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留影

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不是“传统的保守势力”，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新文化人。因他们特别担心，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这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出于好奇，闯进了瓷器店，悠然转身离去时，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片。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张竞生（1888—1970）不可，与其选择“性学专家”，不如说是“卢梭信徒”。作为北大哲学教授，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无限风光，这其实是不虞之誉（毁）。十年前，我为张培忠著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撰写序言，提及不仅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莫过于张竞生：“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1919），到北大教书时的专著  《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卢骚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烂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一直到晚年撰写‘半自传式的小品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

同是北大哲学教授，美国博士胡适引进杜威，名满天下，引领风骚数十年；法国博士张竞生信奉卢梭，为何举步维艰，成为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的方向，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终其一生，张竞生最为春风得意的，莫过于北大任教那五年（1921年10月—1926年6月）。授课之余，在《晨报副刊》上发起爱情大讨论，提出爱情四定则，出版《美的人生观》；以哲学教授身份征集并出版惊世骇俗的《性史》，一时间举国哗然。这些举动虽被保守人士视为“国民公敌”，但新文化人大体上是支持的。转折在于1926年6月南下上海，创办关注妇女问题与性教育的《新文化》月刊以及让人充满遐想的美的书店。此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未完全向世俗社会投降，始终昂起头颅，但不管是翻译世界名著，还是筹划乡村建设，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历史是如此无情，主要不是看当事人的志向，而是看其实际业绩。张竞生留在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确实只是“性学专家”。至于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乡村建设实践家云云，只能说有此潜质与意愿，最终因外在环境以及个人因素而没能真正实现。

▲《新文化》月刊

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称“张竞生时髦的行运到十五年底为止”（岂明：《时运的说明》，1927年2月26日《世界日报副刊》），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张竞生也曾奋起反击，但周氏一语成谶。此后的张竞生，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始终无法摆脱“性博士”的恶名。

对我来说，谈论这位风光五载、落拓半生的北大前辈、家乡贤达，褒贬之间，需要史家的清醒，而不是“理解的同情”。其中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是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当初一笔带过，这回借为《张竞生集》作序，进一步阐发。因为，这是理解张竞生之所以长期被扭曲与遗忘的关键，也是让其重新浮出海面所必须闯过的重要关卡。

查蔡元培1921—1926年日记，提及不少学界人士的名字，就是没有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而此前他俩在法国是有过交往的。1934年蔡元培在《东方杂志》第31卷1号上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提及其着意聘请的不少文理科教授：“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其实，最接近蔡先生美育趣味的，应该是本校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后世论者谈及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如何逐步推广，提到很多名字和著述，可就是没有张竞生及其《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邓牛顿在论及“美育运动的实绩”时，提及许多名字，同样没有张竞生，参见《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16—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虽未正面提及，但在作为附录的“中国现代美学著译要目”中开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已经是个例外了）。提倡“美治精神”，拓展“美间”、“美流”与“美力”，甚至创立“美的政府”，以求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25年]之《导言》中称：“倘若此书长此终古，作为乌托邦的后继呢，则我也不枉悔，因为它虽不能见诸事实，可是我已得到慰情与舒怀了。”）——此等乌托邦论述，不管你如何评价，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有亲缘关系的。只可惜蔡先生不愿提及，后世的研究者也充耳不闻。

北大同人中，热衷于译介蔼理士，并撰有《猥亵的歌谣》（1923）、《女 裤 心 理 之 研 究》（1924）、《与友人论性道德书》（1925）等的周作人，最有可能成为张竞生的同盟军。但查1921—1926年的周作人日记，没有张竞生的踪影，其中1924年底附录有“知友一览”，区区十二人，自然更轮不到张博士了。不过，同样关注性心理与性教育，竭力破除世人的性禁忌，这方面，周作人确实给过张竞生很大的支持（1925年5月北京大学印刷课第一版《美的人生观》上，张竞生《序》开篇引录周作人的《沟沿通信之二》，结尾则“我极感谢周作人先生公正的批评”）。

