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就离开了这里，二十多年前辞世，然而Echo的传奇在她身后这许多年竟然还没有结束。记得她提到台湾和加那利这两处地方时曾说：“那里是我的一生，这里是我的一世。”发生了、留下了生命里至深至巨的记忆的地方，就是一生，就是一世。我曾在另外一些地方，像江苏的周庄，像新疆的达坂城，看到旁人将她的一些足迹变成名牌大肆张扬；我心中隐隐作痛——那不是她，那只是她失魂落魄时颠踬步履的屐痕而已。在那些地方，她没有生与世。

文章选自《芳草天涯》（李黎 著 三联书店2019-11）。

La Palma岛上贩售的三毛和荷西的明信片 （Nanda Fanjul提供） 回　音文 | 李黎

初音

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我二十岁那年。

那年我认识了在台大同一个校园刊物里发表文章的A。不久我们成了好友，我问起他的一篇给我印象很深的文章，里面写到一个女子，他和她在黄昏的草地上抽烟，谈人生、谈文学、谈远方……不像散文却更不像小说，令我对文中的那个女子十分好奇。A说这个女子是他从小认识的邻居，去年去了西班牙，时不时还有信给他。哪天若是回来台湾，他会介绍我们认识。他给我看她寄自马德里的信，极薄的航空信笺上面是一排一排奇特的、像被风吹倒的方块字，整齐划一地以同样的角度朝右边倾斜。

他们黄昏时分散步谈心的那个草地——那片草场，其实当年是台北一个尚未开发的公园预留地，后来建成了“荣星花园”。荒芜的草场却并不荒凉，草木扶疏，非常适合散步，尤其是夏天的黄昏。我在认识A之前，家住松江路，也常跟朋友就近过去散步。多年后有次跟白先勇提到，他说他当年也住松江路，比我家偏南些，也常去那里散步的。他当然也认识甚至熟识那个女子——因为跟我一样，她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发表在《现代文学》。后来白先勇还把这几个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间的“散步人”在他的文章《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里提起。算算年代，那时我们彼此都还不相识，散步的时间也都没有重叠；但在我的想象里，那个公园、那片草地，该有一些记忆的小草，见证过茫漠时间里的脚步……

我和A大学毕业那年，她真的回来了。A带我去她的家看她。他们两家认识，又住得近，A从小跟着邻居小孩叫她“陈姐姐”，清楚地记得陈姐姐穿着漂亮的裙子，对小朋友非常和气，给他们看美丽的画片。长大之后，A便直呼其名：陈平。她却要我称呼她的英文名Echo。

刚刚第一次西班牙之旅回来的Echo，直披的长发，浓黑的眼睫毛，上身罩着套头的西班牙披肩puncho，充满那个年代少见的异国情调，像一股扑面而来的海风，带着迷人的远洋和自由的气息。她的房间里最触目的是路上捡来的一截枯树枝，枝丫上点缀着小饰物；她给我看她从西班牙带回来的小东小西，我被她的旋风刮得目眩神迷，至今犹记得她给了我一个空的雕花玻璃小香水瓶，瓶子里依然遗留着香气……

她似乎有一种魅力，让我觉得她跟我说话是在交心——“将我心换你心”，她立即成了我少女年代的朋友。多年后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还记得我“穿着牛仔裤去（书店里）翻字帖的样子”；我记得是陪她到她家附近的小店印名片，她低着头仔细地、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下英文名“Echo”，然后抬头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真的很美：希腊神话里的回音女神。

也像一股旋风一样，她说就快要结婚了，领了我和A见她的未婚夫，去他们正在布置的新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空心花砖和原色木板搭成的书架，让我觉得书架就是要像那样的才有味道（后来我在美国第一个家的书架，就是用空心花砖和木板搭成的）；还有墙上贴的艺术海报，当然还有一大截枯树枝。她说婚礼上要我做她的伴娘，我受宠若惊却隐隐感觉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吧，果然我的直觉没有错，她最后没有找我做伴娘，但我和A当然都参加了那次婚礼。

之后没过多久，我在上班的地方常接到她的电话。才新婚就发生了许多令她忧烦伤心的事，她说了很多，但似乎怎样也说不清；正在服兵役的A周末回家时也会听她诉说，但我们都那么年轻，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的问题、怎样安慰她。那时的我对人生知道得太少，对友谊也是，即使彼此交了心，在遇到大痛的时候，受伤的心只能自己捂在胸口，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不久我和A就去了美国，后来听说Echo也离开台湾了，“回去”了她的西班牙。在那里，她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与美丽的Echo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的新名字：三毛。然而当我读到那个陌生名字写的关于一片遥远的沙漠的故事时，我知道那一定是她，不可能有别人。

