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数字化敦煌之路

只要敦煌洞窟存在，就永远要去保护它。但是时代不一样，采取的手段、科技也不一样。所以就要找到更好的办法去有效地保护它。敦煌的建筑、彩塑、壁画历经千年，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已患有多重病害。保护工作纵使能延长它的岁月，也很难阻止它发生劣化，很难永久保存。数字化实际上是预防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

“文革”结束后，我作为副所长，发现研究所成立30多年了，还没有建立科学档案。《文物法》要求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做到四点：第一是保护范围，分为核心范围、一般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三层保护；第二是得有标志，表明这是保护重地；第三是要有博物馆机构，敦煌研究院就是博物馆机构；第四就是要有科学档案。那么科学档案怎么做呢？我的理解是一个洞做一个。做科学档案，应该有文字记载，有示意图，有什么病害也得标注，还要有证据。做的时候我就去翻老的资料，看过去的照片。伯希和拍了好多的照片，他出了一本《敦煌图录》，总共六本，这就很了不起了。斯坦因拍得很少。我们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拍摄。当时我们也去查了一下20世纪40年代的，比对以后发现，壁画有的没有了，有的模糊了，这就给了我一个信息：壁画是在退化的。我们得赶紧做档案。

做着做着，我们发现胶卷过上多年是会变化的，照片也会变。这就有问题了。壁画受到大自然的作用发生变化，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现在是跟它搏斗，但是有的是没法克服的。如果照片也慢慢变了，这个档案有什么用？我当时想要求高一点。我1978年开始抓这个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有了录像，我就请人去录像。后来说录像也会消磁，最后也保不下来。照片会变，录像要消磁，那么这个档案，只记下一点文字、一点示意图，那还有具体的东西吗？最后都没有了。所以我心里很不满意。

世人都希望莫高窟万寿无疆，但是这不可能。莫高窟在非常缓慢地变化，尤其是到后来，对外开放了。1979年参观者是一两万人，1984年一年是10万人，我们已经有感觉，怎么到了夏天这么多人？又过了15年，增加了10万，再过三年，参观的人数达到31万。我说这不行，15年增加了10万，这三年达到31万，说不定过几年就越来越多了，它会加速度的。我是2015年退下来的，当时跟2014年就不一样了，2014年是81万，2015年115万，2016年135万，2017年170万，2018年估计将近200万。所以想去想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控制人数。控制参观人数没错，国外就有相关经验，但是我们说要控制，有关部门却希望看到游客越多越好，这是不是矛盾？你老说保护保护，人家不爱听的。不让观众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那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可能苦恼了一两年，忽然有一天想到做数字档案。把数字档案复制到电脑里，可以带到北京看，可以带到纽约看，哪儿都行。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做出来？现在不像过去干什么都要进洞，能不能数字化以后配上音乐，讲上故事，叫观众看？

做数字档案的契机其实也很偶然。我喜欢关注仪器，关注科技。有一次出差看见电脑，我说这不是计算机吗，怎么它不是计算，而在放画面呢？我看了以后很有兴趣，最后快看完时，我说是不是没了？别人说不会的，只要把图像变成数字存在计算机里，它就可以永远保存。当时我不懂，但我看了很长时间。陪我去看的人是搞遥感的，是他建议我去看的。后来我就问这位搞遥感的先生，我说这玩意我们试试看行不行？他说可以。其实他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我因为不懂就胆子大，认为找到办法了，我去找省科委，省科委的人一听也兴奋，说樊院长你要做成了，类似这些东西都可以保护。后来还找到国家科委。

我们就开始尝试，过程其实也很艰难，一度效果不大，后来我们又去找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合作进行敦煌石窟艺术数字存储。我要求高保真、高清晰，颜色、形状不变。西北大学的专家说：“最好胶卷也不用，用数字相机，可能能够保证颜色。”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调整，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在改进，另一方面是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比如后来的软件可以自动调颜色。这一过程中既有外国人的功劳，也有国内一些大学如浙江大学的功劳，但是最后还是得靠我们自己。现在全球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点击浏览敦煌艺术，而且是高清的。但我对此还不满意，为什么？只做到了信息化，还没做到智能化，还要往前。

