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能改变世界吗？旅欧华裔导演李杨说：“改变世界不是我拍片的动力。电影于我，只是跟其他人对话的工具。”当年，即便他以现实题材创作的影片《盲井》、《盲山》先后入围柏林与戛纳电影节的艺术成就奖与“一种关注单元”，导演也拒绝把电影与现实拉扯上太多关系。

作为筑梦的载体，电影真不能照进现实吗？

影片《亲爱的》或许是个例外。10月底，就在影片下映之际，《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根据现行刑法，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但未阻碍妇女返回原居住地，也未虐待被买儿童、不阻碍对其解救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作出修改，规定前述情形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一律作出犯罪评价。”简言之，买方亦有罪。

电影《亲爱的》被喻“中国版《熔炉》”

此微博一经推送，《亲爱的》主演黄渤即刻转发并评论，字里行间难掩兴奋：“终于有希望了！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买方也有罪了！”

当然，法案的修正不能说与电影有实质性的关联。但修正的时间与影片档期几乎同行，这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亲爱的》收获了商业价值之外的社会效应，并由这种附加的社会效应加速了草案的诞生。

曾经，韩国影片《熔炉》引发无数喟叹“电影可以改变现实”。而如今，在为《亲爱的》潸然泪下之后，当年发出过喟叹的网友无不击节叫好，因为“中国版《熔炉》”俨然就在身边。

2011年，韩国电影《熔炉》公映，它以2005年发生在光州一所残障学校的性暴力案件为蓝本，描写了一名良心教师揭开学校乃至整个韩国司法界潜规则的故事。影片因极其悲怆的笔触与几近真实的震撼席卷社会公议，甫一上映就掀起韩国舆论轩然大波。压力之下，政府重启案件调查，同年，韩国国会对原先量刑偏低的性侵罪作出修订，被称《熔炉法》。

事实上，放眼整个世界电影史，影片改变现实的案例更不是孤本。比如，1988年以纪录片形式还原一起冤案的美国电影《细细的蓝线》、1999年讲述青少年权益的比利时电影《罗塞塔》等等，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实际社会意义。

真正改变现实的是这个世界里的人

既然例证何其多，那么现实题材电影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吗？这显然是个伪命题。

2007年，李杨的《盲山》撷取的也是被拐题材。它提出的伦理困境与《亲爱的》颇有几分相似：被拐卖的女孩几次反抗不成，还不幸怀了身孕，她究竟该接受营救，还是留在拐卖家庭以免骨肉分离？那一年，这难题并未转变成热点，因为影片没有在内地大规模公映过。归根结底，若没有大众传播，《亲爱的》不过是一部影片。是累计3.426亿元的票房，才让《亲爱的》上升为社会话题，产生出传播学层面的意义。

再以《熔炉》为例。2005年事件爆发后，作家历时两年半进行社会探访，后据此写成纪实小说。又过去近两年时间，影片的主演向电影公司推荐了该小说。到2011年电影面世时，事件本身已在韩国民间翻滚了近6年，《熔炉》公映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换言之，是先有了关于“性侵孩子”、“司法内幕”之类的社会话题，才有了小说蓝本，进而衍生出电影《熔炉》及之后的连串反应。在这条从案件到立法的事物发展链中，电影不过是酵母、是放大镜，真正改变现实的还是世界本身，是这个世界里的人。

回到最初的问题。电影能改变世界吗？《亲爱的》导演陈可辛说，他不敢相信。可套用卡夫卡形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句话——“冬天，用斧头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无济于事的，只会惊醒冰面下的鱼。最终消融这冰面的，一定是春天，而不是斧头。”

电影，不是春天，但可以是惊醒世人的这柄斧头。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