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8年元旦刚过，一场急性传染性肝炎（亦称甲肝）像一股无情的旋风，突然向上海袭来。 大街上，一辆辆救护车载着病人尖啸着向医院急速驶去； 市药材公司三天内就售出相当于去年一年的防治肝炎的药材，无奈之下，上海向20多个省市发出了200多份加急求援电报； 全国土产食品商店拥挤着争购糖、醋、蒜头的人群； 一封封要求住院治疗、献计献策的人民来信，雪片似的飞往市政府、报社、电台…… 上海1000多万市民在市委市府领导下，与病魔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市卫生局： 抗击“甲肝”的“前线指挥所” 在市卫生局局长办公桌上，笔者看到了一叠刚刚打印出来的简报： “今年1月中旬以来，上海急性传染性肝炎暴发流行。据市卫生防疫站统计，今年1月上旬，平均每天发病人数在30人左右，至19日以后，发病人数急骤上升……” “这次急性肝炎暴发流行有四个特点“”来势凶猛，发病多，且集中在市区，发病者多为青壮年，大部分患者的SGPT（谷丙转氨酶）指数在1000以上，并有70%的患者伴有黄疸；一户同时发生两例以上的现象所在多有：据有关方面初步了解，大部分患者都有食毛蚶史，销售毛蚶多的地区，发病也多。” “发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那位面露倦意的负责人说：“这是继1983年年初因食毛蚶引起肝炎流行后的又一次肝炎暴发流行。”说这，他喝了口泡得酽酽的茶：“发病高峰可能持续60天左右，到2月中旬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发病趋势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来收治病人、控制疫情。” 市卫生局已变成了与病魔搏斗的“前线指挥所”，临时组建的肝炎防治小组正在不分昼夜地指挥着这场特殊的战斗。 全市医院： “白衣天使”坚守岗位，沉着应战 急性传染性肝炎暴发流行，使上海大大小小的医院卷入了繁忙的漩涡。在上海各家医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 早晨、医院门口蜿蜒着等待验血的长蛇阵，每一张脸上都笼罩着不安、焦虑……裹着棉被、棉大衣的急性肝炎病人，坐着救护车、小轿车、黄鱼车、自行车，从四面八方陆续涌来，来晚了的患者只能聚集在医院门（急）诊室、大门口等候…… 竖在医院门口的大黑板上，贴着“安民告示”，排列着获准入院的病人名单。榜上有名的，赶紧拎起自己带来的热水瓶、洗脸盆直奔病房，榜上无名的，则流露出失望的情绪。 再看看医院内的情景吧！ 市传染病医院，在四、五天里采买了800条被单、170条棉胎、300条毛巾；后勤人员突击腾出办公室、职工宿舍等，增设了300多张临时病床，连长长的走廊上也排满了病床；灯还来不及安装，医护人员只能就着微弱的手电光给病人静脉注射葡萄糖针剂…… 黄浦区传染病医院，从原来核定的240张肝炎病床猛增到350张，过道、放射科、会议室、院长室都已搭起了肝炎病床…… 沪南医院总护士长徐林娣，带领10多名医生、护士、后勤人员，两天内清除了数吨垃圾，在正在拆除的原南市区传染病医院肝炎隔离病房里开设200张病床…… 静安区中心医院的外科病房，屋顶活动房都成了肝炎患者的病房，肝炎病床数从原有的51张，增加到294张…… 然而，杯水车薪，急待人院的肝炎患者越来越多，想方设法增开的几百张病床，不消几个小时就告“客满”，连那些用救护车送来的重症病人也难以安排到合适的病房。一个个火烧火燎的电话传向市、区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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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把医生、护士称之为“白衣天使”，但这些“天使”也有自己的家，也有老人和孩子，也有丈夫和妻子。然而，为了降服突如其来的肝炎病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从黄昏到黎明，从日出到日落，坚守在自己神圣的岗位上。 唐家湾地段医院邵影对丈夫说：“医院抽我去肝炎隔离病房帮忙。”丈夫担心地说：“不但你会染上肝炎，还有可能把病毒带回家传给孩子。”邵医生平静地对丈夫说：“总得有人去肝炎病房工作的呀！” 市传染病医院孙雅仙医生全家得了肝炎，催她回家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医院，她却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岗位、她的病人。负责140张家庭肝炎病床指导工作的朱淑珍医生，一天工作14个小时，饿了就咬几口巧克力。 和平饭店的保健医生徐莉莉从2月10日起，日夜守护在病人床边，一天也没有休息。超负荷的工作，使静安区中心医院的张利民医生和郁美娣护士长晕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这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他们把自己的一片赤诚和满腔的爱，默默地奉献给了他们的病人。他们并不期望从病人那儿得到酬报，得到奖赏，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尽快遏止急性传染性肝炎的蔓延！ 传染病院： 谢副市长深夜探望甲肝病人 一个个肝炎病人临时收治点，迅速在全市各区建立起来。一批批无法住院治疗的肝炎病人，住进了设在学校、旅馆、俱乐部、招待所等处的临时收治点，从各方抽调来的医护人员、后勤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 晚上9点30分，副市长谢丽娟和市卫生局副局长林发雄等，放轻脚步走进南市区传染病医院的病房。一间4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挤着10多张病床，几个尚未入睡的病人向谢副市长反映医疗、生活方面的问题。谢丽娟听后，向病人们保证：“我们一定想办法尽快改善你们的治疗条件。”她走到三位正在呕吐的女病人身边，给她们递上茶杯：“呵呵气，就不会呕吐了。” 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一位中年男医生正在灯下整理病历卡，他告诉谢副市长：“白天我们连病史都来不及采写，病人多得实在应接不暇。”这位曾经做过医生的副市长说：“白天干不完的话晚上接着干，医生对病人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医生听了，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眼下上海正处于非常时期，就得要有超常的工作干劲。当谢副市长一行赶到卢湾区中心医院视察病情时，已是深夜11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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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医药公司： 向各省市紧急求援 上海市医药公司成了“众矢之的”。每天从早晨到傍晚，从全市各家医院赶来买药的各种车辆在医药公司门口连成了一条长龙。 仓库里堆满了一箱箱从天津、济南、成都、苏州、广州紧急调运来沪的治疗肝炎的药品。 经理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告示”，白纸黑字，十分醒目：“丙种球蛋白、胎盘球蛋白针剂已售完。”屋里，电话铃声不断，买药者接踵而至。 人到中年的孙经理给我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情况，语速极快：“从1月18日以来，我们每天派人去本市有关药厂联系药源，还向北京、天津、沈阳、广州、黑龙江、贵州等14个省市的医药公司（站）和药厂发出35封加急电报，挂了近60次加急长途电话；目前已组织到15个品种防治肝炎急需用药。现在，我们又安排了10个同志分5路去外省市催调药品……” 没等说完，他又被一位工作人员拉住了…… 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景，多少年后也难以从我心头消失。 在1998年出版的《上海市卫生志》上，笔者读到了如下记载—— 1988年1月初，（甲肝）腹泻病人骤增，中旬起每天发病以200至300例递增，随后每天递增1000至2000例，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发病人数超过1万例，2月下旬发病开始下降，3月流行基本控制。1988年全年发病352048例……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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