2014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性史》，封底引周作人的话，可人家谈的不是《性史》，而是《美的人生观》——“前几天从友人处借来一册张竞生教授著《美的人生观》，下半卷讲深微的学理，我们门外汉不很懂得，上半卷具体的叙说美的生活，看了却觉得很有趣味。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开明：《沟沿通信之二》，1924年8月27日《晨报副刊》）周作人还有一篇谈张竞生的文章，但评价已大为逆转：“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做《美的人生观》时的大胆我也颇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岂明：《〈“新文化”上的广告〉按》，《语丝》第124期，1927年3月25日）1960年代，周作人撰《知堂回想录》，其中“北大感旧录”那组文章很动人，分别谈论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损、许之衡、黄节、孟森、冯汉叔、刘文典、朱希祖、胡适、刘半农、马廉、钱玄同、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等；若再加上“北京大学”、“蔡孑民”、“林蔡斗争文件”、“卯字号的名人”、“三沈二马”、“二马之余”等节，周作人谈北大同事的文章实在够多，可就是没有张竞生。

检索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版《胡适全集》，总共44卷，第21卷收录了初刊1929年《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引述张竞生但语带嘲讽。第29卷三次提及张竞生，那是1922年3月5日、5月30日和6月2日的日记，属于事务性质，不带评价。值得引录的，只有第31卷的1928年6月3日日记：“北大学生聂思敬来谈。他带了张竞生一封信来。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后面张贴了《张竞生的一封公开信》，谈的是译书计划：“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编辑部经验所得，断定如有十万元资本，以之请编辑七八十位，按时译书，则数年内可将世界名著二三千本，译成中文，其关系于我国文化至深且大。”这里的“不可以人废言”，已经蕴含“此人声名狼藉”这一前提。这就难怪胡适日后口述自传，只字不提当年北大哲学系同事张竞生。

胡适与张竞生的精神气质及学术路数完全不同，不提及也就罢了；令人意外的是，主持妙峰山进香调查的顾颉刚，也不提张竞生。1922年1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除了培养研究生，编印书刊，还设有考古学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室、方言调查会等。1926年8月18日刊行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24期上，提及下属各单位业绩，风俗调查会除了发放表格，请暑假回乡学生以及各地学校代为调查，再就是“由本会自行派员调查者，计有妙峰山东岳庙、白云观及财神殿进香之风俗”。查1923年5月19日、1923年11月10日、1924年3月6日、1924年6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研究所国学门启事》、《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魏建功）、《张竞生启事》、《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开会纪事》等（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484—14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证实风俗调查会确系张竞生发起成立的。可惜的是，现代学术史上颇为显赫的妙峰山调查，竟与张竞生无缘。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等上妙峰山，调查香会的组织、礼仪以及民众心理等，此乃北大提倡民俗研究后开展的第一次正式调查，领到了调查费用五十元。在4月30日的日记中，顾颉刚称：“到妙峰山看烧香，想了好几年，今日乃得实现。”为何如此期待？原因是：“在研究学问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1925年5月13日《京报副刊》第147《妙峰山进香专号》）查顾颉刚1925年日记，后面附有师友联系方式（地址或电话），共约130人，可就是没有风俗调查会首创者张竞生。

在《〈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顾颉刚提及参观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会陈列室的人，“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很感到圣谕的尊严，但到了风俗和歌谣室时便不然了，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这点让他很愤慨：“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因而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这还不算，又添了一句“固然，在风俗物品和歌谣中有许多是荒谬的、秽亵的、残忍的”。经由新文化人的积极鼓吹与提倡，猥亵的民间歌谣以及卑微的风俗物品，作为文学或史学的辅助材料，很快就登堂入室了。唯独不能接受的，是张竞生主持的关于性史的调查。

▲张竞生北大任教聘书

据张竞生回忆：“我当时是‘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在调查表中由我编出了三十多项应该调查的事件，其中有性史的一项。会员们（都是教授）在讨论之下，觉得性史的调查，恐怕生出许多误会，遂表决另出专项。所以我就在北京报上发出征求的广告了，这个可见性问题在我们当时看来，也是风俗的一门，应该公开研究的。”（张竞生著、张培忠辑：《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第15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另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下卷103—104页）这个刊1926年初《京报副刊》的征求性经验的启事，含九项内容，从几岁春情发生，到手淫、梦遗、同性恋，再到口交、嫖妓、性好、性量、性趣等，“请代为详细写出来”：“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张竞生：《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1926年2月2日《京报副刊》第403号）

