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金宇澄在散文集《洗牌年代》中的手绘插图《除夕的上海》。（图由出版社提供）

金宇澄

《繁花》从初稿300字起，就看见了读者的意见——每天贴出一小节，就获得读后议论，整个初稿阶段，我和这部小说（如今它还挂在网上）一直伴随读者的贬褒，直到最后完成。

初稿面对读者，是西方旧习，作者写一页小说，写多少行的诗，习惯念给朋友听——这是当今盛行的“作品朗读会”缘起，其实却是倾听建设性意见的某个过程，不是标准出版物的朗读。伴随报业的兴起，狄更斯式“连载”继承了这类做法，作者随写随发，以初稿面对读者，取得更多的阅读关注，不少作品是在发表第一个段落起，就拥有读者的陪伴——民初不少小说，包括鲁迅《阿Q正传》，也这样写成一段就直面读者了，读者可以给作者、编者去信，发种种议论，作者可以在小说里产生某种回应。

很多年以后，这种书写的旧方式不再有了，报纸连载小说都是出版后的选择，我们再写小说，是埋首书斋的一种安静方式，不再有初稿的读者，完稿后只给第一读者——小说编辑去读，这个沉默过程一般经过几年，得到发表或退稿的消息，是编辑一两千字的意见，也就是全部书稿的阅读感受了，想知道更多读者感想、纷繁的议论，必是在出版后的一段时间才会获得。上述两者之比，可以知道《繁花》在初稿阶段，作者享受一路无穷无尽的读后感，并非“新鲜”两字可以囊括——作为幸运的写作者，是一种极度的奢侈与愉悦。

初稿期间，作者自谓“独上阁楼”，不用真名，也是连载的旧样式，得到心身自由与种种陌生感，是我意外的体会，仿佛我立刻换了一人，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写一件事，写许多人，写整个小说，心随意愿，得到更放松的拓展，一个始终有姓名、始终稳定的写作者，无法体会这种无牵无挂的缥缈——忽然间，原本的你已经消失，你不再是你，你原有的叙事习惯，你和原来的种种写作障碍，仿佛脱尽了干系。

每天写一节，每一节结尾的处理，有意无意形成一种现场感——作者始终是相当紧张，感到孤身立于高台，每天更新文字，每天暴露于读者眼前，这种严峻和愉快的复杂感觉，难以言表，文言的意思，大概就是“警敏”，超常的谨慎，调动全身心投入，逼出所有的经验和力量，沉睡的记忆都早早醒来，无时不刻供你自由选用和拿捏，迫使作者进入到更为冷静，也更喧杂的状态里，让你与人物、故事紧密呼吸，篇幅也在无意间通常每节的两千字，逐渐升温到最佳状态每日六千字，心事重重，寝食难安，不吐不快。除赶回家写字之外，没任何的兴趣，应该是怀孕的一种心情，一种异常的幸福、吸引与被吸引的牵引，身不由己。

《繁花》从初稿到出版，经过数度修订，但仍然按照原结构、原章节的样态成书，保持了原有的节奏与气息，包括每一节突然停止的方式……仍像是当时每天完成的模样，尤其每小节形成余味的结尾，与一般叙事是明显不同的，是一段一段相对独立的空间，仍可以随时迎接读者的置评，它每一节，当时都获得近千字的评语——不同的写作场域，作者在章节的表现和效果，就会这么不一样。

博尔赫斯喜欢《一千零一夜》，他认为写作的真谛是“旨在给人感动和消遣”。对于读者，消遣和感动是阅读的重要部分，“不醒世与教化”是文学允许的方向，一如我们“爱以闲谈而消永昼”旧传统，放松身心，进入无尽的回忆，在无数的阅读意见面前，作者从来没有如此靠近他们的现场，清晰看到他们的喜乐，明白了当下所面对的他们，已不是假想中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文学老读者，他们可以有“闲散”空间，可忽略繁复的分析和劝化，却必须观看到你的生活主张，你发现的一种主张，记录平凡和特殊的主张。

茅盾先生在《子夜》中，采取多个坐标方式，写出了他心目中的城市。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书写重心逐渐转移，也是这单一背景中，我从上海转去黑河的乡野务农，但关于“城市坐标”的概念，在我眼里始终没有暗淡，而是更深刻和诱人，更为夺目和重要。

尤其到了“城市化”当下，借用前辈这个方式观照文学，城市也就表露出它最重要的特点——面对无数赖以生存的人群，它始终像一座伟大的原始森林那么深邃、温和、复杂而丰富、生气勃勃、深不可测。城市迷人的轮廓、难忘的细部和遗落的琐事，它的喧哗骚动、沉默无言、口口相传的人声与叹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这让我感悟到，城市与乡野的主题始终密不可分，同样是普通生活的重要聚集地，同样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断发现、积累和忠实表达，需要更充沛的热情和投入。城市同样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

（作者系著名作家，其长篇小说《繁花》获2015年茅盾文学奖）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组稿：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