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石黑一雄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英国的前半生。1979年的秋天，他还留着嬉皮士的披肩长发，背着吉他和打字机去东安格利亚大学读书。在创意写作班的课堂上，他遇见赫赫有名的马尔科姆·布莱伯利和安吉拉·卡特，然后发现除了成为摇滚明星之外的另一个梦想，那就是当职业小说家。这段关于20世纪的个人回忆录充满了世界主义的情怀，显得温馨而又从容。然而，他话锋一转，谈到了对本世纪的忧思。他说，最近醒来，发现自己其实生活在泡沫里，他从小就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人文主义价值观可能不过是一个幻觉，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要促狭。为什么一个曾受惠于欧洲战后多元文化主义的日裔移民后代，会对当下的西方世界产生今不如昔的幻灭？石黑一雄的悲观显然是有感而发的——9·11之后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欧盟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和“脱欧”之争，难民危机和欧洲极右势力的危险复燃……这正是作家担忧的严峻现实。为此，石黑一雄发出呼吁，希望我们去“尚不为人知的文学文化中发掘宝藏”，因为越是生活在一个分裂加剧的时代，人们就越是要加强倾听，用“好的写作和阅读去破除文化的藩篱”。             

石黑一雄

黑一雄并未提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却表达了与之相似的愿景，那就是让文学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变得更为开放，穿破民族文学筑起的高墙和边界。有学者认为，1827年的歌德之所以向秘书艾克曼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是因为中国文学给他带来的震撼。普希纳（Martin Puchner）指出，歌德当年之所以心仪世界文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语境，那就是不满于德意志民族在19世纪20年代对法国文化的依赖，痛感同胞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霸权和本土民族主义之间进退维谷。对歌德来说，世界文学意味着一种克服危机的武器，它不只是让德国人读到《玉娇梨》或《论语》，更是让德意志文学从欧洲文化的边缘进入中心。同样，当 《共产党宣言》为世界文学的到来吹响号角时，欧洲正处于1848年革命的危机之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助推下，世界文学可以成为一种带有世界主义意蕴的文学文化，克服“民族的单边性和狭隘性”。犹太裔德国学者斯皮策（Leo Spitzer）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纳粹蹂躏欧洲时流亡伊斯坦布尔，他们各自所做的世界文学论说亦可被视作为欧洲文明的崩坏做一些修复尝试。或许可以说，危机与世界文学总是如影随形，两者存在某种双生关系。

作者：但汉松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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