▲《浮生漫谈》

1926年5月，张竞生编纂的《性史》横空出世，虽然张本人的《序》及《赘语》努力学理化，但七个案例细致入微，文采飞扬，成了主要看点。一时间，民众争相抢购，不法书商伪造续书，道德之士纷纷谴责，而“张竞生忙碌半年，分文未取，却被一世恶名，而且人生道路从此发生逆转，以至蹉跎终生，每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参见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第348—36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众多谴责与迫害，最让张竞生铭心刻骨的，是原北大总务长、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日后长期执掌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在《浮生漫谈》和《十年情场》二书中，张竞生对蒋梦麟如何刻意迫害他，有绘声绘色的描写。蒋梦麟抗战中陆续写成的英文自传《西潮》，以及提到很多北大文科教授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都只字未提杭州拘捕张竞生事。不过，在《西潮》第十九章“反军阀运动”中，蒋曾反省在杭一年工作：“我当时年壮气盛，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若坚信张竞生败坏社会风气，有损北大声誉，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蒋梦麟，是有可能出手的。至于具体细节，在相关档案发布之前，只能先听张竞生的一面之词。

在我看来，与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一大批新文化人的论战，对于张竞生来说，是很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半个多世纪后，另一位性学专家刘达临谈及《性史》风波：“张竞生经受了两者打击，一是传统的保守势力，一是借性学之名行淫秽之实的书商，而后者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太激进，太孤军深入，如果多一些灵活性，多一些藏拙和含蓄，也许能少经受一些打击，多实现一些理想。可是，人们又怎能以此苛求一个奋不顾身的勇士呢！”（刘达临：《20世纪中国性文化》第15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后一句很有见识，前一句则不太准确，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不是“传统的保守势力”，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新文化人。因他们特别担心，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自己成烈士不说，还连累此话题也成了禁区。这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出于好奇，闯进了瓷器店，悠然转身离去时，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片。

这就回到，为何同是关注民众日常生活，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大获好评，而张竞生的性史调查却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除了世人误解以及环境压迫，还得谈谈张竞生自身的气质与才情。

作为留学法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是有一定的专门学养的。只是因其好出惊人之论，当年北大同事，普遍对他印象不佳。单看他为青年开书单，你就明白这个人何等自恋与狂傲。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是如日中天的胡适，同年2月27日的《京报副刊》上，刊登第十五位名流学者北大教授张竞生所开书目：（1）《建国方略》（孙中山著）、（2）《红楼梦》、（3）《桃 花扇》、（4）《美 的人 生观》（张竞生著）（夸口夸口，玩笑玩笑！），以下六书为译本，能读原文更好：（5）《科学大纲》（英丹森著）、（6）《创化论》（法柏格森著）、（7）《结婚的爱》（斯妥布士著）、（8）《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9）《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10）《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在众多中外名著中，非要插入自己刚出的小书不可，虽加了一个括号——“（夸口夸口，玩笑玩笑！）”，还是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细读前后文，这可不是自嘲或幽默，显然，北大时期的张竞生是很自负的。

▲《爱情定则讨论集》

在一个崇尚中庸的国度，意气风发，标新立异，既是巨大的诱惑，也是致命的陷阱。以“奇谈怪论”暴得大名，其实不祥。当然，不排除张竞生有意为之，故作惊人语，挑战公众神经。在《卢骚忏悔录》第三版序言中，张竞生称：“做好人已难，做有革命性之人更难。你想他若是庸庸碌碌，当然不能得盛名。他的得名乃在他的特见伟论，这个当然不免于惊世骇俗，而引起一班仇人反对了。……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这段话虽是开列书目三年后才写的，但张竞生的思维方式及发言姿态，我以为早就设定了。要得“盛名”，就得有“特见伟论”，就得敢于挑战权威以及世俗偏见，即便当时备受诋毁，后世也可收获盛誉。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立言乃至扬名的策略。

