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春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状病毒肆虐武汉三镇荆楚大地。眼见无数同胞生命垂危，眼见我们的医护人员、子弟兵像战争中冒着炮火前进那样，一批又一批奋不顾身地投入前方，救死扶伤，全国的作家艺术家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第一时间用诗歌、绘画、书法、戏曲、音乐、小品等各种艺术形式，积极投身抗疫主题的文艺创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让全国观众为之揪心、泪奔、动容的《2020年元宵节特别节目》，歌曲《坚信爱会赢》在抖音、快手播放1.2亿次，17位来自武汉的艺术家含泪演唱歌曲《武汉伢》……重大疫情袭来之际，我们的文艺没有缺席，没有失声。抗击疫情，文艺在战斗。

谢日升《请战书》中国画(中国美术家协会官网)

在重大灾难突然降临之际要不要文艺？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通观文学艺术史，在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面临重大灾情、疫情和战争的历史时刻，人类所有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从来就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坚定不移的在场者。他们用文艺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关切。远在英伦三岛的小学生用他们纯净的童声给武汉人民献上了一曲《让世界充满爱》；一衣带水的日本森下芭蕾舞团在舞蹈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而在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由总统马塔雷拉发起，总统府奎里纳来宫大厅回荡起了来自湖北的钢琴旋律《洪湖水浪打浪》。曾经到武汉演出过的捷克爱乐乐团得知疫情消息，艺术家们自发来到音乐厅特别献演一曲《茉莉花》。我深信，当小提琴最后一个音符回响、消失在空无一人的音乐厅的时候，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深深感受到了艺术在此刻抵达心灵的温暖。

文艺家是精神劳动者，他们的生产资料是手中的笔，是画布、宣纸上的色彩，是曲谱上的音符，是舞台上的表演。通观人类文学艺术史，产生于危急时刻的优秀精神产品数不胜数。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德国法西斯大军围困列宁格勒之际，写下了充满苦难精神和英雄气概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成为人类音乐史上的不朽名作。在德国法西斯占领巴黎之际，加缪创作了《鼠疫》，以寓言的方式记录了时代的苦难。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也是一战即将结束之际，画家莫奈创作称为“和平纪念碑”的油画系列献给法国，其中包括多幅高两米的油画《睡莲》。他说，“希望紧张不堪的神经在此得到放松，就像水面一样的平静，人们犹如置身花池中央，在此静思默想。”

加缪《鼠疫》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刻，我们需要文艺用仁爱之心表达对生命远去的痛惜和悲悯，需要让深陷疫情重围的武汉同胞骨肉看到希望，看到14亿同胞在他们身后筑起的铜墙铁壁和战胜灾难的坚定信心，需要让在前方与病魔激战的医护人员感到精神和人文的关怀，需要让宅在家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摆脱焦虑和孤独。文艺此时面对不同对象，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全国不少文艺家在云端、线上和各种媒介开辟了抗疫第二战场。

可见，关键不在于我们能不能写，而在于我们在巨大的疫情灾难面前选择写什么，怎么写。我想，首先要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心怀民瘼疾苦，心忧天下苍生。要痛悼那些远去的生命，但要拒绝那些言不由衷的虚情假意。要万众一心凝聚起我们战胜病毒的信心和力量，但要拒绝假大空的标语口号。要看到我们决战决胜武汉的未来，但要拒绝藻词华丽的涂脂抹粉。要尽最大的努力遵循艺术规律，全身心投入创作，记录下这场波及神州大地的悲壮的病毒阻击战。

在重大灾难降临之际文艺能不能歌颂？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肖斯塔科维奇同意把《第七交响乐》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他说，《第七交响乐》是一部“战斗的诗篇，民族精神的赞歌”。那些从全国各地奔赴武汉出生入死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解放军医疗队，那些没日没夜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累得躺倒在工地上的建设者，在重大疫情袭来之际封城固守的武汉人民，还有顶风冒雪为大家生计在城市大街小巷奔波的快递小哥、长途跋涉的卡车司机搬运工……他们是战胜疫情的真正英雄。他们平凡而伟大，在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展现出了感天动地的悲壮与豪情，值得我们的艺术家用心大书特书、真诚歌颂。但这不是无关痛痒无病呻吟的吟诗作画，更不是“感谢冠状君”的那种消极、肉麻、无聊、无耻的瞎吹捧。

唐礼军《驰援》中国画(中国美术家协会官网)

我们期待，痛苦升华后能出现思想深邃、有精神力度的大作品，让后来者永远记得2020年春天来临之际中国大地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抗争。

武汉抗疫大决战已经到了黎明的前夕，武汉加油！全国人民和你们在一起，不离不弃。

（原文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2月21日 02版）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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