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文学传统里，如果荷马是父亲，那么萨福则是母亲，她残缺的遗诗，是文学史的一次偶然事故，部分构成了它经久不息的魅力，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田晓菲通过对萨福遗诗的编选、翻译和注释，让我们进入经典，感受其文学魅力；同时她简要梳理萨福歌诗的流传以及历代如何重构萨福、神话萨福，呈现了“萨福”作为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过程。

“我对你们，美丽的人啊，永不会变心”

神话萨福

选自《“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引言

文：田晓菲

安·卡尔森在她的萨福新译本的序言里写道：

“我们只知道，萨福爱女子就和她爱音乐一样深。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行吗？”

答案是：我们想而不能。

因为“萨福”是一个早就不再属于萨福的名字和符号。“萨福”和萨福的诗，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惟一应该记住的是：如果没有萨福的诗，“萨福”也就根本不会存在。

在我们的时代，每提到萨福，就会想到同性之爱。但我们应该知道，“萨福”虽然是“激情”的象征，这份激情的对象，却不一定都是女性；因为萨福歌诗本身的模糊性，每个不同的时代都可以依照自己时代的偏见，嵌入一个不同的性别。

公元1世纪的女子肖像，发现于庞贝。虽然它和历史上的萨福不一定有任何关系，但直到现在，画中人一直被称为“萨福”。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萨福开始出现于希腊的喜剧。在安提法奈斯遗留下来的喜剧短片里，萨福出了一个谜语：“何物女子，怀抱幼儿，虽不能言，其声远扬，而近者不闻？”萨福的父亲猜说“城邦”，但他错了，谜底是“书简”，在希腊文里是阴性名词。这真是一个象征性的时刻：萨福的声音——女儿和女性的声音，抹掉了“城邦”的父权政治秩序，骄傲地宣扬了文字和书写的力量。

即在此时，人们对萨福爱情生活的兴趣已经十分浓厚。据阿西奈俄斯在《学者晚宴》中说，公元前3世纪的诗人赫米西纳称阿尔凯乌斯和另一位诗人阿那克瑞翁都曾追求萨福，虽然阿那克瑞翁和萨福并不同时；而公元前4世纪末的喜剧作家狄菲卢斯在题为《萨福》的喜剧中，更是把阿耳喀罗科斯和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希波纳斯都写成了萨福的情人。这部剧作不幸已经佚失，同时至少还有五部以萨福为题材的喜剧，也已不存。

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有关萨福之死的传说。在萨福神话中，我们首次看到一个男子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年轻英俊的渔夫；他不是萨福的追求者，而是萨福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人。这男子名叫法翁。据说，他是萨福的死因。〔1〕

著名喜剧作家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2年）写了一部《来自卢卡斯的女子》，称萨福为了对法翁的无望的爱，从卢卡斯的悬崖投海自杀。系于奥维德名下的《列女尺牍》第十五篇“萨福致法翁”，更是以萨福的口气，把萨福对法翁的爱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见第三辑）。当它在15世纪被学者们发现时，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萨福亲笔信的“拉丁译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的滔滔不绝的独白，似乎比女诗人的断简残章更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奥维德的诗里，萨福不是失败的追求者，而是弃妇。换句话说，不是法翁不爱萨福，而是他的荡子本性决定了她被抛弃的命运。这首长诗最关键的段落，是听到“萨福本人”这样向她的男性听众——法翁／诗外的读者——宣告：

我爱过上百的人——作孽的爱——可是现在，

你这冤家，以前为众人所有的，现在属了你一人。

不仅是“一人”，而且是一个男子——他的魅力击败了所有女性情敌：

无论匹拉或者美瑟那的少女，

还是勒斯波思的处子，都不能令我激动。

阿那托利亚，金发的西蒂罗，只让我厌倦，

阿狄司不再愉悦我的眼睛。

对男性读者来说，有什么比奥维德的诗简更理想呢？让我们在诗和性的双重意义上皆独立于男性世界的女诗人亲口承认，她甘心为了一个男子而放弃过去的一切，忏悔以往“作孽的爱”。如果同性恋爱在异性恋者的眼光里是一种“疾病”，是“不正常”的行为，那么，她被成功地“治愈”和“矫正”了，甚至矫正到这样一种程度——连写作的能力也同时丧失了：