北大时期，说说大话是没有关系的。1926年的负气出走，此后是另一番天地。因《性史》事件饱受非议，留在北大也会不愉快，但相对来说，大学还是比较能容纳“异端邪说”的。离开相对宽松且清高的大学，跑到十里洋场，独立经营书刊，不能不向商业逻辑转变乃至投降。《十年情场》中称自己出版《性史》不是为了钱，理由是：“我当时是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在我未出《性史》之前，我已在社会上蜚声我的《爱情定则》与《美的人生观》了。就当时说，我的经济极优裕，对于傥来物的钱财我是看不上眼的。”这话我相信。但上海时期的张竞生，追求轰动效应，获取商业利润，却是不可避免的。此后江河日下，很难再有充裕的时间与从容的心境来从事研究或著述了。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美的人生观》1924年5月印成讲义，1925至1927年间重印7次（参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上卷第23页，广州出版社，1998年）。

多年后，张竞生曾有很好的自我反省，那是《十年情场》第一章“开始研究性学”。张称自己编《性史》主要受英国学者蔼理士影响，加上“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想法很不错，但操作有问题。蔼理士《性心理学》主体部分乃学术讨论，附录的“性史”仅作为参考资料，属于“私行本”，成年人方能购买。反观张竞生的《性史》第一集“价钱不过三毫，人人可以买得起”，且全书“只有性的叙述，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张竞生自己也承认，征文及选文的方向出现偏差，导致“《性史》第一集中未免有‘小说化’的毛病”，难怪时人将其作为淫书来抢购与阅读（参见《张竞生文集》下卷第103—108页、《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第154—159页）。虽说日后诸多续书乃不法商人牟利之举，与张竞生本人无关，但开篇没做好，科学性不够，这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始作俑者，难辞其咎。更何况，到上海主编《新文化》月刊，创办美的书店，商业方面的考量迅速上升，诸多言论及举措确实不得体。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真正给他沉重打击的，是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新文化人。“性学”本是很严肃的话题，社会阻力大，容易被曲解，研究者须十分慎重，切忌哗众取宠。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早年用文学眼光及笔法来做社会调查，虽说有瑕疵，但那可以谅解。由《性史》而转为《新文化》（对于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以及《新文化》月刊，彭小妍有较为通达的评说，参见彭小妍  《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即便没赚到钱，也惹了一身腥，很多人怀疑其谈“性”说“欲”动机不纯。周作人之所以区分张竞生1926年前后的著述，便是从各种奇谈怪论背后读出铜臭味：“民国十六年以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从一月一日起，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他在《新文化》的第一期上大提倡什么性部呼吸，引道士的静坐，丹田，以及其友某君能用阳具喝烧酒为证。喔，喔，张博士难道真是由性学家改业为术士了么？”（岂明：《时运的说明》，1927年2月26日《世界日报副刊》）

周作人读书广博，对西洋性学理论的了解，一点不比张竞生差，眼看《新文化》走火入魔，这才迎头痛击。而受过专业训练的潘光旦，更是这么评价“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新文化》：“其中侈谈性育的文字，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本不值得一驳。最近的第二期里，主编者不自知其谫陋，竟讨论性育与优生的关系起来。涉及性的文字，胡乱写来，原与淫书无异，早已成为一班文妖、假社会科学家、与假艺术家的渔利的捷径。”（潘光旦：《〈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1927年5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此文又刊《性杂志》第一卷2期，1927年6月。另外，1946年商务印书馆刊行蔼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潘光旦《译序》重提此事：“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留学美国的专业训练，与留学法国的生活趣味，二者本就很有隔阂；再加上大学教授可以清高，书店老板靠市场生活，趣味自然不一样。离开北大的张竞生，靠编印书刊为生（此前也有操作，但那是业余的），而市场自有规则，容不得你自由发挥。

从1927年海上卖文，到1933年二度旅欧归来，这六七年间，张竞生颠沛流离，一惊一乍。因生活所迫，其译书及著述如《卢骚忏悔录》（第一书）、《梦与放逐》、《伟大怪恶的艺术》、《歌德自传》、《多惹情歌》、《烂漫派概论》等，大都属于急就章

