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虽然安东省庵得到益王琴时，朱舜水已经去世，但他起念之时，朱舜水可能还在世。如果朱舜水会弹琴，作为最重要的门人，安东省庵不可能对琴如此一无所知。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人见竹洞、朱舜水问答的准确性。

关于朱舜水（1600—1682）琴事，高罗佩《中国古琴在日本》（初刊于《武藤教授在职三十年记念论文集》，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研究馆，1937年，第123-160页）的记载大约较早。此文后来经过修订，附入1940年日本上智大学出版的 《琴道》。文中说：

来日本的时候，朱舜水带了几张中国古琴。他自己显然不是一位琴家，但就像所有中国学者一样（尤其是明代的学者），他研究琴学，并且知道如何鼓琴。朱舜水把他带来的一张明益王制作的古琴以及一些中国琴谱赠与了他的日本弟子安东省庵。这些琴谱收藏在安东省庵家中，后来村井琴山对它们进行了研究。（此处据宋慧文等译文，中西书局，2013年9月,第244页）

这里提到的益王琴，名“霜天铃铎”，高罗佩不仅将其照片作为《琴道》插图，并加注解，在他身后出版的修订重排版（1969）中，还特地补充说：

此琴目前仍藏安东家中，1949年我曾有机会考察此琴……（第207页）

山室三良《安东省庵——以其学问与交游为中心》（《九州中国学会报》第七卷，1961年6月，第124页）也提到了这次高罗佩携中国夫人的访琴之旅，但他称赠琴者是继朱舜水、东皋禅师（1639—1695）之后东渡乞师的另一位明遗民张斐（非文，文中误记为“斐文”，约1635—1687后）。

高罗佩提到的村井琴山（1733—1815）关注安东省庵的藏琴与藏谱多时，曾蒙安东后裔赠以琴图，又得到许可，遣门生去抄录琴谱，后来更在书中将抄得的安东所传九曲全部刊出，且云：

是本明季义士霞池先生张斐字文斐（引者按：“文斐”当作“非文”）传之省庵先生。（《琴山琴录》卷上）

至此，赠谱者同样出现了朱舜水、张斐二说。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一家合影

关于获赠益王琴，安东省庵写过《琴铭（并序）》《琴谱订要序》《谢素轩惠明琴》三篇诗文，明言赠琴者是门下弟子武冈素轩（？—1740）。这一点已经岸 边成雄（1912—2005）指出，证据充分（《江户时代琴士物语》第80、139-140页，但“明琴”误作“唐琴”）。高罗佩可能没有看过《省庵先生遗集》，但他既然提到“村井琴山对它们进行了研究”，书中还有对《琴山琴录》的介绍，那就应该看到《琴山琴录》全录的安东省庵《琴铭（并序）》，第一句便是“武冈素轩惠以明琴”，文末还有村井琴山识语“所谓明琴，乃益王之琴也”，可谓明明白白。

古琴之外，安东省庵也提过琴谱，是在贞亨四年（1687）给武冈素轩的信里：

前论曰张先生将令令侄琴谱之中钞录其难解处以授我，闻之不胜欣抃。（张斐《莽苍园稿》，凤凰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02页）

此处“张先生”，亦即张斐。因日本海禁，张斐只能在长崎暂留，通过武冈素轩与安东省庵建立了密切的书信联系。《琴谱订要序》云：

向拜诵《莽苍园文稿馀》，有《琴记》。素轩生亦曰：“先生于琴，极其精玅。”予顿生求琴学之指南。先生令令侄邃庵公劳高手撰《琴谱订要》以赐。此书订古谱之误，辨指法之要，费精力而后成者。（《省庵先生遗集》卷三）

两相对照，可知“令侄”指张斐之侄“邃庵公”，所劳“高手”则是对“邃庵公”劳作的敬称，并非另请了一人。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安东省庵的琴谱来源，肯定不是张斐，“邃庵公”也不过“订古谱之误，辨指法之要”罢了，朱舜水更不知依据何在。只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得到益王琴后，安东省庵曾经“借看琴谱”来学习辨别断纹真伪（《琴谱订要序》）；其二，从《琴山琴录》刊出的安东所传九曲来看，全部可见于东皋禅师所传琴谱，据村井琴山比勘，只有极少数指法出入，可见也是东皋琴学一脉。

再来看朱舜水的琴艺。高罗佩说他不是“琴家”（lute player），但“知道如何鼓琴”。岸边成雄也说，朱舜水“琴艺是相当高的”（《江户时代琴士物语》第18页）。的确，儒门乐教，杏坛弦歌，从孔子、文中子、朱子一路下来，古琴当真是须臾不离，“无故不撤”，极符合大儒的“人设”。

