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作品一次次冲破时间和年代的关隘，被改编成电影，不是偶然的。

他在1930年代初期就看清了中国在现代性和城市化进程中所不能避免的人伦悖论，在《林家铺子》和《子夜》这些伟大的小说里，他对资本的本质有痛彻心扉的认识，但他也有宽广的同情心，他擅长戏剧化地表现道德困境，拒绝让读者妄下判断，他的小说长于展示，警惕结论，他对人类关系中动机和情感的奇特性与摇摆性有深刻的理解。这一切，让他至今是一个不过时的摩登作者。

导演郑大圣一直记得12岁那年的一场聚会，长辈们在动荡过后，重聚在延安西路的文联小楼里，他们找来一盘翻录的录影带，那是他外公黄佐临完成于1949年的《腐蚀》，上映于1950年，1952年以后，因为被认为“不合时宜”而绝迹。年幼的大圣对外公的成就没有概念，对电影的原作小说和作者茅盾也一知半解，看着颗粒粗糙的画面，他惊诧于外婆丹尼曾经灼灼其华地年轻过。30年前的她烫最时髦的长卷发，盘起发髻，露出高且阔的额头，长眉入鬓，眼波里有凌厉的光。他惊艳于外婆美艳的年华和她丰沛的感情，忽略了她演的是一个被批判的女特务。

20年后，大圣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到修复后的《腐蚀》，已经成为导演的他，内心赞叹外公微言大义的拍摄手法，也对原作者茅盾生出由衷的敬意。小说从1941年夏天起在《大众生活》上连载，在当时的大环境里，茅盾写女特务赵惠明，首先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的：女特务是人，女特务是女人。他写作中的社会批判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观察，而非轻率的政治表态。若干年后，当郑大圣把茅盾早年的《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拍成电影《蚀》，打动他的仍然是茅盾写作中的“人本位”，作家对青春和欲望的洞见，是民国的，也是当下的。

在现当代作家中，茅盾的作品一次次冲破时间和年代的关隘，被改编成电影，不是偶然的。他在1930年代初期就看清了中国在现代性和城市化进程中所不能避免的人伦悖论，在《林家铺子》和《子夜》这些伟大的小说里，他对资本的本质有痛彻心扉的认识，但他也有宽广的同情心，他擅长戏剧化地表现道德困境，拒绝让读者妄下判断，他的小说长于展示，警惕结论，他对人类关系中动机和情感的奇特性与摇摆性有深刻的理解。这一切，让他至今是一个不过时的摩登作者。

在陕甘宁的白杨树出现在他生命里之前，还有一个深居上海虹口、清醒着也痛苦着的摩登青年作家沈雁冰，那个写过《子夜》也写过“私小说”的茅盾，他本来也许会与穆时英、施蛰存和刘呐鸥构成中国文学的另一幅版图。

1927年，文艺青年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沉浸在大革命失败阴影下的他，沮丧中写起小说，给自己取了笔名“茅盾”。他用四周写完中篇《幻灭》，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自述“信笔所之，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

这年他31岁，在写作上犹是“天真的沈雁冰同学”，却有天才的直觉，从他笔下流出的性感文字，释放了青春本能的小兽，写身体，写情欲。最难得的，他从男女离合和个体受挫的经历中，体察到1920年代中国第一轮城市化进程造成的人伦关系剧变，城市新移民中阶层的大冲撞与大流动，新钱遇老钱，新贵遇遗少，这种种冲击中最根本的，则是旧阶层的顽固秩序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伤害和腐蚀。年轻人改造旧秩序的梦想，不能幸免地演变成破碎的新人生。

茅盾在《蚀》中放任的直觉，迅速发展成作家的高度自觉，《幻灭》《动摇》和《追求》发表于1930年，短短3年后，他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子夜》。

小说发表时，他也许不会想到，这部作品将和中国近现代起伏坎坷的经济史和社会变迁史形成互文，1980年代初，1990年代中，以及2007年，一次又一次，在经济结构变革的转折点，《子夜》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其中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当是桑弧导演在1980年拍摄的电影《子夜》。

那年的上影厂倾尽人力财力，制作这部全明星阵容的超大制作电影。当时，上海的股市尚未开张，多数平头百姓根本不懂“做空”这类股市术语，对暴发户更是没概念。而桑弧入行前，在老上海的洋行里做过职员，对《子夜》里描述的经济活动和活跃人等，“老懂经额。”他千挑万选，选中李仁堂演男主角吴荪甫，很是引起争议。李仁堂浓眉大眼，气质淳朴，他在成名作《青松岭》里演万山大叔。此后，他频繁扮演农村干部。让他来演吴荪甫，观众不服气：大老板哪有这么土的？电影上映后，桑弧在报纸副刊上发了一篇豆腐干文章，算是“弱弱回应”观众质疑，他说，像吴荪甫这样完成原始积累的“富一代”，“土”是常态。