我无法遣词造句，安排出一首歌诗：

若要写作，必须无虑无忧。

但是奥维德的诗简没有能够清洗萨福的名声。公元2世纪的芦纸文本说：“人称她行为不检，是爱女性的。”苏伊达辞典说：“她有三个伴侣：阿狄司，特里斯芭和美加拉。她们之间不纯洁的友谊，使萨福得到一个恶名。”于是，爱好萨福歌诗的人，出于为她正名的渴望，捏造了“另一个萨福”。伊连在他的《历史杂记》中说：“我了解到在勒斯波思岛还有一个萨福，她是女校书，不是诗人。”苏伊达辞典则说：“（那‘另一个萨福’）是勒斯波思岛弥特利地方人，一个竖琴演奏者。她为了对弥特利的法翁的爱，从卢卡斯的岩石上跳下去淹死了。有人说，她也会作抒情诗。”这种说法一定曾经是古代罗马学者们辩论的热点。悲剧作家塞内加（公元4？—65年）在写给卢西琉的信中说：“语法学家狄第慕斯（公元前80—前10年）写了四千部书。就算他只是读了这么多没用的书，我都会可怜他。在有些书里，他探索荷马的出生地；在另外的书里，他研究伊尼斯的母亲是谁，阿那克瑞翁到底更爱色还是更爱酒，萨福究竟是不是妓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就是知道了也应该立刻忘记的问题。而人们居然还抱怨人生太短了！”

现存萨福最早的肖像，是对公元前6世纪晚期陶画的重绘。

到了中世纪，萨福的九卷歌诗突然消失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以为它们是被思想正统的基督教徒烧掉了，他们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年代：公元380年，和公元1073年。但是，现代学者认为，这不过是关于萨福的又一个浪漫神话而已。真实的原因往往没有那么富于戏剧性，只不过，人们似乎喜欢想象那位被爱情所“燃烧”的女诗人萨福，毁灭在熊熊的火焰中。

萨福的声名并没有随着她作品的消失而减低。也许，空白和残缺反而更加刺激了人们的好奇。法翁的传说虽然无稽，却一直在萨福神话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时而和萨福的同性之爱错综交叉，时而淹没了萨福的同性之爱。最重要的是，萨福对法翁的爱被视为萨福应得的惩罚。法国学者比埃尔·贝耳在他1697年编纂的《历史与批评辞典》（英译本，1710）“萨福”词条下开宗明义地指出：“因为她的诗和她的爱，萨福是上古最著名的妇女之一。”但他在萨福的爱情生活上花费的笔墨远远多于对她的诗歌的赞扬：“萨福一直被视为著名的女同性恋者。有人以为，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被称作‘男子气概的萨福’。〔2〕但如果她是存心忽略人类的另一半，那么，她的期望落空了，因为她爱上了法翁，而且，虽然她想方设法使法翁也爱她，她的努力全是徒劳。他蔑视她，他的冷漠迫使她从高高的悬崖上跳下，熄灭了她那吞噬一切的火焰。”

燃烧的萨福被冰冷的法翁“熄灭”了。她的死成为一种象征：萨福，女同性恋者，曾经独立于“人类的另一半”，她对男性世界的忽视终于得到了报应。

在18世纪意大利作家维瑞（Verri）的小说《女诗人萨福传奇》（1780）里，是萨福对法翁的爱——更准确地说，是法翁裸露的身体——激发了她的诗才。在这部小说中，萨福平生第一首诗是她在看到角斗比赛中的法翁之后才吟诵出来的。她的全部诗歌写作都围绕着法翁而展开。萨福被描写为热情奔放不能自已的女子。最后投海而死：感情压倒了理智。

在著名的法国画家雅各-路易·大卫1809年创作的油画《萨福与法翁》里，萨福在两个男性——法翁与小爱神厄洛斯——的合谋下，松开了她的竖琴（诗歌写作的象征）。一页稿纸散落在她膝下，她的头被法翁转向画外的观众，正对着我们孜孜窥探的目光。她完全处在被动状态中，而身背弓箭的法翁（我们注意到那昂扬的箭头和他健壮的臂膀）却是轻松自得的——我们从他的双腿站立的姿势就可以看得出来。

萨福与法翁。法国画家雅各-路易·大卫作于1809年。

然而，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人，萨福代表了不同的东西。法国中世纪女作家克利斯蒂纳·德·比桑（Christine de Pizan，约1364—1429 年）把萨福描述为“学问渊博的女子”，虽然我们甚至不知道萨福是否能够阅读——或者，如果她能够阅读，阅读些什么。19世纪后期，女性主义运动的萌芽使萨福成为“新女性”的偶像。女性作家把她奉为典范；她的性取向使她在沉闷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象征了性爱的自由。虽然萨福本人可能不会阅读，阅读萨福歌诗原文对于“新女性”来说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一向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根基，人们历来认为只有男子才能胜任，“智力低下”的妇女们与之无缘。

也是在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年）在诗集《恶之花》里为萨福涂抹上了一层“颓废”的色彩，虽然这种“颓废”实际乃是对正统道德与保守思想的积极冲击。他把勒斯波思描述为女性的乐园（见第三辑）：

