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村上春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周年，新潮社于今年推出了《刺杀骑士团长》的普及版文库本。四十年前的1979年，村上的《且听风吟》于讲谈社《群像》杂志刊载，并获得群像新人奖。在《且听风吟》的第一章，有一段容易被忽略的主人公的自述。“我一共有三个叔叔，一个死于上海的郊外，战争结束两天之后踩上了自己埋的地雷。唯一活着的三叔做了魔术师，在全国的温泉地巡回演出。”无疑，这是村上在作品中第一次涉及“亲人”“战争”等关键词，但这一沉重的话题未待深入，便湮没在洋溢着青春失落感的细节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村上也很少谈及自己的私事。他的年谱中仅仅透露出父亲出身京都的寺庙，二战期间作为士兵到过中国战场等有限的信息。直到1996年，在与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访谈中，村上无意中说起年幼时听父亲讲述过他在中国战场的经历。

也许是亲眼目睹，也许是自己动手，总之是非常悲伤的事。（略）对于父亲，这无疑是内心的伤痕，所以也是我内心的伤痕。我和父亲相处并不融洽，这也许是我不要小孩的原因。（《伊恩·布鲁玛的日本探访》阪急交际出版社1998年版）

1997年，村上接受罗拉·米勒采访时也谈及，对自己而言，父亲讲述的战争是“记忆的遗产”。2009年2月，村上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奖的获奖演说《高墙与鸡蛋》（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中主动地公开谈及父亲。村上讲述，去年（2008年）去世的父亲就读研究生时被征兵，参加了中日战争。村上年幼时，用早餐之前父亲总是面对佛龛长时间地祈祷。村上问过一次为何祈祷，父亲回答是“为战场上死去的人”。村上直言，从中感受到的死亡的阴影和氛围，是继承自父亲，为数不多却极为重要的东西。

时隔十年，村上以自传性随笔的形式重新审视自己所背负的历史与记忆，坦诚且详尽地讲述了父亲与战争，以及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等问题。随笔以“关于父亲我所记得的事情”起篇，首先讲述了一则幼年轶事。读小学时，村上春树曾和父亲把家中一只母猫丢弃在离家两公里远的海岸边，随后便骑着自行车回家。可是，猫竟然比他们先回到了家。后来，村上了解到父亲幼年时曾被收为养子，一年左右回到生父母家中。弃猫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与父亲年幼的经历重叠，似乎是一种巧合的叙事。然而之后出现的父亲三度应征入伍，安全生还的经历，又与猫的回归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关系。一旦被丢弃或面临死亡，并重新回归，猫不再是从前的猫，父亲也不再是入伍前的父亲。另外，弃猫的行为似乎也是关于历史记忆的隐喻，即使选择遗忘、抛弃，也无法彻底消除，甚至会出乎意料地重新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村上的父亲共有兄弟六人，其中三人曾应征入伍。除父亲之外，一个在缅甸战场差点丢了性命，一个被编入预科特攻队，侥幸生还。经历过特攻队的叔叔看见京都街头的右翼宣传车，总要教训年轻人：“你们这帮蠢货，根本不懂真正的战争，才会这么胡说八道……”村上为何在《且听风吟》中进行虚构，让主人公说一个叔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死于上海郊外呢？显然，这并非村上实录亲人的经历，而是通过虚构亲人战死的情节，纪念父亲每天早晨为之祈祷的那些战死者。

在随笔《弃猫》中，村上讲述了自己为何长期以来不敢触碰父亲从军经历的原因。还在读小学低年级时，村上听父亲讲述了在战场处决中国战俘的事。日本军方为了让新兵尽快适应战场，下达了违反国际法的处决战俘的命令。“父亲的回忆中，军刀砍掉人头的残忍景象，无疑强烈地映在我年幼的心里。”在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我”的同学雨田政彦的叔叔经历了中日战争，被命令三次以军刀砍杀战俘的头颅。这部分描写便是直接来源于村上亲耳听闻的父亲的亲身经历。

