有艺术之外的金钱、物质、名声、地位的追求。他们几十年的日日夜夜就是想着刻刀在木板上如何奏出艺术的旋律、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如何在刻刀和木板的互动中尽可能艺术地传达自己内心的或欢欣或痛苦、或苦难或幸福、或激动或平静、或叙事或抒情的真实情感。艺术和艺术的追求是他们人生的核心。最近有位外国汉学家在大谈“中国文学在西方不受欢迎”的话题。他自然是出于友好和焦虑。但我常常在想，中国的文学艺术能被西方理解固然不错，但为什么非要在西方大受欢迎呢？难道这比服务于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祖国大受欢迎更为重要吗？

他们以他们的艺术作品和艺术生活向我们昭示了“为什么去艺术”和“怎么去艺术”的真谛。可以说，这七位老版画家，都是中国版画史上功勋卓著的名家大师。他们不凡的经历，他们为中国版画艺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足以载入史册。但他们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从不居功自傲。有的直到今天还居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公房里。精神矍铄、毫无怨言。像戎戈先生九旬高龄，从5楼走下来为作者陈志强开门，临行又亲自下楼送客直到公共汽车站头。其集高风亮节和平易近人的为人之风貌，可见一斑。完全不像我们少数青年艺术家，艺术水平不怎么样，却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杨涵先生九十多岁依然拿着自己年轻时打的木刻刀在刻木刻！正是这种不计名利不求身外之物，一生沉浸在版画艺术中“游于艺”的人生，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身心超然的自由，使他们的生命之树长得那么郁郁葱葱，那么的长寿！

我曾和七位老人中的杨可扬先生有过多次接触，为他写过评论。杨先生的和蔼可亲面慈心善，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和他握手，老人握木刻刀的手，厚实柔软而有力。大约1997年，《文汇报·笔会》发表了一位华裔画家丁绍光的一篇文章，杨先生看到后随即给我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最近我偶然读到丁绍光先生的一篇题为《东方与西方--谈艺录（上）》的文章（见10月16日《文汇报·笔会》）。第一节的标题是'一部《画谱》不知毁掉多少艺术天才'。他把在没有美术教育机构和设施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启蒙、入门的一部美术教材（学习参考资料）而流传了几百年的《芥子园画谱》贬得一钱不值，甚至成为美术上的罪魁祸首，总觉得不是味道。当然《画谱》并不是什么经典著作，更不是什么金科玉律，有它的局限，但应该公平、公正才是。记得几年前，丁先生说过，要重写中国美术史。当时美术界的反映是'财大气粗'。我也觉得丁先生的一些说法，不免有点霸气。你是美术理论家，如果有同感，能否写点文章……”

凭心而论，虽然丁先生在海外事业有成让人感佩，但我当时看了丁先生的文章也颇有“同感”，也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终究没有成文。今天重读可扬先生的信，依然会感到可扬先生身上的那股凛然之气。七位老艺术家，他最为年长，可扬先生谢世时享年离100岁只差了3年！堪称“仁者寿”艺术家。

感谢志强和劼音，为七位老艺术家留下了他们人生最难忘的记忆。那天劼音给我打电话，说要写个序。我还以为是劼音自己的画册。没想到他亲自送到我家的是这本《七星集》。劼音是我多年亦师亦友的兄长，在我眼中似乎是美术界的“逍遥派”，是个埋头艺术、不问世事“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交谈中，平日散淡的劼音十分忧虑当下历史文化传统的虚无和中断，令我十分感动。在劼音和志强的这份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世道浮躁、人心浮动的年代里，依然有一种人文的力量、艺术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作为一种传统，静穆而顽强地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传递着、支撑着……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做这样的工作，也祝愿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老艺术家们健康长寿。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