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裔美国史学巨擘彼得·盖伊。(世纪文景供图)
■本报记者 许旸
德裔美国史学家彼得·盖伊当地时间5月12日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盖伊,毫不夸张——哪怕年过九旬,盖伊还出了一本新书《浪漫派为何重要》。他被誉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伏尔泰的政治》《启蒙时代》《魏玛文化》《布尔乔亚经验》等“大部头”,奠定了他在同时代历史学家中的重要地位。
《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文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名史学巨匠对于重大史学话题拥有游刃有余的掌控力,“纵览他的著作,既有宏观解释框架,也不乏大量生动细节。他并不拘泥于抽象的理论探讨,而是敏锐捕捉到历史的丰富性,以高超立意和优雅叙述,立体呈现出不同主题下的历史群像。”
几乎每10年写一部“最著名”代表作
今年,盖伊的论著集中进入国内视野。《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文简体版、“布尔乔亚经验”系列之《感官的教育》2月由北京世纪文景出版,9月译林出版社将推出《现代主义:异端的诱惑》中译本。1941年移民至美国后,盖伊全身心求学,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并于1984年荣任耶鲁大学教授。上世纪50年代,教职从公共法律和行政系转至历史系后,热爱史学的盖伊大舒一口气,自称“事业上的转变,就像是回到家了一样。”
这名“快乐工作狂”的“最著名”代表作几乎每10年一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盖伊的两卷本《启蒙时代》出版,被认为是20世纪关于欧洲启蒙运动史作出整体诠释的经典之作。到了1990年代,5卷本《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问世。结束了45年教学生涯后,他又陆续创作《我的德国问题》《现代主义:异端的诱惑,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及其他人》等作品,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等。
可以说,盖伊既受学界肯定,又拥有大量读者。有评论称,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文风,盖伊都显得“野心勃勃而独树一帜”。盖伊则认为他研究的途径之一,便是将自己“嵌入”历史中。在刘北成看来,盖伊擅于从微观、个人化的材料入手,描摹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代人的兴衰,并探究历史事件背后的运行方式。
提供与历史群像亲密接触的入口
以《启蒙时代》为例,书中记录了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大量启蒙哲人。到了盖伊笔下,“启蒙”不再是抽象口号和几个空洞命题,而是进入记忆深处,“重建”历史画面。“哲人本身也在试探和摸索,启蒙思想产生的过程,是他们对当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回应的过程。他们是一批活生生的人,有同盟,也有争吵,有喜怒哀乐。怀着对一群过世老朋友的亲切怀念,这本论著令人感受到这群先哲思想已融入当下的生活。”刘北成认为,盖伊的著作提供了一个与历史群像亲密接触、触摸时代的入口,就像身处一群“活生生的哲人”中间。
除了启蒙运动,盖伊广泛涉猎19世纪小说、20世纪电影、弗洛伊德等诸多社会文化领域,而让他长久以来一直充满浓厚兴趣的便是现代主义。在他撰写的现代主义百科全书式著作《现代主义:异端的诱惑》中,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盖伊以独一无二的宽广度和精彩度探索了现代主义者们共同点。难得可贵的是,盖伊没有将先哲、作家或艺术家,简单塑造成带有光环的“偶像”,而是与他们对话、争辩,有时甚至也揶揄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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