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处于摸索阶段，作品主要是以处女作《且听风吟》为代表的短章式长篇小说；第二阶段受欧美长篇小说叙事的影响，以《挪威的森林》《世界的尽头与冷酷仙境》等作品为代表；第三阶段的转型则完成于《奇鸟行状录》。

1991年初，村上春树启程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两年之后又应邀到美国塔夫兹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在旅美的四年半时间里，村上创作了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其创作契机源自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图书馆的阅读经历，他在那里接触到关于诺门坎战役的书籍，“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我所寻找的题材……我决定将这场战争作为小说的纵轴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的藏书使村上接触到日本历史教育中被屏蔽的战争真相。而最终促使他选择将战争、暴力作为主题的，主要还是源自旅美期间作为日本人作家的主体意识的觉醒。1991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50周年，美国全国上下洋溢着浓重的反日情绪。村上觉得在那样的情形下，日本人最好闭门不出。“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那里（美国）不存在‘与己无关’撇清关系的气氛，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或多或少必须背负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对此，杰·鲁宾表述得更为明晰。“正是在远离日本的美国，他开始更加清楚地看到二战的历史与日本当今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美国，他才开始严肃地思考他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村上作品中，反思战争与历史的主题较为明显的主要是《奇鸟行状录》与《刺杀骑士团长》。村上曾经这样讲述创作主题转变的“回顾（我的创作），自《奇鸟行状录》开始，我的作品的确呈现出方向上的转变，渐渐失去了都市性的精致和轻松。同时，出场人物逐渐表现出要‘参与其中’的意识。”20世纪90年代开始，村上的创作开始“介入”历史与现实社会。需要指出的是，村上的“介入”，与在普林斯顿大学接触到诺门坎战役的历史，以及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直接相关。此后的村上不仅开始反思历史，而且思考“恶”与“暴力”的起源。不妨说，村上的反战基于父辈的战争经历的历史记忆，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日本的战后作家中，具有反思精神的作家为数众多。例如创作《樱岛》的梅崎春生、创作《野火》的大冈升平、创作《真空地带》的野间宏、创作《黑雨》的井伏鳟二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他的小说《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揭露和谴责了右翼暴徒的行径。大江多次在作品和演讲中明确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天皇制，并参与、发起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因此，村上对战争的反思，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日本战后派作家的精神遗产，体现出当代作家的良知。

在中国，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广为人知。一般读者较为关注的是作品中的恋爱情节，而很少注意到作品的时代背景。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了1968年至1969年间席卷日本全国的“全共斗”学生运动。在作品中，主人公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冷眼旁观的立场，“大学被封锁后停了课，而我去了运输公司打零工。”村上的作品中贯穿了他对于体制（system）的反感与抗拒，对于共同体也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他在演讲《高墙与鸡蛋》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这段话明确体现了村上的政治立场。从整体而言，他的思想倾向于民主主义，对于国家体制抱有强烈的抗拒态度，对于体制的“恶”与“暴力”也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当然，他的创作多采用隐喻的手法，《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弑父”，《奇鸟行状录》中从水井中穿越到208房间，用棒球棒击杀象征着恶的“绵谷升”，以及短篇小说《再袭面包店》中以狂欢式的荒诞行为对抗体制的压抑，从各个侧面体现了他以文学对抗“恶”体制的基本态度与立场。

作者：邹波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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