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滕肖澜的长篇新作《心居》，诚如其题目所示，是关于房子的故事。它或许会让人联想起十几年前风行一时的电视剧《蜗居》。同样是讲述上海市井生活的故事，《蜗居》站在房价快速攀升的风口浪尖，房子不过是都市里的男男女女获得更好生活的入场券。而今，对于经历过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的人们而言，房子已然成为他们的宗教、魔咒与庇护所，或者说，房子甚至成为生活本身。这大约是“心居”的引申之义。

那是怎样的宛如着魔的情景呢？滕肖澜仿佛一个巫师，她挥动双袖，把那些为了房子痴狂的人们一一汇聚到她的笔下。他们朝思暮想的是房子，坐在一起谈论的是房子，行动的唯一依据也是房子。设若不是作家的同时代人，我们断然不肯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但恰恰是因为和作家一起经历了并仍然经历着魔幻的时光，我们不得不羞惭地承认，当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切被文字捕捉并戏剧化地呈现出来的时候，竟是如此可怖。多亏了滕肖澜娓娓道来的语调与了然于心的叙述，她在让我们洞彻到时代凛然的真相的同时依然感到安慰。这不禁让人追问，叙述的魔力从何而来？恐怕，只有深入到小说人物的生活中去，我们才能获得答案。

《心居》覆盖了《蜗居》的生活内容。它们分享着共同的主题，即对超级大都市的“闯入者”而言，如何在房子的“庇护”下生存下来。在《蜗居》中，“闯入者”是海藻；在《心居》中，“闯入者”是冯晓琴和冯茜茜姐妹。冯晓琴的生活似乎有滕肖澜的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的影子。如果说，在《美丽的日子》中，姚虹试图以未婚先孕的骗局入住卫家，那么，到了《心居》中，冯晓琴的日子可以看作是姚虹的继续，只不过，她斗智斗勇的对象不再是婆婆卫老太，而成了大姑子顾清俞。以婚姻作为代价，冯晓琴获得了进入上海人家的“许可”，有了片遮头瓦。虽然这房子远称不上宽敞，还需要忍受四世同堂的逼仄，但毕竟成为了她的“堡垒”——她可以以此为据点，让妹妹冯茜茜、弟弟也是私生的儿子冯大年依次进入到上海生活中来。在这一阶段，房子还是以其物质属性即生活必需品的面貌出现的。房子带给人安全感、归属感。正如冯茜茜吐露心事的那样，“我别的不求，就是盼着在上海买套房子，不靠别人，单靠自己。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就够了。”这似乎可以代表滕肖澜小说中所有渴望进入上海的外地人的心声。

而对于城市的常驻者而言，房子则意味着一个人活生生的历史。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出身、家境与阶层，只要进入到一个人的房子中，就能获得所有的答案。小说一开始就介绍了顾士宏所在的小区状况。“20年前造的半老小区，上海第一批商品房，放在当年是挺刮的，但眼下豪宅一茬接一茬，两室一厅都要150平方米了。”宛如时下中介的口气，这般程式化的介绍却让人略略窥见了顾家的情景。不消说，在20年前，顾家应该是殷实的。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这份殷实逐渐被“新贵”超越了。但无论如何，像顾家这样的中产家庭，是这座城市可靠的心子，也是张爱玲以降的写作者格外青睐的部分。滕肖澜曾经用知情人的口吻这般描述她所理解的上海，“如果上海是座不夜城，是个发光体，那么，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其实是在光芒中间的，是灯下黑。我们被光芒包裹着。”顾家，大约就属于随着这个城市的变化而不变的那一类人家吧。写他们的生活，就意味着写了“金字塔中间的那一群”，作家的价值观念由此也可见一二。

