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哲学学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张雄：

儒商精神是“中国方案”的文化基因②

文汇报：传统认为，儒商精神就是针对企业家和商人的。孔子的“义利观”对商人提出了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更高要求。在您看来，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我们今天强调儒商精神的意义是什么？

张雄：具体来看，当代的儒商精神就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市场精神。首先是伦理层面，儒家有一套完整的理想人格的设计，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保持完整的自我？需要一种自省的精神。不同于西方的“怜悯和同情”，儒家对市场经济的人格预设是“良知”。为了对抗自由竞争市场的贪婪，亚当·斯密呼吁富人用“怜悯和同情”救济穷人，但这只是高高在上的良心发现和自我救赎，本质上还是利己的；“良知”则从内在性出发，讲求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检讨，是每个市场行为者应当具有的德性；其次是社会层面，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企业不仅要考虑自己盈利，还要考虑企业的生存和履行社会责任。当今中国不少成功的企业将儒商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企业文化中，是儒商精神的践行者。最后是刚才提到的  “和合”精神，要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

从儒学到儒商，从儒商到儒商精神，从儒商精神到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今天研究儒学，最后引申到具有民族特色、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是要寻找一种能够代表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后走向世界的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一个深刻的见解：经济发展必然受文化精神的内在驱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受新教伦理的驱动。但是，他认为中国无法催生现代市场经济，因为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离的，它缺乏来自内部的自我变革和否定精神。然而，历史证明了我们不仅能实行市场经济，还实行得有声有色。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方案”何以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要梳理、寻找支撑中国巨大物质文明成就背后的文脉究竟是什么，这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重提儒学、儒商、儒商精神，不是回到一般意义上的儒学概念，而是应当将其看作一个文化符号，上升到人类需求的整体精神高度来看待它。儒商精神还原到最后，是一个文化基因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针对企业家的市场伦理问题，更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传承，是体现国民文化个性和价值观的文化基因。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有过一个精彩表述：“在历史进程中所保存和丰富的是历史本身，是灵性。过去不异于在现代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因此，研究儒商精神也是要将儒学思想进行现代转化，将几千年前先秦古籍中的“孔子”引到今天在我们共和国大地上行走的  “儒商”，这不是简单的复归历史，而是结合当代人的实践进行再创造，将现代儒学的价值上升到中国符号的高度，这才是历史的灵性，是历史的积极性质。

作者：陈瑜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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