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6年开始，一方面是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及与中国革命党人的频繁交往，使他认识到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勃兴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和宪政主义思想促使他以平等的姿态看待周边的邻国。1916年3—4月，奉政府之命考察了韩国和满洲的部分地区，撰写了《对满韩的考察》一文。在文章中对日本的所谓满州“经营”提出了建议，警告日本不可过分贪欲，过于露骨地强调日本的利益。对于当时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排斥和抵抗心，他表示：“（中国人的行为）虽然有些狂热，但总体来说爱国心的勃发是今天在谈论现代中国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现在中国的民心，一方面是主张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另一方面则是唤起了对外国侵入的强烈反抗。”（《选集》第9卷、第42页）

令我比较感兴趣的是，1916年，在述及日本对待中国的政策时，吉野使用了“跋扈”“侵略”这样的词语。在《日支亲善论》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原本一直以中华大国自居，看不起小国日本，却不料小国日本如今却成了东洋的强国，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有时以高傲的姿态蔑视大国的中国，自然无法使中国对日本产生亲切的感情，“而从日本方面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态度，有时也就变成了它不得不对外侵略的理由，而对中国持以侵略性的态度，自然就会与中国发生冲突。”（《选集》第8卷第206页）因此，若要与中国建立起真正的亲善关系，日本对华的扩张政策就必须改弦更张。

受托开始研究中国革命党的历史后，吉野意识到了中国的新兴力量和未来的希望在于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身上。当时日本的主流看法，都把当时中国南北之间的力量角逐看作是权力的争斗，吉野却认为革命党的主张和行动体现了“改革弊政、建设新中国的勃勃富有生气的全民族的诉求”，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新兴力量（《选集》第8卷第257页）。1917年8月，吉野出版了他花了大半年时间撰写的《支那革命小史》，这本书由八章和一个附录组成，内容相当详实，不只是一部革命史，实际上是自甲午战争前后开始一直到第三次革命为止的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史，他在序言中说：“最近二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可谓是催生新中国诞生过程中的一段苦涩经历。中国是否有未来，恐怕将取决于革命运动的前途如何。……《支那革命小史》实际上是我坦直地叙述中国人为达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一部书，同时也借此机会表示我对中国民族的敬意。”（《选集》第7卷第3页）

也就是说，1916年以后，吉野作造的中国认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革命党人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他虽然深知前途恐怕还是崎岖坎坷的，但只要这批新生的力量仍在发展，中国应该还有未来。而那时的大部分日本人，包括资深的中国研究家内藤湖南等，都觉得靠中国人本身的力量已经很难改变中国，而须借助日本的力量，由日本来帮助中国的改造（内藤湖南《支那论》，1914年），吉野却较早地洞察到了中国新兴力量的崛起，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中国有些微明的将来。

作者：徐静波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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