擅长说故事的Echo，用她那生动、美感又形象（她自小就受过绘画训练）的文笔，说了一个又一个迷离魔幻的远方的神奇故事，就像我初见她时感受到的那股席卷而来的异国的风，挟带着无边的大海和大漠的自由气息；在那个尚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年代，她的故事打开了多少扇渴望广大世界的眼睛和心扉，无人可以估计。她替代了无数想要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或者彳亍在莽莽大漠中而不得的人，走了一趟又一趟美丽曲折又痛苦的冒险之旅，圆了他们的流浪之梦；他们可以在家中舒适地读她的远方故事，歆羡她的勇气和际遇，还有异国的恋情——直到她的充满戏剧性的大难一夜之间扑来。却是在那之后，她自身的悲剧造就成了一则更大的传奇。

回音

二十年前的夏天，我和A趁着去西班牙南方旅行之便，应一位曾在A的实验室做过博士后研究的西班牙女医生南达·鲁伊莎之邀，飞去她家所在的西属加那利群岛。虽说是去Las Palmas 大岛看望几年不见的南达，其实心底深处有一个影子：曾经住在那里的Echo。虽然她早已不在那里了，也已经不在人世了。

1979年，原已在几个邻国势力的干预或支持下的撒哈拉威民族独立运动终于获得联合国承认，西属撒哈拉脱离西班牙获得自治权成为“西撒哈拉”；政局动荡兵荒马乱之际，Echo和她的荷西离开了沙漠，搬到一海之隔的西属加那利群岛的大岛Las Palmas上。才住下不到一年，荷西便出了意外离世，Echo却还是在那里断断续续又住了七年（她说，因为“我只是舍——不——得——离开”），最后为了父母亲，才永远离开那块伤心地，迁回故土台湾。

我去加那利Las Palmas大岛寻访她的故居时，当然知道即使找到，也早已人去楼空；却又想着既然都在同一个岛上了，寻访也好，凭吊也罢，心中响起的一句话还是Echo在一封信里写的：“为着我的心。”

结果二十年前的那趟加那利之行却成了一次惆怅之旅：故人已辞世，她的故居遍寻不得；临上飞机离开之前，南达开着车还在热心地帮我找，当时那份焦急和懊恼，至今记忆犹新。

我本以为自己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Echo 的好友彦明，曾经在1981年去岛上探望她，在她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彦明把那段日子的点滴回忆细细写成深情、生动又感人的《加那利记事》，收在文集《人情之美》里。我动身去西班牙之前写信给定居荷兰的彦明，请她给我Echo在岛上旧居的地址，说或许能有机会去看一眼。彦明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也真亏她一贯的心细如发，尽管她离乡成家，无数次的迁居移徙，十几年前那趟旅行的地址竟然还留着！

我去加那利的那个夏天，距离Echo去世已经有六年多了。心里多少觉得自己有点傻，物是人非，那房子还有什么可看的呢？甚至潜意识里或许并不忍去面对吧。但是万里迢迢，我竟到了那处她生命中大失大恸的地方，她依依落脚又心碎离去的地方，我又怎能不看一眼？

我和她已有许多年不见了——在她成为“三毛”那个传奇人物之后，我们的人生之路就不再有多少交集。但多年后在我自己面对丧子之至痛的日子，跌伤不久还在休养中的她一听到消息，不顾家人劝阻说我们这边已是深夜，立即从台北给远在圣地亚哥的我打了越洋电话。深夜里听着她细而柔的声音，与二十年前我们初识时一样，虽然声音里的焦急和痛楚是那样真切……她的焦急和痛楚中几乎带着愤怒，而她的愤怒是来自对残酷命运的无可奈何与无从抗争。后来她给我的信里也净是这样的情绪。“将我心换你心”，此时此际我才真懂了。

读着她其后给我的长信，我知道，自己将会永远地感激她对我剖开的心。当我试着以文字书写疗愈伤痛时，我常想到她；我的“悲怀四简”的第三简就是写给她的。五年后，当我走出悲怀、迎来新生命的时候，她却已经选择离开这世间三年多了。我还是又给她写了一封信，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书简。我依然当成她是可以读到的——我们之间的结缘，其实依靠文字远远多过执手面对的交集。而这“文字”是属于彼此的私密话语，不是公众的——她说过：“书中的我，无所不在，也根本全然不在。”