我们做到现在，目的就是两个：永久保存、永久利用。保存下来干什么？第一，为我们单位的保护提供资料。第二，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那利用是怎么做？我就想，把数字档案配上音乐和故事，效果肯定好。其实我当时提的时候，技术还没达到，又过了几年才达到了。我说：“我要高保真，要通过数字叫大家来看，就要球幕，只有球幕才能达到临场感。”后来我们就奔着这个方向去做，自己花钱制作了两部电影，一部就是数字壁画的球幕电影《梦幻佛宫》，让大家身临其境地加以感受。另一部的产生是有缘由的，以前我自己做过调查，站在洞里听讲解员讲，看观众的表情，观众从洞里出来扎堆往外走，我就跟着听。他们就议论西方列强偷文物，在那里义愤填膺，基本上没人在谈这个艺术的价值，所以我认为他们没看懂。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成洞窟，告诉他们历史的、文化的东西。所以又拍了一部讲故事的电影，叫《千年莫高》。

还没有做数字电影的时候，莫高窟早就实行预约制度了。我们提供多条游览路线，大约搞了10条线，参观的洞窟价值相近，都要预约。有了数字化电影以后，我们在模式上就改变了，原来来看洞的，现在先在球幕影院里看数字电影，把游客的兴趣也引出来了。两场电影看完，车子在外面等，然后到莫高窟，讲解员给你讲解。原来要两个钟头，现在一小时一刻钟，因为45分钟时间是花在看电影上了。游客一般看十个左右的洞窟也就满足了。所以我们等于改变了一种管理方式，这么一改变后，现在组织得很好。警卫说：“现在尽管人很多，但我们没觉得多，因为井然有序。”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不让太多人随便上核心区。因为莫高窟和数字展示中心有距离，要坐汽车过来。原来是想在莫高窟建数字展示中心，后来我们说不行，因为人不能都堆在这里，这里是莫高窟核心区。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数字中心，人还是要到莫高窟来，自驾车、大巴车、中巴车都来了，你怎么管理？现在观众看完电影以后还有四个展馆，一个博物馆、一个美术馆、两个陈列馆，还可以慢慢欣赏。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敦煌保护的规范化

关于敦煌的保护工作，我不敢说现在是内行，但起码我背了好多法律文件，什么《文物法》《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我那全有，有时翻一翻，我就是靠它们的。事实上，地方上动不动就想对我们这个保护范围动脑子，甚至想要莫高窟入股上市。我当然不懂金融，但起码知道，入了股、上了市那就更麻烦了。假如没钱用了，可能就要求我卖一个洞。但问题是我没这个权力，这是国家的、人类的世界遗产，不能卖啊。

1998年，我马上就60岁了，还差半年退休时，当了院长。我开始以为就当个几年，谁知道一当就是17年。我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在敦煌总共干了55年。我刚上台的时候，就安排起草一个条例，参考《文物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把一些重要理念放进去，比如完整性和真实性等。完成后，就找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大。总的来说他们态度还不错，2002年甘肃省人大通过《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3年颁布。这个条例很好，包括保护对象、保护范围、管理机构、旅游管理、政府职责，都写了。这些依据《文物法》是必须要有的。我在国家文物局管法律司的学长认为，这个条例是很多地方性文物保护条例里搞得最好的，把国际上的一些理念都填进去了。举个例子，门票收入只能用于保护，不能移作他用，这都写进去了。因为动不动就有人看上我们的门票。我说我不能给你，保护文物的钱都不够，怎么能给你啊？还有人认为，莫高窟的外围范围划得很大。我说这又不是我划的，是国务院通过国家文物局派专家来划好，我现在就是照此执行。实际上这是为了留一个历史的空间、历史的环境，如果边界逼到门口，各种各样的事都来了，那能行吗？