村上还找到了父亲在战争期间所写的俳句，其中一首是“身为兵卒亦为僧，无言向月手合十。”战争结束后，父亲将早晨的诵经作为“功课”，并告诉年幼的村上，自己为战争中死去的战友以及交战方的中国人诵经祈祷。少年村上听后没有继续追问。村上回想当时的情形，并非因为父亲的阻止，或许是“我自己内心有一种抗拒继续追问下去的某种东西”。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村上原先一直以为父亲隶属于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连队，即南京大屠杀中最先攻进南京的先锋部队。父亲去世后，村上详细调查了父亲的从军资料，发现父亲原来隶属于同一师团的辎重兵第十六连队。而且，父亲于1938年8月1日加入连队，距离日军1937年12月攻陷南京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得知这一真相，村上才终于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心结。此后，1941年村上的父亲第二次被征召入伍，由于尚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被视为未来的国家栋梁而免除兵役，而他隶属的第十六连队在缅甸几乎全军覆没。父亲第三次入伍是1945年6月，在日本国内服役，仅两个月后日本战败。战后，村上的父母结婚，1949年村上春树出生。

2019年6月6日，《朝日新闻》刊登了学者、翻译家麦克尔·艾梅里克（Michael Emmerich）的文章，标题为《村上春树 超越个人史》。艾梅里克认为，“谈到父亲时，村上并非要讲述自己个人的故事，也并非要追溯自己的作家经历。而是身为作家去冷静地把握，在更深之处，我们勉强能抬起头在激流与漩涡中隐约可见的，宇宙的残酷的偶然的样子。”艾梅里克指出，村上的随笔并非个人史，而是充满偶然的世界的真相。翻译家鸿巢友季子也在文章《关于村上春树的〈弃猫〉》（《文学界》2019年7月号）中指出，村上在与芥川奖女作家川上未映子的对谈中提到，写作仿佛一栋房子，地下一层是“自我”“父母兄弟”“创伤”，地下二层是村上文学的重点，属于潜意识领域的题材。“以前的村上为了进入地下二层，总是避开视线，不去看日本现代文学的私小说性的主题。”如今，村上终于产生了观看地下一层的念头。

村上在随笔《弃猫》中详谈父亲的战争经历，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两点原因。首先，《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第二部问世以来，作品中关于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日本的侵华历史以及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描写，引发了广泛关注，是村上较为深入地触及历史的作品。详细讲述父亲留给自己的“记忆遗产”，有助于阐明作品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主题。其次，2019年五月一日，日本改用新年号“令和”，日本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之中。笔者相信，村上在这样的时间点讲述战争记忆，出自一种责任与良知，意在提醒国民正视历史。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经历了昭和、平成，于今年迎来令和这一新的时代。但是，战争的责任并未清算，历史的重负并未消失。在日本开启令和时代的当下，追忆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显得尤为必要。

顺便提一下，村上作品中有许多涉及中国，但在《奇鸟行状录》之前，大多不涉及战争记忆。村上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题为《去中国的小船》。他在访谈中这样说过：“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融入了中国因素。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很有缘份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小说中出现了华侨学校的中国老师、大学二年级时认识的中国女孩、28岁时重逢的高中同学。村上的早期作品《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都出现了一个酒吧老板“杰”，他是中国人，为人风趣，日语流利，却从来没有回过中国。在长篇小说《天黑以后》中，还出现了一个遭受伤害的19岁中国女孩“郭冬莉”。在村上春树小说里，“中国”借助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得以呈现。换句话说，这些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真实具体，基本上都是善良的小人物。村上春树作品的英译者、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认为，《去中国的小船》“记录的是叙述者如何对他生活中邂逅的几位中国人开始怀有一种负罪感的过程”。

《弃猫》结尾处讲述了另一则隐喻性的轶事，村上家一只小猫曾爬到树上却下不来，第二天早上不知去了哪里。村上这样讲道：“我时常会想起位于夙川家中，院子里高高的松树。回想那只也许已在树枝上化作白骨，却还像残留的记忆一样紧紧抱住树枝的小猫。然后思考死亡，想象朝着遥远下方令人目眩的地面，垂直降落的困难。”换言之，向上爬升隐喻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这不难做到；而朝着地面降落，隐喻关注历史与现实，则并非易事。然而后者正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这或许正是村上想通过《弃猫》向读者传达的信息。

作者：邹波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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