过了些年，有一部分人确凿地先富起来了，再过些年，挖煤挖矿炒房炒股的暴富起来，“土豪”这个词活跃起来，这时再回头看，不得不感叹桑弧眼光犀利，重读《子夜》，更叹服茅盾下笔锐利。他所呈现的不仅是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两个阵营的对立，背景里更幽深也更汹涌的是1920年代—1930年代流血漂橹的城市化进程，那时的资本如同绞肉机，没有放过任何人。

茅盾在1937年底离开沦陷的上海，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也成为他写作的分水岭。后来的茅盾，以《白杨礼赞》存在于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中。然而在陕甘宁的白杨树出现在他生命里之前，还有一个深居上海虹口、清醒着也痛苦着的摩登青年作家沈雁冰，那个写过《子夜》也写过“私小说”的茅盾，他本该与穆时英、施蛰存和刘呐鸥构成中国文学的另一幅版图。

并非小说照进了历史，透支了对现实的预言，文本“自我更新”的真正秘密，存在于人物的心灵活动中。

讲述江南农村老蚕农的小说《春蚕》发表于1932年，第2年，夏衍担任编剧的同名电影上映，被当成左翼电影的旗手，虽是默片，却被认为是底层发出的呐喊。2008年，这部小说再度被拍成电视电影。

电影的本质是带有时代烙印的产品，茅盾的小说在不同的年代背景下被改编成电影，其中循环的时代性，来自不同创作者的多重的解读、甚至有意无意的误读，成为一个复杂的话题。

《林家铺子》以1930年代的江南水乡小镇为背景，从一家店铺的倒闭，折射私有小产业的凋敝和农村经济的破产，处在道德困境中的林老板，和他这间最终撑不下去的林家铺子，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1950年代末，新中国完成生产所有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公私合营的大背景下，1958年，北影厂决定改编《林家铺子》，作为第2年的建国10周年献礼片。执导影片的水华是江苏人，从小长在江南，当他有机会在大银幕上诗意地再现水乡的白墙黛瓦、流水人家，他向童年往事投去满含乡愁的凝望，在高歌猛进的激昂中，注入了个人的柔情。

《林家铺子》的主演谢添贡献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值得回味的表演，不温不火，进退得当，这个林老板不是圣徒也不是恶人，他有卑微琐屑的弱点，也有清贵骄傲的尊严，他贿赂权贵，倾轧同行，但他内心也有乡绅的一点热肠，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中下层焦虑着、挣扎着、含辛茹苦地活着。谢添的表演从二元对立的概念化的条框里挣脱出来，在他身上，动机的摇摆和感情的暧昧交织出人性的复杂。

水华导演对林老板这个角色投入的柔情，谢添带着温度的表演，跨越了那个时代大背景下参差的误读，也遥遥回应着茅盾原作小说中闪光的质地。《春蚕》里，老蚕农通宝捍卫的传统产业是一道注定要消逝的风景，《林家铺子》里，林老板的铺子并不是仅毁于日货，它是农村经济崩溃的讯号。他的写作指向的是老旧产业的毁灭，生计链条的断裂，当经济关系改变了人伦秩序，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茅盾，在他所处的充满了血和火和恨的年代里，贡献了文坛所稀缺的一种立场：一道悲悯但冷静的凝视，对人和人性的凝视。

对现实，他持着批判的态度，他不原谅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他也不原谅资本对人的伤害，但他对深陷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对独立的人——对老蚕农、对林老板，他怀着理解之同情，落笔微言大义，让他们如其所是地活在文字中。

“小说中人物的精髓体现在人的精神和心灵活动中，这些不可见却可知的特质里隐藏着真实的人物和人生。”这是伍尔芙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里的总结，茅盾也许并没有时髦到在那个年代读过伍尔芙，但他的写作和伍尔芙的信念是同归的，在1930年代初，他的笔触已经触到现代写作的灵魂。

资本和人性，这是现代写作所不能回避的主题。人性本位的书写，更是不会过时的。茅盾的小说在不同的年代被改编成电影，创作者预设的立场是不同的，附加的意识形态指涉也是演变的，并非小说照进了历史，透支了对现实的预言，文本“自我更新”的真正秘密，存在于人物的心灵活动中。对比默片《春蚕》和电视电影《春蚕》，参照着时代背景看电影《子夜》和电视剧《子夜》，不同时期影像里所存在的参差感，反而促使我们留意改编中恒定的元素，是什么让这些小说最终超越了时间。

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银幕经典

1959年上映的《林家铺子》，是建国10周年献礼片。导演水华从小长在江南，当他有机会在大银幕上诗意地再现水乡的白墙黛瓦、流水人家，在高歌猛进的时代潮流中，他注入了个人的柔情。

《春蚕》里，老蚕农捍卫的传统产业是一道注定要消逝的风景。茅盾的写作指向老旧产业的毁灭，当经济关系改变了人伦秩序，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茅盾，在他所处的充满了血、火和恨的年代里，贡献了文坛所稀缺的一种立场：对人和人性的凝视。

导演郑大圣童年第一次看外公黄佐临导演的《腐蚀》，惊诧于外婆丹尼曾灼灼其华地美艳过。20年后，当他以导演的身份重看《腐蚀》，对茅盾涌起由衷的佩服：女特务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