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徐家汇实际上成为晚清中国士人一窥“西学”究竟的窗口。要知道，晚清时期，作为“西教”的天主教与中国社会发生了诸多冲突，清廷、地方官以及民众在抵制“西教”的同时，又对“西学”有着极大的兴趣。而徐家汇成了中国社会了解“西学”“西教”的窗口。             

比如，前文提到的《益闻录》《汇报》在中国耶稣会士李问渔的主持下，传播许多“西学”知识。加上天文台、博物院等自然科学事业、育婴堂等慈善事业，徐家汇的诸多事业的确为天主教树立了某些较为正面的形象。“天津教案”爆发后，天主教的育婴事业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各地“教案”频发，“民教冲突”影响到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也增加了清廷的外交危机。在上海主办《万国公报》的美国新教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即以徐家汇为例，证明天主教的“劝人为善”，所举各项事业也有益于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徐家汇成为来华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传教士自我证明的案例。             

徐家汇这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吸引了中外人士的目光，前来观光浏览的人士络绎不绝。据《江南传教史》记载，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各天主教修会传教士们，在经过上海时，多访问徐家汇，各国海军军官及外交官们也是参访徐家汇的常客。而中国方面人士的参访，则带着某种认知“西学”的需求。             

土山湾雕牌楼

比如，代表了教育事业的徐汇公学，在每年年终举行奖励会时，传教士们邀请地方官前来观礼。徐汇公学的教育内容是中西融合的，在办学上“崇尚科学，文理兼重，中西贯通”（参见马学强：《“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近代上海徐汇公学研究》）。而气象台、天文台等则可根据监测信息，预测台风的动向，能为远东和南洋地区的航运提供准确气象信息，也成为代表西方科学创造力的标志。             

不少清廷官员也来此参观，如晚清名臣郭嵩焘。1879年由欧洲返回中国的郭嵩焘，在抵达上海后到各处游览。1879年4月11日，他同友人来到林乐知主办的格致书院，参观该处所藏各种小型机器和化学仪器。参观过后，林乐知又陪同郭嵩焘一同到徐家汇游览天主教方面的各项事业。郭嵩焘在传教士和中国神父黄伯禄、沈则宽的陪同下，参观了徐汇公学、博物院、印刷馆等处，又特别关注天文台的各种测量仪器。郭嵩焘一直强调中国社会需要“实学”，徐家汇的诸项事业可以说提供给他认识西方器物“先进性”的机会。《益闻录》评价郭嵩焘“于行色匆匆之际，犹欲一展眼界，其留心于天文格致之学，亦可见一斑矣”。在晚清时期，参访徐家汇的晚清中国士子和官员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实际上，徐家汇的诸多事业，也成为汇聚了一批近代上海地方知识分子的文化空间。晚清文人邹弢曾在《益闻录》上刊《游徐汇花园记》一文，文中提及“博物楼中，药水浸龟蛇鱼鳖，已有多年，形状如生，亦一奇也”。             

1881年晚清上海地方文人沈祥龙（娄县人）在与友人参访徐家汇后，也赋诗一首：            

一鞭风雨里，结伴作清游。楼阁高延爽，园林淡画秋。异书千卷列（藏中西书甚多），奇物八方搜（内有博物院）。相对殷殷意（谓诸司铎），凭拦话海州。肃肃规模具，同行广厦中。诗书严教学，金木考专工（内设公学及育婴所诸艺事）。格致群言萃，研求一理通。利人心自切，事不涉空空。……             

此诗比较形象地表达了晚清士子对徐家汇各项事业的观感。             

还有比较典型的如张謇与马相伯、李问渔等人之间的交往。李问渔曾编《古文拾级》一书，以为徐汇公学学生学习古文作参考。张謇为此书作序，并称“李君方以宗教教世，自吾交数年，而识其为谨笃质厚之君子也”。晚清知识阶层在通过徐家汇认识“西学”的同时，也认识了“西教”。

作者：李强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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