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年,张新颖买了《管锥编》和《谈艺录》,这两部书“都只读了个开头,就读不下去了”。后来他读了比较文学研究生,一位老师再次推荐《管锥编》:懂多少没有关系,至少感受一下钱锺书的广征博引,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书。
张新颖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把《管锥编》通读了一遍。读得“兴致盎然,有些地方停留长久,流连不去”。此后,钱锺书的文字一直伴随着张新颖。他也会推荐学生去读钱锺书,甚至在研究生的课上讨论钱锺书如何写文章。在《沙粒集》中,张新颖就写到了赏读钱锺书的往事。
比如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上来讲文艺风气对艺术家的影响和限制,进而又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这个意思,抽象地看,似乎我们也能说得出来;“风气是创作力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意思,也必定有人会觉得,好像也很平常啊。不过,接下来这一句,有人会说不重要吧,就是我们写不出来的,“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我们为什么写不出?“风气”我们也会用,也常用,但我们前面写,后面就忘了,用过即扔,麻木不仁;我们用“风气”的时候想不到“风”,想不到“风”的“潜势力”,想不到“风的姿态”,我们丧失了——或者从未有过——对一个词的根源性敏感。 这一类让人内心一颤的例子,在钱锺书的文章里俯拾皆是。也要感谢张新颖的慧眼,让读者看到了什么是好的汉语表达。 钱锺书与杨绛
和所有热爱文字的人一样,张新颖孜孜以求的是,如何与好的语言相处交流,在敞开的语言中,找到一片敞开的天地。然后,他又读到了熊秉明的诗。 它在我们学母语的开始
在我们学步走向世界的开始
在所有的诗的开始
在童年预言未来成年的远行
在故乡预言未来远行人的归心
游子将通过童年预约的乡思
在月光里俯仰怅望
——熊秉明《静夜思变调》
张新颖在揣摩熊秉明的语言后忽然觉得,“我们其实不识字。我们中国人,念了很多书的中国人,其实对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没有感情,没有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魅力”。正是这样的丧失,让作为教书匠的张新颖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时,有时会突然沮丧起来。 尽管如此,对中文的热爱始终都在。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写作者,张新颖都在努力地让更多人体会到中文之美。而让他关于中文最深刻的思索,往往是关于诗歌的。>>>《沙粒集》选文:
中年以后,似乎多了一层个人生活:与字、词、句子交流,与语言交流。很难说以前就没有这样的时候,但没有清楚的意识,没有成为生活需求的一种方式,是肯定的。现在则不同,这种交流在日常相处中发生,不必刻意,却也不可缺少。
在这样一层生活里,似乎很自然,写一些诗。写诗,不过是相处交流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而已。
同时也有些奇怪,因为很早之前就认定,自己不是写诗的人。朋友曾经为我出过一小册《二十五首诗和无名的纪念》,薄到几乎没有书脊,而所以会出这样一本诗集,不过是留存年轻时代的一点痕迹,也是说,以后不会写这种形式的东西了。
要慢慢地才想明白,原来我有一种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写诗是“使用”字、词、句子,“使用”语言,那么,我不喜欢这种“使用”行为,还是不写为好。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得这么明确,却本能地避开了这种与语言的关系。
如此我也多少向自己解释了何以中年写起诗来这么一个变化。
与字、词、句子的相处交流关系,与语言相处交流的关系,从意识的模糊缝隙,逐渐开阔为生活的实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写诗不再是无意识或有意识地“使用”语言。不是“使用”语言,语言才敞开了。敞开了它自身,也敞开了与万物百汇的关系。没有封闭的语言,也不会去封闭事物。
这样,就不妨一试,在普通的字、词、句子中,写平常的经验,平凡的呼吸,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我一九九二年开始用电脑,此后长文短文,都是对着显示屏敲键盘。二〇一一年,不知怎么重新写起诗来,却是用笔和纸。不是有意的选择,到我意识到这个差别,已经成了习惯。今年五月,在一张小纸片上涂成一首《乌鸫》,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一个朋友看——
昨天的乌鸫站在另一条颤动的长枝上包含了很多种鸟的鸟 把我吵醒
隔了一天,朋友才回微信——
先看见字深夜仰脸走进光灼灼的晨间树林。
原来是这样读一首诗的。
一个一个环节,清晰,缓慢,沿着实在的、可见的“物质”形式——字,笔迹,韵脚,越来越迫近某个点;最终,这个点瞬间打开,打开为一个扩大、完整、生机勃发的世界——声音、光、时间、人的感受和行为。而朋友身处其中。
本来担心字纸上的鸟发不出声音,朋友却听见了,我一下子满心欣悦——超过写出这首诗的时候。感觉是,有了之后的这个过程,这首诗才算完成了。这只“包含了很多种鸟的鸟”,它的鸣叫,有如此惊喜的呼应。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音乐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困扰,几代人曾经做出过艰难的探索和实验,却并没有取得多少共识。时至今日,在普通读者那里,甚至在一些诗作者那里,这个问题被取消了:现代汉语诗与音乐性无关。这个普遍的印象和意识进一步导致了对诗的声音的漠视,我们常听见有人说,现代汉语诗不适合读。今天我们说“读”诗,多数时候是“看”诗,不经过读的身体动作发出声音,当然也就没有了经由听觉而产生的身体反应。
诗的物质材料是语言,声音是语言的一种属性,所以也一定是诗的一种属性,而且与意义密不可分。我们平常说话,即使在大多不自觉的状态下,也有语调、节奏,甚至韵律;我们唱歌,是语言和乐曲的融合。诗的声音,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也就是说,它不能依赖语言之外的乐曲,而是从语言自身产生出音乐性,这需要自觉的意识和探求,而不同于日常说话的情形。
现代汉语诗没有形成固定的声音形式,却不意味着放弃声音的追求,相反,倒是为这种追求增加了难度,也敞开了实践的空间。发掘和创造现代汉语的声音表达,把音乐性变得丰富和复杂,而不是指向一种或几种声音的模式,音乐性的套路,是值得诗的作者、读者和听众去不断尝试的事。
当我们说现代汉语诗不适合读出来的时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很多诗确实昧于声音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听觉的狭隘和迟钝,对声音和音乐性的感受与理解因固守成见而懒惰。没有一成不变的、预先存在那里的音乐性,有的是这首诗不断生成的、符合期待/偏离期待/有意对抗期待的声音和音乐性。这个,反倒是现代诗的声音魅力所在。
由此而言,我们还需要练习我们的耳朵,让它变得开放,敏锐,积极,能够感受现代汉语诗复杂、变化、丰富的声音形式。而诗本身,也需要接受声音的检验。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