在Las Palmas大岛上的那几天，每到一处地方，我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她，感到与她久未有过的接近。尤其当我去到一处叫作“更多的鸽子”（Mas Palomas）的地方，一处有着一望无际的起伏沙丘的海边——真是难以相信身在大西洋的海岛上，竟有那样无止境的蔓延的沙丘！要不是面对着大海，真会以为到了Echo笔下那处让她魂牵梦萦的撒哈拉。这里的沙正是隔着海，从非洲大陆那处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吹过来的。我在沙丘上坐下来，体会沙的那种水质的柔软与土质的坚韧，巨大无比的包容与沉陷溺毙的恐惧……

在一种像是响应呼唤的心情里，我交给南达那个彦明给的地址，请她带我过去。南达看着纸条上的那行字，愣了几秒钟，才带着忍住笑的古怪表情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住址！这是一个邮局信箱啊！”

我也愣了几秒钟，然后跟着她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在那一霎间，我脑中闪过Echo 豪放大笑的模样。

原本也不是十分迫切要寻访的心情，这时虽然感到失落，还是放下了——想想那就算了吧，何必强求呢？倒是南达激起了好奇心，不断追问我这位嫁给西班牙人的朋友的身世来历，她才听了我简短的叙述就已经大感兴趣。等到要离开的那天，南达要送我们上飞机之前，还坚持试试运气，去到那个邮箱所在的名叫Telde的小镇，带我去到那附近打转。我凭借彦明《加那利记事》里依稀的信息：滨海的小区，有许多漆着白墙的平房，狭窄的石板路，深褐色的大门，门牌是21号，大门里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房子背后的落地大窗面对大海……试着提供南达一些蛛丝马迹。车子开过不知多少弄巷，也看过好几个21号门牌的房子，然而都不像。南达甚至逢人便问：是否知道一个曾经住在那附近的中国女子？得到的都是茫然的摇头。

作者李黎女士，于Telde寻三毛故居不遇

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小区，根本就不在那一带；也许时隔多年，已经没有人记得她了……总之是完全不得要领，最后我们都决定放弃，直奔机场。当时心中的遗憾之感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惘然。Echo之于我，是最初的那个与我交心的朋友，是我遭逢大难大恸时对我诉说她自己的大难大恸的人，而不是那个笔名，那则沙漠或者加那利的传奇。

问不出任何头绪的南达，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失望地说：在这里，看来已经没有人记得她了。

南达错了。

回音，回音

南达又通过脸书，寄来了几张照片和剪报。

那年寻访不到Echo的故居，南达送我上飞机时答应过我：在她居住的加那利群岛上，“如果有关于你的朋友Echo Chen——或者Sanmao——的消息，我一定告诉你”。我以为她只是说说安慰我而已。

但南达没有食言。二十年了，这名西班牙女子还在继续履行她对我的承诺。她让我知道：那个——或者说那两个——曾经短暂生活在那里（其中一个还长眠在那里）的人，不但没有被遗忘，还不断地有记忆的贝壳堆积成他俩的精神的纪念碑——甚至真正实质的纪念碑也被竖立起来了。

三五年之前吧，南达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有一位好友经常去La Palma小岛探望母亲，给亡父上坟，有一天，在父亲的墓园里发现了一座非常特别的“一位中国女作家和她的西班牙丈夫”的双葬墓。南达立即知道那必定是Echo和荷西的墓了，她便请这位好友下次去时务必拍下照片。

据南达的好友说：在La Palma小岛的一座安静的墓园里，一个原本被遗忘了二十多年的西班牙男子的墓，在他的妻子——一位中国作家——的骨灰来到之后，被一起移到一座“双墓”去。墓碑上只有简单的三行字：他的全名 Jose Maria Quero Ruiz，生卒日、月、年（9日，10月，1951年—30日，9月，1979年），第三行却很特别，“Echo陈的丈夫”。

这里顺便一提：关于荷西的全名，荷西·玛丽亚·奎罗·鲁意斯（Jose Maria Quero Ruiz）——“荷西”当然是他的名，而“玛丽亚”也是他的名，西班牙男子在阳性名后还有一个阴性名并不少见。（我猜想Echo平日称呼他是两个名一起叫的，因为在她给我的信里提到荷西都写“Jose M-a”。）“奎罗”和“鲁意斯”都是他的姓，但后者只在这个墓碑上见到，可见很少用，估计是母亲的姓氏。西班牙人名传统上有两个姓，分别源于父母的世系，一般都是父姓在先，母姓在后；父姓为主，母姓可提可不提。

这座荷西与Echo的合葬墓坐落在一道壁葬墙里，下方有一个玻璃龛，据说是一位匿名的华人捐置的；龛里放置着两人的照片，照片前有许多写了字的纸条和小石头，上面西文和中文的字都有。想要致意的人，可以请管理员打开锁住的龛门，放进自己的留言。

