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使得他把目光移向中国的，大概有两个机缘。一个是1914年2月起，吉野到新开设的政法学校授课，由此结识了戴季陶等一大批早期国民党人。1913年9月孙中山策动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纷纷逃亡日本，试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1914年2月，曾经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律顾问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寺尾亨博士（1859—1925）在东京发起成立了政法学校，培养训练有志改造中国的中青年人，教员中汇集了一批东京帝大的杰出教授，刚刚从欧美游学归来的吉野也被邀请来讲授政治史。以后一直至1919年6月学校关闭为止，吉野坚持在这所学校授课，学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他由此接触到了一些不同于他往日天津时代接触过的官场的中国人，也多少使他对中国问题萌发了关切。

1915年4月，他请戴季陶在东京大学政治史讲座中作了一个题为“支那思想的变迁”的演讲，6月5日在筑地的“同气俱乐部”举行的“外交问题研究”的聚会上，他见到了做演讲的孙中山，之后一起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餐叙，戴季陶担任了现场的翻译。第二个是受托开始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展开了研究。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从1905年前后开始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头山满（1855—1944）、寺尾亨等请吉野从政治学专业的角度研究一下孙中山等人的中国革命史，在日本播扬一下他们的革命精神。头山满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扩张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他一切活动的出发点，1881年发起成立了“玄洋社”，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亚洲主义者，主张东亚国家联手抗击西方势力的进逼，因而支持代表了中国新生力量的孙中山革命党。由于头山满等的委托，吉野才认真地把目光投向了此前的辛亥革命以及此后的革命党动向，除了文献的阅读外，他还积极与戴季陶、殷汝耕等人交往，此后又数度会晤黄兴，从他们那里直接了解革命的宗旨、活动及今后的计划。1915年末，从1906年左右开始就与宋教仁等革命党交往、辛亥革命爆发时又专门到中国来表示声援的北一辉（1883—1937）写出了《支那革命党及革命之支那》，寄给了吉野一部，吉野读后对此甚为赞赏，还专门去访问了北一辉。

1915年开始，吉野把他精力的相当一部分，移到了中国问题和日中关系上。恰好在此时，日本政府借一战爆发之际驱逐了中国胶州湾的德国势力，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扩张日本权益的“二十一条”。显然这是非常过分的、横暴的无理要求，不仅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吉野所任教的法政学校的中国学生，也举行了罢课以示抗议。吉野对此事也非常关注，在当年的6月迅速出版了《日支交涉论》，详细讨论日本的对华政策。从狭隘的日本人立场出发，认为“二十一条”从日本帝国的立场来看，“大致来说是最小限度的要求”，“从帝国将来对中国的发展来看，是极其合适的处置”，肯定了“二十一条”的正当性。这一言论，后来被看作是吉野作造对华观的一个污点，实际上却说明了此时的吉野，尚未脱去几乎所有这一时代的日本人所具有的国家主义情结。但同时从基督教徒、多少有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宪政主义者的视角，他也明晰地指出：“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理想，在于帮助中国，与中国合作，中国和日本都作为东亚的强国，在所有领域伸张自己的势力，以此为世界的文明作出贡献。……不可分割中国的领土，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尊重其独立，充分发挥出他们国家和人民的能力，这必须是我们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选集》第8卷，第134-135页）在这里，吉野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既试图坚持自由平等的基督教甚至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同时仍然无法摆脱国家主义立场。

作者：徐静波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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