然而，《朱舜水集》（朱谦之整理，中华书局，1981年8月）、《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徐兴庆编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11月）这两部目前搜集朱氏著作与资料最丰富的书中，非但没有任何朱舜水会弹琴的记载，却有这样一条人见竹洞（1638—1696）与朱氏的笔谈记录：

问：先生少时鼓琴乎？

答：吾乡有能琴者，仆能闻之，然不能鼓之。（《新订朱舜水集补遗》第234页）

能听不能弹，朱舜水所言，足够明确。

某次与安东省庵笔谈，及于海禁，朱舜水说：

若曰禁令不可渝，何以欲留弹琴之人……（《新订朱舜水集补遗》第199页）

此处“弹琴之人”不知是不是指东皋禅师，但朱氏显然是对事不对人，批评指向海禁国策。不过，仅仅懂得弹琴，在他的心中并无特殊地位也就足可想见了。

还有一个反证。安东省庵《琴谱订要序》还说，武冈素轩赠琴之前，他已经“欲学琴，无知者，每以为恨”。前引他给武冈素轩的书札，其实前后还有这么两句：

自贤契惠琴，三年于今，欲学之，世无知者，殆无益无弦之琴，并其趣亦不知。使是宝物为虚器，真可惜也。……盖是物圣贤所玩，如《复圣操》《思贤操》，学者不可不知，通其一曲，亦乐莫大焉。（《莽苍园稿》第202页）

安东省庵“使是宝物为虚器”，憧憬着“通其一曲，亦乐莫大焉”，可见他全然昧于琴艺。这里需要强调，朱舜水与他并非寻常的师徒关系，可谓情谊笃厚，密切之极。朱氏初到，得以居留长崎（1659），经过了安东省庵的多方周旋；而在受聘于江户（1665）之前，生活极其困窘，又是安东省庵分出俸禄之半以供养他，自身则甘于清贫。可以想见，虽然安东省庵得到益王琴时，朱舜水已经去世，但他起念之时，朱舜水可能还在世。如果朱舜水会弹琴，作为最重要的门人，安东省庵不可能对琴如此一无所知。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人见竹洞、朱舜水问答的准确性。就连人见竹洞本人，也到十多年后认识东皋禅师，才满足了学琴的夙愿。

附记：

安东省庵致武冈素轩书信中提到的张斐“令侄”，导致了一段小小的公案。《江户时代琴士物语》将女性琴人专辟一篇，最后提到一位中国女琴人张邃庵，说她是张斐的侄女，张斐让她撰写过一本题为《琴谱订要》的教材（第18页）。最初看到这里就不无疑惑：从直觉上来讲，“邃庵”并不像一位女性的号，况且张斐志在反清复明，赴日目的在“乞师”、“求用”，辗转生死、奔波万里之际，将侄女带在身边做什么？

不过，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夏与张斐同船到长崎的人里，的确有一位“邃庵”，唯不姓张，名为任元衡。这位任元衡，同行的朱舜水之孙朱毓仁给日本今井弘济（1652—1689）的信里，说“……得同里张斐先生者，因舍亲任邃庵（元衡）求见，请其东来”（《文苑遗谈》卷二），当是朱毓仁的亲戚。但宇佐美充《书刻张非文真迹后》又说：“元衡，非文之外姻也。”（《莽苍园稿》第266页）可见任元衡是张斐妻族的亲戚。二者对勘，任元衡可能是朱、张两家的亲戚，但也不能排除朱毓仁是为求办事便利，托言“舍亲”云云。

等看到本文所引安东省庵致武冈素轩书札及《琴谱订要序》，才明白撰《琴谱订要》的“令侄”就是“邃庵公”。既然以“邃庵公”相称，他自然是一位男性，当即陪同张斐第二次赴日的任元衡。这里明确他与张斐是叔侄关系，而又不同姓，“外姻”之说就得到了佐证。因此，出现在日本琴史上唯一的中国女琴人张邃庵，显然不存在。

《江户时代琴士物语》第140页特地在“姪邃庵”三字旁标注读音，“姪”注为“めい”，即侄女。古代汉语中的“姪”确曾用来称呼女子，千百年来几经变迁，旧义却还保存在现代日语中，这大约正是导致误解的缘由吧。

“邃庵”还留下了一个历史记录：张斐再次无望而归后，任元衡又曾两番东渡，他是目前所知最后一个赴日乞师的明遗民。

作者：严晓星（本文承稗田浩雄先生、苏枕书女士提供材料，解读文献，致谢）
编辑：于颖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