当然，上海外的读者更好奇的是在世事变迁中改变了阶层的位置，但依然凭借数代以来良好的教养挺直了脊梁的那一小部分人。滕肖澜也带领读者进入他们的房间。在顾士宏的记忆中，“施家的老宅被分割成十几户人家，施源一家住在前客堂，阳光最充足，面积也大。”那时候的施家，虽然已经从云端跌落，但尚有几分老式人家的自矜在。经过了这几十年财富来来去去的冲刷，那份“老钱”的优越感已然荡然无存。“施源家是老式里弄房子。晒台上搭房子，前后楼再搭三层阁。他家住底楼亭子间。正对着前客堂，再下去是灶披间（厨房）、晒台。改造过，但还是煤卫共用。房间统共不过三十多平方米，隔成两块。他住里面，父母在外面。地方虽小，竟是不乱。物品倒也摆放整齐。空间再逼仄，一只书架也是要的。全套大英百科全书便占了一半地方。早年的钢琴也还在，拿布罩了，上面摆个鱼缸，养一些热带鱼。旁边一樽水晶花瓶，插几束淡紫色康乃馨。居然还有块角落腾出来，放一架踏步机。”从这番巨细无遗的描写中，读者当可领略，施家仍然是清洁自持的人家，但无论如何，掩饰不住清寒的本相。历史徘徊于冷冰冰的砖石之间，于成败得失论英雄。这与滕肖澜不乏温情的讲述，构成了反讽。

对于新城市人而言，哪里还有什么历史呵，一切都可以用房产来兑换，来标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房产已经跃出其物质属性，进入精神领域。它代表了一个人的财富能力，进而象征着一个人的审美、品味，就像小说里叙事者所说的，“房子也是与人相称的，什么人住什么房子”。在小说所描述的食物链顶端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有资格住进世纪尊邸的顾昕与顾清俞。顾昕通过与官员的女儿联姻，获得了入住豪宅的资格。这境遇其实是与冯晓琴有几分像的，但因为处于食物链的高端，这份卑微就在众人的艳羡中消弭于无形。顾清俞作为跨国公司的高管，自然也有资格。小说好几次具体写到他们房间的面积，24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与170平方米的两室。面积之大倒还在其次，叙事者的慨叹点在于“无用”。房子在超出了使用者所需要的程度之后，就像审美一样，成为“无用之用”。

在《心居》中，不仅大大小小的主要人物陷入了对房子有或无、大或小的魔怔中，就连“跑龙套者”——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过是在别人口舌间以“我有一个同事”“我有一个朋友”出现的人，都无不被房子所左右。这统统构成了现代都市人的共同焦虑。因为，这十几年的经济生活的变迁深刻说明了，房子还是一个城市冒险之地。小说中时时以嘲弄语气谈论的展翔，其实就是新上海的冒险家。没有文凭，没有出身，也没有经过社会历练的他，单凭无人可及的魄力，就搭上了房价的快通车，坐拥十几套房产，迅速累积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即使是房子的“受益者”，也未见得获得了更好的生活。在小说中，展翔除了追求顾清俞以外，整日无所事事，并无其他追求，也未能在精神上展现出更为卓越的品质。这不禁让人疑惑，没有房子固然让人焦虑，可是，有了房子，就能获得幸福，获得更美好生活吗？

房子不仅仅是小说人物的追求与焦虑，也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小说的结构。如果不是因为需要购房资格，顾清俞不会需要找人假结婚，也就不会遇到初恋爱人施源；而施源呢，如果不是因为叔叔婶婶不肯接收，上海没有立足之地，就不会爽约，作为知青子女体面地回到上海；如果不是因为把买房的钱一股脑投入股市，又被腰斩，就不至于在经济上一败涂地；如果不是执念给父母买套房子，让他们得以安享晚年，施源的人生就不至于如过山车般起起伏伏。至于末了，收到了来自叔公的遗产——价值五百多万加币的蒙特利尔西山区的一套别墅，则纯属叙述者的馈赠——不过为了满足中产阶级关于世家子弟的完美结局的想象罢了。

在与小说人物共同经历了时代的焦虑与恐慌之后，我们大约能对滕肖澜的小说创作有一个粗浅的判断。这些人物，我是说在小说中被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如此真实——我们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呼吸、焦虑与恐惧，我们在深入他们的生活的同时仿佛检视了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一艘小船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颠簸，因为对同行人命运的彻底洞悉，我们略略感到安心。但仍然有些许的不满足。当小说被简化为在房子这一个维度上过分用力时，小说中的人物失去了更为广阔的精神疆域。那份对于房子的热望固然有十足的感染力，但说到底还是狭窄了。所有人物被限制在唯一的向度和可能上，使得这份热望也显得拘谨了。也许你会同我争辩说，这难道不是当下中产阶级的真实面孔么？他们已然失去了丰富的人生，只能在可以看到的房子上投注全部的心力。姑且不论这是否是一种刻板印象，即使现实如此，小说家难道不应该在以现实为材料的同时，让读者稍稍偏离过分现实的轨道么？虚构的意义正在于此。小说迫使我们检视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观念，与之辩驳，并在某种程度上说服自己想象其他的可能。这恐怕也是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迷人之处吧。

