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在传染病防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出色的成绩。1894年5月香港爆发了鼠疫，1899年4月和1904年春夏，闽、粤、台等地也都爆发了鼠疫，在这几场鼠疫中，很多开埠的港口城市罹患鼠疫死亡的人数或以百计，或以千计，但是上海的疫情却微乎其微。这其中，创办于上海的中国最早的防疫医院，功不可没。

1894年5月香港鼠疫爆发之后，6月5日，上海外国人商会致信工部局称，如果华界出现疫情，将会迅速蔓延到租界。他们要求当局彻底检查来自香港和广东所有华人旅客的行李。1899年，在上海工部局的主导下，由税务司出面，向当时清政府的苏松太兵备道蔡和甫申请成立检疫站，后来，防疫站在吴淞口的崇宝沙岛上成立，对所有来沪的船只进行检查。1900年柯师太福（Stafford M.Cox）来到上海，担任了防疫站的主医官的工作。

柯师太福是爱尔兰人，出生于1866年，曾就读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他是都柏林医科大学内科学博士，在中国待了23年，直至1925年7月24日病逝于上海。在近代上海，他是非常著名的“柯医生”，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著名思想家严复等是挚友。严复的演讲、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到柯师太福、柯医生、考克斯、Dr.Cox。现在上海的河南路东、江西路北的苏州河北岸，当时有一座小洋楼，是柯师太福在沪的第一个寓所。

柯师太福（Stafford M.Cox,1866~1925）

1907年，柯师太福与沈敦和等人一起，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并多次参与红十字会相关医务工作。1908年，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天津路316号创设临时时疫医院，请柯师坐诊。同年，沈敦和在上海宁波路43号创设急痧医院时，也请他担任医师，一切费用全免。191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建成使用，特聘柯师为总医院内科医师。不久，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成立，柯师又被聘为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柯师前往汉口，组织红十字会救治伤员。1919年回到上海之后，他一直担任中国防疫医院的医官之职。他也曾经开设自己的诊所，并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助手，在近代上海的医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00年防疫站成立之后，所有经过的船只，都由柯师上传进行检视，一旦发现有患病的，都强制留下诊治，痊愈方可离去。这种方式很好地阻止了疫病传入上海，但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了解西方医学的国人对这些检疫方式不是十分理解。经历过的商人都怨声载道，一时间人心惶惶，甚至有官员上书军机处，请求将防疫站关闭。当时，汕头、厦门和宁波的海关都建立有类似的检疫站。对于不懂西方医学的中国来而言，检疫站遵循的程序肯定是让人很不愉快的。根据乡土志记载，检疫“以西人主其事。外洋船舶进港，必经此处查验,每于华人多所留难，受其辱者，殊堪发指，而于西人入口，则不加查验，纵之使去，夫验疫处为吾国所设，而犹蔑侮华人，使行旅视为畏途。无怪乎华工华侨之远涉重洋而受彼虐待也”。 这种叙述的真实性当然存疑，但是华人对于西人的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1904年，上海的士绅商人们出面，奏请当时的苏松太兵备道兼江海关总督袁海观，在吴淞口内北港嘴买了四十五亩多地，自建中国防疫医院。当时花了两万三千两白银，这其中清政府官员出面倡议捐款，筹集了五千两，其余都由士绅商人们捐助。

医院于当年八月初一开业，当天各董事都乘坐小轮船去参观考察。只见医院的整体建筑由树荫环绕，十分整洁。医院的建筑分成三进，第一进左右各有两间大房间，是看门人及负责挂号的人的居所。院子的两旁各有几间房，是中医和西医看诊的地方。再进去是客厅，右边是账房，左边是医生的卧室。从客厅往里走，则是病房。与第一进相隔数丈远的地方有三大间房间，每间又划分为三小间，是患病较轻的患者病房。第二进和第三进都有六间病房，是较重的患者的病房。最后面有大房几间，是危重病房。危重病房的两侧设有成殓房和停柩房。医院四周的院子十分宽敞，可以种很多树木，清洁空气，“以畅生机”。

当时在这所医院里担任西医医师的，是缪颂懋及其夫人，中医则是黄炽卿，此外，还有崇宝沙那边的一个曹医生也过来帮忙。医院对于所有的仆役，也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医院最初的病人是从崇宝沙那边转来的。开业当日，柯师太福也赶来祝贺，并与董事们商定病人们在这所医院里可以自由选择是看西医还是看中医，只是痊愈之后还要经过柯师太福验明才能出院，以求稳妥。

近代上海第一座防疫医院建筑示意图

这所医院给后来上海的防疫治疗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907年夏天的上海，烂喉痧突然暴发。短短几天，就有成百上千人被传染，死亡病例不断上升。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沪绅朱葆三等联络各方筹资，发起创办施救急痧医院。医院初设在宁波路，次年迁至天津路。该医院成立之初，沈、朱即邀请柯师太福主持诊务。建院初期，柯师太福和几位中国医生不仅不取报酬，还经常捐款助诊。1913年，施救急痧医院又迁至广西路143号，改名上海时疫医院，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柯师太福任该院医务主任。经他手添置的医疗器械达20余架，病床扩展至数百张。时疫医院成为一所颇具名望的医院。

1910年10月26日前后，上海租界发现了染疫死亡的华人患者，工部局遂决定在染疫街区对华人进行逐屋查验。27日,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蓝台尔（David Landale）致信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报告租界发现鼠疫，将准备执行1903年起草的防疫法令。11月10日,工部局董事会议决“检疫章程”，以法令形式要求检疫包括天花、霍乱、肺结核等一切传染病，并声称要对发现传染病不报、拒绝迁出染疫房屋、阻碍消毒和种痘、超标准聚居在一个房间，以及疫死不报和自行殓葬者等违规行为，处以高额罚款、拘禁和苦役的惩罚。

由于当时的华人社会对检疫本身并不理解，这场防疫运动遭到了华人的强烈抵抗。坊间流言四起，甚至还有因为想要给小朋友种痘而引发的“外人捉小孩去，挖眼睛”的谣言。最后，在沈敦和和其他的华人董事的努力下，决定再一次成立华人自办的防疫医院。而在与工部局的谈判中，1904年成立的这第一所国人筹建的医院成了最好的例证。最终也促使工部局同意了华人代表提出的方案。

这所医院的成立，集合了当时清政府的官员、士绅商人们以及以柯师太福为首的西人的力量。不仅如此，一百多年前的这所医院里，中医和西医的力量也亲密无间地合作共存。它的成立，生动地体现了在传染病面前，排除所有的人为障碍，把种族、文化等等之间的隔阂放在一边，所有各方进行合作是最好的对抗疫病的方式。今人当共勉之。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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