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底什么是“危机”呢？从词源上讲，英文的“crisis”来自古希腊语（图1），意 为 “选 择”、“裁断”和“决定”。德国概念史学家科泽勒克 （Reinhart Koselleck）对“危机”一词进行溯源时指出，（图2）的实践是城邦政治的一部分，构成了古希腊城邦民主的核心；而在《旧约》 《新约》传统内，（图3）（krisis）获得了神学意义，它指向了末日审判，危机既意味着神的裁决和拣选，也包含了救赎的希望。现代西方赋予了“危机”两层新的意义。其一是1857年爆发的首次全球经济危机，德语“Krise”一词具有了经济学内涵，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并无神性可言，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的顽疾，会定期发作并最终在历史进程中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危机”的另一个现代用法，与19世纪兴起的历史哲学有关。这里，它不再是宗教的末日事件，而是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正是凭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或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断裂，人类才得以从危机时刻进入全新的、未知的历史阶段。所以，科泽勒克的结论是，“危机是现代性的结构性标志”，现代历史就是危机的历史。            

平克（Steven Pinker）

随着后冷战时代 “柏林墙”的倒塌和西方自由主义的高歌猛进，福山曾发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这无啻于宣布“全球危机的终结”。然而，尽管自由主义看似在全世界占据上风，我们却并未获得对危机的免疫；相反，自由主义本身成为了麻烦的根源。美国政治学教授丹尼恩 （Patrick J.Deneen）认为，自由主义带有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因为它“作为一种鼓吹自由的政治制度，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无力感、碎片化，让人们缺乏信任和相互憎恨”。吊诡的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光谱的两端都招致仇恨。如果说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因为普通美国家庭不切实际的消费欲望，那么这种缺乏责任感的心理也正是源于自由主义的纵容。丹尼恩进一步认为，当代自由主义让 “文化本身走向了解体”，原本在地文化可以提供一套伦理规范来约束社会成员，但文化被以自由主义的名义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滥用自由的“反文化”。丹尼恩窥见了21世纪自由主义内嵌的自毁性——它非但不会终结危机，反而会在全球经济秩序的边缘地带不断激起暴力反抗。    

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危机和之前有何不同？或许可以乐观地说，当代地缘政治危机（如9·11和叙利亚内战）无论如何夺人眼球，在毁灭性上也不可能与上世纪动辄千万人殒命的世界大战相提并论。这正是平克（Steven Pinker）敢于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中论证人类历史进步观的原因。然而，为什么我们对危机的感受却比父辈更强烈呢？克鲁克山克（Ruth Cruickshank）在《危机的美学》一书中认为，作为转折点的危机在当代变为了一种修辞，被媒体和市场不断地构建和操纵，目的是为了让全球市场经济永远存续下去。尽管当今全球危机的烈度在降低，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也在加强，但危机作为一种话语却被前所未有地媒介化，成了后现代的典型景观。硅谷的产品发布会，好莱坞的科幻灾难大片，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视频……危机叙事无时无刻不在流通和复制，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算法甚至还能向用户推送符合阅读期待的危机新闻。随着我们在21世纪感知现实和交流沟通的方式变异，泛滥的多媒体影像正将危机嵌入大众的想象与无意识，左右了我们的叙事程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作者：但汉松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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