（2）

在《心居》中，我们得以认识这个时代的“时代女性”。应该说，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时代女性”都有不同的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时代女性”，大约就是顾清俞的样子吧。

跨国公司高管，才貌双全，经济独立，自己完全可以负担起自己的生活。这还不算，因为经济上有余力，顾清俞得以好整以暇地照顾家人。在家人遇到危急状况时挺身而出，用金钱解决所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决定爱情婚姻生活。独身或者进入婚姻，都由她自己说了算。总而言之，顾清俞是强大的，强大到即使从外地到上海的冯晓琴、冯茜茜姐妹对顾清俞抱有女性之间难免的敌意，但也不得不认同她的价值体系。用冯晓琴的话说，就是“阿姐这个人，是噌噌往上的。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独立女性，是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赋值。看上去，这是女性主义运动到今天结出的硕果，也成为女性对于自己的期许以及唯一的政治正确。事实上，不仅是顾清俞，小说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都被建构成了“女强男弱”的模式。然而，独立女性真的如此“独立”吗？

作为小说中的高配版女主人公，顾清俞被叙述者描写得高洁无华。从一出场，她就是低调强悍，靠自己的实力买豪宅的人。顾清俞的“前史”，即她是如何在36岁以前就奋斗至跨国公司高管的。因为与房子关系不大，叙述者选择略过不提。但是，细心的读者是能看出端倪的。小说以顾清俞的视角，隐晦地讲述了她的师傅，同为这一行元老Sindy的奋斗之路。在小说中，成功女性的奋斗之路，被委婉地表述为“刚柔并济”“用的是巧劲”，而“美人计”之类，虽出于庸众的想象，但难免令人有于流言中迫近事实之感。虽然顾清俞被叙事者予以撇清——“直来直去了些，魄力倒有些像男人”，但生活何以会为顾清俞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让她纤尘不染地通过个人奋斗住进世纪尊邸，这是一个问题。在叙述者那里，男人和女人，被当作价值序列上的两极而建构起来。男性，意味着直来直去的，光明磊落的；女性则显得近乎逢迎，胜之不武了。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男人依靠获取生产资料来实现扩大再生产；而女性，则依赖认同传统父系视野下的性别秩序来实现个人价值。这是隐藏在“独立女性”背后真正的核心。顾清俞的“前史”之所以不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最根本的还是叙述者找不到另外一条不同于Sindy的路径来叙述新的独立女性的故事。

相形之下，另外两个女性的奋斗道路颇能说明问题。冯晓琴嫁给顾磊之后，认为自己完成了个人的奋斗，转而将家庭在社会阶层序列上的上升作为自己的目标。在父权制秩序中，男人承担社会生产的责任，女人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这也是冯晓琴所遵循的。她望夫、望子成龙，期望以自己承担全部家务劳动为代价来督促男人的上进。然而，事与愿违。女性对于个人奋斗的野心间接造成家庭悲剧。这是小说的隐喻。在顾磊死后，冯晓琴失去了男性作为桥梁，开始与社会短兵相接。看起来，她聪明又能干，不仅开发了养老院作为创业内容，还推动展翔一步步创业，进而成为养老院的老板。但是，请注意，冯晓琴的个人发展道路依然建立在与男性的关系基础之上。没有展翔注资，没有展翔将养老院半送半卖地转让给她，纵使她有再大的神通，恐怕也很难实现个人奋斗。而这两个先决条件，对于现代女性而言，不啻为天方夜谭。而冯茜茜的道路则更为直白了。她利用女性的身体，与男性交易，从而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来发展“个人事业”。而感情，不过是性交易的遮羞布罢了。