壁葬墙下放的玻璃龛，内置三毛与荷西的照片，以及想要致意的人留言的纸条和小石头（Teresa Carrillo摄）

壁葬墙侧面一堵空白的墙上，有三块献给他俩的小石碑，右边一块有七行西班牙文字，左边那块是中文翻译，恐怕是用翻译机转换过来的，因而不是很通顺，尤其最后两句实在不知所云，但整体的意思还是明白的：

荷西·玛丽亚·奎罗（1951年至1979年）和三毛（1943年至1991年）永远安息在冬天的光。荷西1979年9月30日死在拉帕尔马岛的海里，三毛1991年1月4日在台北去世以成回声。这些岛屿不再是他们的人生天堂，意外成为他们的坟墓。水、地，尤其是每个冬季的阳光，连接所有的生命充斥了他们的遗体。前葡萄牙航海员行程，拉帕尔马岛美岛及台湾宝岛因此一线连接的记忆：人，海，和平。

西班牙文的碑，文字上方有一个图形，正是La Palma岛的形状；中文碑上的，当然就是台湾岛的形状了。

至于中间那块碑上刻的，竟是《橄榄树》歌词的西班牙译文。选用的是歌词的第一段：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

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Echo曾在她的一篇叙述与荷西同访加那利群岛、名为《逍遥七岛游》的游记里这样写 La Palma小岛：“这是一个美丽富裕的岛屿……如有一日，能够选择一个终老的故乡，拉芭玛将是我考虑的一个好地方。”如今再读，这是何等凄美又何等可怕的谶语！

壁葬墙侧面白墙上，有三块献给三毛和荷西的小石碑

（Teresa Carrillo摄）

南达告诉我：听说有不少中国访客去上坟，放下写了祝祷字句的石头；附近的店家还售卖有他俩照片的明信片，甚至还有一本关于他俩的西班牙文小书《橄榄树与梅树花》。简直成了当地一个吸引游客的看点。

La Palma岛贩售的西班牙文小书《橄榄树与梅树花》

（Nanda Fanjul提供）

南达同时找到一则新闻：2013年3月，在La Palma荷西遇难的海边，一座很特别的纪念“塔”矗立了，是一位名叫费尔南德斯（José Alberto Fernández）的艺术家设计的。主体是一组三根细而高的金属管，据设计师表示象征“三毛”这个笔名；近旁则散置八块鱼鳍形象的石雕——“‘八’是中国的魔法数字”，报道中这么说。当地市政厅称这处为“文学景点”，举行了建成仪式，由“文化政务委员”主持，还邀请了荷西的两个姐妹来参加。

在La Palma荷西遇难的海边成立的纪念“塔”

（Teresa Carrillo摄）

一年之前，南达又传来Las Palmas大岛地方报纸大半页的报道，关于那位“来自台湾的中国女作家三毛”，她的最有名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首次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我查到那本书名“Diarios del Sahara”（《撒哈拉记事》）的书封，醒目的鲜黄色，字体最大的是作者名：Sanmao——三毛，不是Echo。〕报道中当然也提到作家和她西班牙丈夫的故事，他们已时隔多年的悲剧……还有一张他俩并肩走在沙漠里的彩色照片。他们不仅没有被遗忘，甚至也成了当地的一则传奇，就像一串绵长的、不绝如缕的回音。而她的故事，也终于被翻译成她的第二语言，在她的第二故乡出版了。

同时我也得知了：那栋我当年寻访不得的Echo故居，竟然在2015年由Telde小镇的市政厅在大门旁的墙上挂上了牌子，里面有四个中文字——“三毛故居”；而西班牙文写出的名字则是“Chen Ping（Sanmao）”。果然是在Telde，那年我没有找错地方，只是没有找对街而已——不过就算到了那条街也可能会认不出来，因为“故居”的大门和门牌号都跟彦明照片里的不一样了。

三十年前就离开了这里，二十多年前辞世，然而Echo的传奇在她身后这许多年竟然还没有结束。记得她提到台湾和加那利这两处地方时曾说：“那里是我的一生，这里是我的一世。”发生了、留下了生命里至深至巨的记忆的地方，就是一生，就是一世。但我认定的她最初的一生，是跟我一样，在那个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岛上；之后我们都远走天涯，经历了几生几世。我曾在另外一些地方，像江苏的周庄，像新疆的达坂城，看到旁人将她的一些足迹变成名牌大肆张扬；我心中隐隐作痛——那不是她，那只是她失魂落魄时颠踬步履的屐痕而已。在那些地方，她没有生与世。

Echo的几生几世，我的几生几世，曾经在一个岛上交会，又在另一个岛上错过。然而在我心中回音缕缕，久久不绝。

（2017年11月，于美国加州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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