（“我生平最遗恨的，是廿余年来想与人共译世界名著，至今日尚毫无着落。”并非毫无成果，只因缺乏稳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故译作不太理想。参见张竞生《浮生漫谈》第1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56年）。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初版、1931年再版、1932年四版的《卢骚忏悔录》，算是张竞生最为用心用力之作，但那也是“译述”。同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章独译本，收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只有上卷（第1、2册），篇幅已超过张竞生的译述本，原因是采用全译加注释。书前有吴稚晖、蔡元培二序，前者称卢梭“先把他自己整个儿的人，用毫无虚伪的叙述处理，公开了给与参考的人们”；后者则是“要考究著书人的生平，凭他人所作的传记或年谱，不及自传的确实，是无疑的”。有这两大名流加持，于是乎，世人若想“尚友卢骚”，就非读商务版《忏悔录》不可了。

《浮生漫谈》中有一则《读活书的消遣法》，讲述他留学法国的读书经验：“我以为习哲学的人，实则习一切学术一样，除却他们所学的功课外，应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然后才能博中得到约的成功。尤其是近代一切的科学，都是必须博览，始能成为通才。”如此趣味广泛，不愿只读死书，而是尽情地遨游书海，自然很是惬意。但所谓“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有点大言欺世。胡适也多才多艺，可始终没脱离学界；周作人也讲常识，但基本上守住读书人的边界。张竞生日后的四处出击、不断转业，既是读书兴趣，也是地位所然。抗战前后的张竞生，不管是主编《广东经济建设》，还是创办饶平农校，其实是没有办法从事专深研究的。

同被列为  “海上三大文妖”，与画裸体模特的美术家刘海粟、写《毛毛雨》的音乐家黎锦晖相比，编《性史》的哲学家张竞生境遇可差多了。刘、黎二位不久就恢复名誉，其绘画贡献与音乐才华，很快得到承认。相对而言，张竞生恢复名誉之路极为曲折。既缘于他日后舍弃美学或性学专业，也与昔日同道的极力排斥有关。张竞生学的是哲学，视野开阔，常识丰富，野心大而恒心少，往往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敢说敢做，但孤军奋战，八面受敌，长期处于不得志的位置，才华因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为《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撰写的序言中，我曾感慨“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没有真正的战友，没有知心的同道，也没有好学生或私淑弟子，如此特立独行，好在目光坚定，灵魂不屈。在世俗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任何大变动的时代，总有人迅速崛起，也总有人马失前蹄。每一次的急转弯，其巨大的离心力，都会甩出去很多原先的同路人。能坚持到终点且大获全胜的，其实是极少数。因此，谈论历史进程时，记得那些功成名就者，也记得半路上被甩下去的过去的战友。谈论思想潮流时，关注剑拔弩张的正面与反面，同时也须兼及更容易被忽略的侧面与背面。就好像张竞生这么一位孤独地漫步于新旧、中西、雅俗之间的卢梭信徒，勇气可嘉，时运不济，其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不仅记录个人的得失成败，也刻画出五四新文化人很难突破的“天花板”——在情与欲之间，那个时代更倾向于唤起前者，而相对忽视了后者。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新文化运动一旦成为主流，其滚滚车轮，同样会碾碎那些异端或步调不一致者。这就是历史，既有情，也无情。

为张竞生这么一个先知、文妖、叛徒、勇士，浪漫的文士、不屈的灵魂，编一套学术含量较高的文集，这是我未能完成的心愿。终于有人做了，我当然愿意喝彩。全书前八卷收录张竞生著译，编者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比起此前江中孝编上下两卷《张竞生集》（广州出版社，1998）和张培忠在三联书店整理刊行的《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2008）、《美的人 生观》（2009）、《爱 情 定 则》（2011），还有莫旭强译张竞生博士论文《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有很大的拓展。但我更愿意推荐杂七杂八的第九、第十卷。编全集的难处，不在集齐主要著作，而在那些竹头木屑——“为了那百分之十的竹头木屑，很可能花去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评判全集编纂水平的高低，不看部头有多大，就看边角料处理得怎样。”这是我谈安徽教育社版《胡适全集》时提及的，同样适应于三联书店版《张竞生集》。

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张竞生，资料散佚严重，勾稽实在不易。对于韩山师范学院诸君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是充满敬意的。也正因此，欣然出任顾问，并撰写了这篇序言。（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陈平原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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