奋斗的过程尚不能细看，在女性格外用心的爱情婚姻中，就越发暴露出“独立”的窘迫了。对于顾清俞而言，在阴差阳错与少年时心仪的男子结婚之后，她并不能像别人，也像她自己想象的那样过上幸福的生活。原因无他。既有的性别观念束缚了所有人，使得女强男弱的婚姻不被看好。这段婚姻一开始，顾清俞就被闺蜜李安妮告诫说“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的。男人比女人强，一点问题也没有。倒过来就比较麻烦”。无论他们过去有着怎样的深情与牵挂，都敌不过这一传统观念的“诅咒”。任是多么强悍的“独立女性”，依然对这一传统观念缴械投降。冯晓琴和冯茜茜就更不用提了。冯晓琴自始至终希望获得展翔的感情，但她是否能辨认出，这究竟是出自她的感情，还是房子所赋予的魔力呢？然而，就连这点可怜的希冀也屡遭失败。虽然小说结尾似乎有了些许亮光，但有经验的读者相信这不过是叙述者美好的善意。冯茜茜则在交换过程中血本无归，直接被上海这座城市放逐。

这是《心居》不期然展现出来的女性生存图景。“独立女性”如同桂冠，诱惑着都市女性与之认同。然而，社会性别结构与性别观念是如此坚不可摧，女性被固定在既有的价值秩序中，无法动弹。能指与所指的错位以一种极其荒谬的形态表现出来。当叙述者如实地叙述这一切的时候，话语不期然形成了一条隧道，指引我们朝着更高的“真实”而去。

（3）

《心居》始于一场家宴。将宴会作为小说的主要材料，是自简·奥斯汀以来的文学传统。在一场接一场的盛宴中，人们以比日常生活更美好与得体的姿势与形容出现，在吃饭、闲聊、舞会中将人与人关系的褶皱打开。构成《心居》，是一场接一场的家庭聚会。仿佛没有什么能阻止顾家人聚在一起，除了死亡。因此，《心居》也可成为我们探究家庭关系的样本。这让人想起了孙惠芬的中篇小说《致无尽关系》。如果说，《致无尽关系》定格于农业时代对于中国大家庭关系的分析，那么，到了都市时代，中国式的家庭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大家庭将散未散的时刻，是《心居》所抓住的既富有戏剧性，又熨帖暖人的时刻。

一方面，家庭关系是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单一的欲望所鼓噪的都市人迫切需要家庭作为情感纽带，以建立与他人的深刻联系，承载无法摆脱的孤独。于是，我们看到，每周六雷打不动的聚餐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关于亲情的向往。叙述者将家宴描述得十分家常而自在——“自家人的聚餐，不比在外头。菜量大，酒喝得再多也不心疼。实惠。坐姿随意。吃饱了就站起来，看看电视，活动活动，一会儿倘若有称意的点心上来，再入座吃。”看上去，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随意而自在的场合，言不达意地聊天，随心所欲地释放情绪。在这一诉求的推动下，顾家人将房子都搬到了不远的距离。这既是小说结构的需要，也是人们情感的需要。

另一方面，像顾家这样的大家庭，是由许多核心小家庭构成的。对于日渐松散的亲缘关系而言，核心小家庭的利益往往超越了大家庭。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对人构成严峻考验。《心居》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事实上，顾家三兄妹矛盾的焦点，仍然是房子。作为知青的老大顾士海返回上海时，故乡已成他乡，一家人穷困潦倒，大都市里并无落脚之地。正当此时，是妹妹顾士莲将房子让给了他。这一刻，是亲人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感战胜了金钱，获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是小说的高光时刻，是该叫人鼓掌欢呼的。但是，滕肖澜敏锐地洞察到了一种事实，即所有叫人感动的感情都须放在一个长时间段里被衡量。果然，待到顾士莲境遇不复以往，亟待从亲人那里获取更多的支持，她意外地遭遇到了沉默。

