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德年间(618-626),骨蒸病流行,《旧唐书》卷一九一《许胤宗传》中记载面对骨蒸病,“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之后记录时人与许胤宗关于这场疾疫的一段对话:
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这段对话颇为戏剧化,在疾病流行,病者煎熬的情况之下,许胤宗疗效神验,却拒绝撰写医书。这本身凸显出一种伦理的困境。而医之为意难以在经方之中表达,被用作对此伦理困境的回答和解释,进一步强化了“意”的重要性。在这个语境下,坚守医学知识的“恰当”的传递和实践之道,被设定为医学的核心价值。当然,“医者意也”的表述并非始自许胤宗,但是这个表述在疾病流行的语境下被再次强调时又意味着什么?
在隋代中期至唐代初期,“骨蒸/传尸”作为一个疾病范畴逐渐成立。在后来苏游的《玄感传尸方》中将这个疾病范畴与之前医籍中的“注连”连接起来。所谓“注连”,按照《释名》的说法,即“一人死,一人复得。”但是在注连转向骨蒸的知识变化过程中,疾病传播的意义逐渐消减。这是一次令人惊讶的知识变化,在疾病流行的背景下,医学著作却逐渐将目光从疾病传播上移开。因为许胤宗没有撰著医书,所以我们无法知晓他在这次知识变化中的立场如何?也无法知道,这次知识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动力是否是许胤宗拒绝撰著医书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位面对疾病流行的医者呢?
如果我们回到《旧唐书》卷一九一的许胤宗传记的前半部分,他最初在陈朝任新蔡王外兵参军,因用黄芪防风汤气熏之法治疗柳太后的风疾而拜义兴太守。我们并不太清楚他医学知识的来源,也不清楚他跟当时重要的医学家族许氏家族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以医术获得义兴太守的方式,与南朝的医学家族以医求官却不以医为业的取向相一致。而陈为隋所灭,他却开始担任尚药奉御,之后进入唐朝也很可能依然担任医官。这种选择也与北奔的医学家族的选择相一致。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如何在隋灭陈的战争和隋末的变乱之中生存下来,并依然在官署中任职,我们也不知道王朝的更迭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的医学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显然扮演了角色。而他也选择成为一位医官,这个身分选择很可能对他在隋灭陈之后的生存至关重要。然后,传记的叙述就进入本书导论一开头的那个场景,他在面对疾疫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撰著医书以期待知识的传递能治疗更多的病人,还是坚持医学知识恰当的传递方式而拒绝撰著。他对医学知识的分析与隋代修撰的《诸病源候论》的论述有颇多相似,既意味着他与宫廷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暗示着他在隋代可能参与到宫廷医学修撰的过程中。但是到了唐初,国家的权力在进一步介入医学修撰的时候,他选择了拒绝。只是这个拒绝却是在疾病流行的背景之下。在这个时候,他成为了那个要回答什么是医道的人。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医者吗?或者更恰当的问法是,他自己认为,他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会成为一位医者。如果说,在前一次成为医官的选择,是为了生存。那么这次的选择,与他要坚持怎样的知识传递路径相关。当一个具有知识(特别是医学知识)的个体在面对生命史中的变动与危机(比如疾病流行)时,他们对应的方式当然是个体性的,但是当他们尝试以医学知识应对和理解生活中面对的种种权力和危机时(这种应对可能是凭借自身的书写、阅读方式,也可以是身体),也就是他们将自身的叙事与知识相融合或者冲突的时候,这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将对知识的历史性理解转化成为解读他们叙事的一个路径。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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