有人说，敦煌研究院好像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吓唬人，但我怎么是吓唬你？我就靠法律呀。我老说，我靠的什么呀，第一，靠的是自律，我要把自己管好，不然我怎么带大家去干？第二就是靠法律，所以我那儿有一摞法律文书，经常看。

除了这个条例，我们同时还编撰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我们请有资质的规划师来搞，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国合作，保证规划的科学性。这涉及全面评估，复杂极了，洞窟有多少数量，还有环境，通通评估一遍，人文研究工作也要评估一遍，开放程度也要评估一遍，管理也评估一遍，然后定出总的目标和分项目标，定出措施。我们的大目标就是要做成世界级的敦煌研究院，承担敦煌莫高窟这个世界遗产的保管责任。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世界级的遗产保护中心、世界级的开放接待中心。

有的人说“计划计划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我说那不行，咱们必须按照规划来。定的时候有总的分类，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还有实施性。我们就要实施它，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去做事。编制总体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对莫高窟实施科学、恰当的保护和管理。

保护条例和总体规划，使我们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所以这应该是我们管好莫高窟的两个重要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莫高窟时，认为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旅游管理的方法，为有效地保护莫高窟树立了典范。他们希望各国都了解这个案例。

什么是“莫高精神”

我曾经用四句话总结了“莫高精神”。研究院60周年的时候我就想总结。我觉得一定要把老先生们的精神给流传下去。我就总结了四句话，第一句话是“坚守大漠”，不是“艰苦奋斗”，大家都在艰苦奋斗，但研究院独特之处在于坚守大漠。第二句话是“勇于担当”，我们一定要让敦煌莫高窟这个不可移动的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让它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博物馆。保护、研究莫高窟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使命，落实到具体单位，我们是实际的担当人，就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第三句话是“甘于奉献”，我们不是无私奉献，而是甘于奉献，因为都是“自投罗网”来的，这种境界就更高。很多老先生就是这样，像常先生，他是留学回来的，本来好好地待在中央美院（当时叫北平艺专），但他来了就没走。段先生开始是想来看看，也没有人强迫他，最后他也留下来了。很多老先生都是自己甘愿来的。他们都默默无闻，甚至耽误了子女上大学，令人感动。这不就是甘于奉献吗？自己把自己的一生放在这儿。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他们到哪儿工作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他们不选别的地方，就来敦煌。最后，我们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目的是什么啊？就是“开拓进取”。咱们不唱高调，一定要开拓，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这16个字，就是莫高精神。这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我只不过是总结了一下。我也是在他们的感召下留下来的。说实话，本来我也不是不想走。但是常先生那时这么困难，没房子、没电、没水、没交通工具，只有牛车、驴车，他留下来了；段先生进城拉个驴，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狼，驴吓得不行了，慢慢僵持了一大阵，估计这只狼吃饱了，没过来，否则可就危险了。当时就是这么艰难的情况，但他们都留下来了。有前辈在前面，我为什么不能留下呢？

我认为敦煌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多么渺小。敦煌是历时千年的文化瑰宝，我做了17年院长，加上做副院长也不过三四十年，跟一千年能比吗？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我，我不过是个接力棒，不能把一个不好的棒传下去。敦煌太重要了，我们不过是做了一点事，就那么一小段，所以应该把它做好，对国家、对人类、对子孙后代负责。世界遗产一定要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现在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呢？只能说往这条路上走。世界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研究院这么多年几代人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容易。前面任重道远，路还远着呢。

作者：叶祝弟   杨义成（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编辑部2018年12月2日访谈樊锦诗先生记录整理稿，收录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激荡：一个人的四十年》，2019年9月出版）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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