这是都市化生活对于人际关系的深刻侵蚀。人们原先所设想的儒家伦理之下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经济关系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于在穷困境遇中煎熬的人来说，即使面对的是最亲的亲人，也不肯倾尽全力回报之前所受的恩惠，反而将之视为急于摆脱的负担。人与人关系淡漠至此，与小说中反复出现其乐融融的家庭聚餐局面构成反讽。这也是滕肖澜在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她认为富足的经济状况是人表达善意的根本性条件，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理念当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许多有力的证据。然而，是否可以将之当作真理深信不疑并推而广之呢？这恐怕就值得怀疑了。好的小说家大概是像狐狸的，就像伯林说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捉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和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出于善意，叙述者让关系一度恶化的顾家兄妹在老母亲死后握手言和。但我们知道，感情的神圣性已经被摧毁了，有些事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金钱摧毁的不只是本来就松散的亲情，还改变固有的伦理秩序，不断冲击着人们对于善与恶的认识。这一点深刻反映在小说中的人物对于冯晓琴的评价中。展翔与顾清俞就冯晓琴是否是一个“好女人”的辩论就事关今天人们对于善的认识。在顾清俞看来，冯晓琴做过传销，与别的男人不清不楚，还有一个私生子，完全算不得“好女人”。顾清俞对人的评价层面聚焦在私德上。但是，展翔并不这么看，他斩钉截铁认为冯晓琴是好女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理由是，在养老院着火的那一晚上，冯晓琴奋不顾身救了两个老人。显然，这个“好”指的是社会正义层面。叙述者应该也是赞同展翔的吧，所以才有了后面冯晓琴接手养老院之后不顾个人利益收留老黄的情节。换句话说，这是都市社会关系中民间对于伦理的裁量。人们过去所关注的个人品德如今被限定在私人生活领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个人在与他人的深度联结中扮演利己还是利他的角色则成为新的伦理法则关注的要点。某种意义上，这是城市生活对于人的个性的更大包容，也是新的伦理关系的胜利。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正在被摧毁，新的又尚未建立起来，伦理地标的无定向位移往往会造成人们新的困惑。比如，冯晓琴就有一段自言自语——“阿婆，有时候我也挺糊涂，好和坏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些事情可以稍微做一做，哪些事情完全不能碰。比如我觉得，手和脸给史老板摸两下，有什么要紧的，屁股蛋偶尔摸一下，也没啥，但别的地方就不可以，性质不一样了。还有说谎，要是为了让这个家好，那就不叫说谎。”困惑的恐怕不止冯晓琴，所有被金钱的欲望所禁锢的人们，大约都有这样的困惑吧。然而，越是这样，叙述者越是要划定清晰的界限，比如，越过界限的冯茜茜，就被叙述者毫不留情地从上海，也从文本中清理了出去。但这远远不是结束。善或恶的边界依然是模糊的。在新的伦理秩序建立起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备受冯晓琴式的折磨，而我们的行为本身，也在促进或者阻碍这一切。

（4）

讨论滕肖澜的小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你尽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要让这一结论禁得住不同读者的反复验证，则不太容易。文学批评者应该倾向于让文本更加复杂，而不是趋向简单。在这一点上，小说家和批评者其实是同路人。现在，请允许我冒着简单化的风险，对滕肖澜作一简要归纳:

1.滕肖澜是那种和她小说中的人物，同时也是她的理想读者紧紧贴在一起的小说家。她不高于他们，也不低于。他们在同一价值维度上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她并不指望贡献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不是她的任务。她心平气和地叙述。呈现“我们的”世界是她写作的乐趣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是那一类孤绝的小说家。她身在人群之中，她的读者如在目前。这令她的所有讲述都指向明确的对象，并有了底气。也就是说，不同于当代小说家，她的小说建构在集体经验的基础上。这也是滕肖澜小说魅力的来源。毕竟，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确信自己被听见，已是难得。

2.她肯定了我们的生活中轻薄、世俗与过度的一面。对于已然绵延了几百年的小说史而言，她似乎完全忽略了现代小说在技艺上取得的成就，纯以精巧的故事吸引读者，貌似是已经过时了。但我们可以想见，这类创作仍然有无尽的生命力与未来，因为她仍然属于我们传统的一部分，那种讲故事的人的传统。

3.谈论滕肖澜的小说，倘若离开了时代的风气与氛围，倘若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注脚、一座城市的旁白，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也是隔靴搔痒的吧。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理解滕肖澜小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作为同时代的读者，这当然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但谁又能说，这又不是更深刻理解的局限呢。

插图：李筱

岳雯，1982年9月出生于湖北枝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著有《沉默所在》《抒情的张力》。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评论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第三届《扬子江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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