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是当代上海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商圈”，也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空间。因而，该区域在承担商业功能的同时，也被建设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集中地“徐家汇源”。徐家汇如此密集的历史文化资源从何而来，又与近代上海的发展有何关系，成为每一个来此游览之人应思考的首要问题。             

实际上，在徐家汇和土山湾生活过很长时间的近代思想家马相伯（1840—1939）曾回应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徐家汇是“徐文定的徐家汇”，“徐文定公的精神遗产，在徐家汇充分保留了好些……”（相老人语录，徐景贤记《徐文定的徐家汇》）马相伯口中的“徐文定”即明末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而生活在明末的徐光启又与近代的徐家汇有怎样关联，此地又是如何保留徐光启精神遗产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应将历史的目光转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近代中国。                          

1842年“鸦片战争”还未结束时，三位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抵达上海周边传教。他们是 南 格 禄（Gotteland）、李 秀 芳（Brueyre）、艾方济（Estève）。三人所起中文姓氏，表达了对明末清初时期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Ricci）、南怀仁（Verbiest）、艾 儒略（Aleni）的纪念和敬仰。  

土山湾彩色玻璃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难深重的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和清廷官员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自强之法。“洋务运动”成为贯穿晚清七十年的一个时代主题，因而“西学”知识在晚清中国成为上下求自强的重点之一。在这种时代环境下，新耶稣会士为更好地完成使命，也制定了一项“科学计划”，系统地输入西方科学、教育、出版、慈善等文化体系。实施这一“科学计划”的中心就在徐家汇。不能忽略的是，葬在徐家汇的徐光启实际上在二百多年前就与来华传教士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             

不过，一开始，耶稣会士选择董家渡作为他们的会院，但当时的江南教区主教传信部教士意大利人罗伯济（Besi）要把主教府设置在董家渡，耶稣会不得不把会院搬出。1845年时，耶稣会已在横塘设有修院数年，但此地处于稻田中，过于潮湿，不利于身体健康。南格禄就计划将会院迁到附近的佘山去。后来随着事业的进展，传教士最终选择在徐家汇建立他们的会院。他们选择徐家汇作为会院的因素主要有：一，徐家汇是徐光启的故乡，他的墓地也在此，其后代子孙中信仰天主教的仍有很多居住在徐家汇，并在肇嘉浜旁设立了一个小的天主堂，传教士既感念徐光启，也看重徐家汇的宗教信仰基础；二，徐家汇靠近肇嘉浜，水道便利，北可通上海县城，南可通松江府城，有利于该地的长期发展。             1847年3月，梅德尔（Lema觘tre）在徐家汇小堂旁买了一块地皮，开始建造房屋。另一位传教士薛孔昭（Sica）则在常熟附近罟里村刘姓“教友”那里得到大笔捐款，指定给耶稣会使用，这笔钱款就成为建造徐家汇会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建设徐家汇的一开始，传教士受到了一些阻碍。梅德尔请上海地方官发了一个告示，要求乡民不得搬运窃取物料之后，才顺利建成徐家汇的会院。             

1849年至1850年间，江南地区闹饥荒，很多难民逃到上海周边，聚集到徐家汇的民众也颇多。会院收养了二三十名男童，于是在北面设立了一所徐汇公学。1852年时徐汇公学的学生已有44名，一个中国秀才主持他们的学业。而横塘的修院也早在1847年时迁到徐家汇。从此，徐家汇成为耶稣会在江南地区传教的中心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会设立在这里的各种事业和建筑逐渐增多，徐家汇也成为晚清上海社会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按照耶稣会主办各项事业的性质，我们大致可将徐家汇的空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信仰空间：包括1851年建成的徐家汇圣依纳爵天主堂，该堂1906年重建，被称作是远东天主堂的代表；耶稣会住院建筑群；大小修院；女修会的会院等。             

二是教育文化空间：包括前文提到的徐汇公学；1920年创办的徐汇师范；1867年即创办的崇德女中；1904年创办的启明女中；1923年创办的圣诞女中；1914年创办的类思小学；以及1903年创办的震旦大学，该校1908年迁至卢家湾，成为闻名于世的耶稣会大学；此外，1847年开始设立的徐家汇藏书楼也是徐家汇文化空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科学文化空间：主要是指1873年建立的徐家汇气象台、天文台等，徐家汇测验台随着科学任务的扩张，实际包括多个分支机构，处理不同的科学任务，徐家汇气象台负责检测气象和地震，佘山为天文台，昆山菉葭浜为验磁台，在外滩洋泾浜口又有发布气象信号的“旗号塔”；此外，还有1867年建成的博物院，该博物院最早由传教士韩伯禄（Heude）创办，收集了长江流域的动植物标本，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里面的展品有虎、豹等的头骨，以及各种鸟类标本、生物化石、植物样本等。             

四是慈善文化空间：主要是土山湾育婴堂，1855年在横塘设立的孤儿院于1864年迁至土山湾，后来发展为工艺院，收养男性孤儿，举办各项工艺事业（包括木工厂、五金厂、中西鞋作、风琴作、图绘馆、印刷所、照相馆、机器厂、铁工部、电器部、装订部）及小学校等，成为近代上海职业教育的先声，也是西洋绘画引入近代中国的重镇；此外，还有1869年迁来徐家汇的“圣母院”，该院主要收女婴，由修女们照顾。             

五是出版和印刷文化空间：包括土山湾的印刷所，该所于1869年成立，是天主教“书籍传教”的重要工具，所印刷的书籍据称“不第流传于江南地方，竟通行中国二十四行省，外至安南、日本、暹罗、缅甸、南洋、欧美各国。凡有中国侨民所至之处，莫不用土山湾所出书籍……”云云；此外，还有1879年正式刊行的《益闻录》，后期的《汇报》（1912年更名为《圣教杂志》），以及1886年成立的《圣心报》（参见李天纲《徐家汇——上海的“拉丁区”》一文）。             

可以说，以上五个物质的、非物质的部分共同构成了徐家汇作为近代上海社会重要文化空间的整体。在晚清时期，作为文化空间的徐家汇就吸引了来自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前来参观、访问，促进了各种西方文化和科学事业在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传播。因而，可以说：近代的徐家汇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宗教性的集群社区，又是一个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公共文化空间。

作者：李强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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