勒斯波思！在那里，慵懒或热烈的亲吻，

太阳般燃烧，西瓜一样清凉，

装饰了黑暗，镀金于闪光的日子——

它们充满了拉丁游戏，希腊式的乐趣……

勒斯波思，在那令人窒息的夜色里，

少女们在镜子前睁大空眸，

在贫瘠不育的欢乐中相互拥抱成熟的肢体，

品尝那些发育饱满的果实，

在勒斯波思，在令人窒息的夜色里。

诗人骄傲地嘲笑“老柏拉图”们的不适，以挑战的语气提出：

爱情

嘲笑天堂，也同样嘲笑地狱！

是与非的律条，于我等何有哉？

然而，这个女性乐园却是“失语”的。沉浸于“不育的欢乐”（既指同性之爱，也一语双关地暗示了创造力的缺乏），它必须依靠一个男性代言人：

因为勒斯波思已经选择了我——从所有男子里——

歌唱她含苞的树林的众多秘密……

当萨福的形象最终从勒斯波思“令人窒息”的夜色中凸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具虽然“可爱”却没有生命的躯体。波德莱尔也把萨福的死解释为惩罚，但他巧妙地告诉我们，这惩罚不是因为她爱女性，而是因为她背叛了这种爱。

19世纪末，埃及农民在开罗附近耕田时，发现了一些芦纸文本。1895年，牛津皇后学院的两个年轻人依靠埃及探索基金的援助，在开罗以南大约一百二十英里的奥克西瑞克斯（Oxyrhyncus）开始了他们的发掘。他们把发掘出来的芦纸文本装在饼干筒里运回伦敦。直到今天，对这些支离破碎的芦纸文本的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我们现有的萨福遗诗，很多就是从这些芦纸文本里发现的，比如残诗五，十六，四十四，或者五十八（依照娄伯经典文丛的编号）。

写于芦纸文本的萨福遗诗

这些芦纸文本的出土，正当萨福的名字成为热门话题之际。20世纪初，一些男性学者试图恢复萨福的名誉，把她塑造为贞洁的女教师；〔3〕与此同时，宣扬同性之爱或者只是追求爱情自由的文艺女性——无论是在巴黎开创沙龙的那塔丽·巴尼（Natalie Barney，1876—1972 年）以及她圈子里的女诗人们（往往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西尔维亚·汤森·华纳（1893—1978年）与瓦伦汀·奥克兰（1906—1968年），一对同性恋爱的作家伴侣——依然把萨福视为保护神。那时，将成为第一位法兰西女院士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Yourcenar，1903—1987年）——走起路来俨如女王，好像所有的门都会自动为她打开——还太年轻，还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前往希腊（希腊在20世纪成了艺术家们的朝圣之地），也还未遇到那位她以为集希腊之美于一身的希腊美人，甚至也还没有写出《火：萨福或者自杀》。那时，在欧美女诗人中有一个响亮名字的是希尔达·杜利特尔（H. D.），在现代英语诗歌中占据了一席重地的“意象派”创始人之一。

那是1911年。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的一年。在巴黎。杜利特尔和庞德（她从前的情人），还有十九岁的诗人阿丁顿（她后来的丈夫），“一起在伦敦的茶室分享书籍、诗歌和点心”（瑞诺兹，第310页）。他们一起阅读《古典学刊》，上面曾发表一系列关于新发现的萨福残诗的文章。杜利特尔的诗，题材和意象是希腊的，诗行短小、跳跃，是萨福式的。萨福的残缺是无意的，杜利特尔的残缺则被庞德“提升”为一种主义：意象主义。这是20 世纪初期，发生在英美诗歌界的一个大事件。

杜利特尔有诗《墓志铭》：

好让我能说：

“我死于生——

曾经生活过一个时辰。”

好让他们能说：

“她死于寻求

非法的热情。”

好让你能说：

“希腊的花朵；希腊的狂喜

永远索回了

这样一个人——她死于

追随

精致的歌失去的节拍。”

我们第一次看到，那曾经包裹木乃伊的芦纸，被小心翼翼地揭开，一条条，一丝丝，一缕缕；萨福的残缺，一个偶然历史的事故，成为一种精心策划的现代美学。

支离破碎的萨福。

天下很多事情，往往坏在过分严肃上面。我们该容纳一些自嘲，以保存自省，和一个宽阔的视角。罗纳德·佛班克（Ronald Firbank）的《虚荣》（1915）是我喜欢的一篇小说。贺乃基太太，一位时髦的沙龙女主人，主持了一次情调高雅的晚宴（特意把紫罗兰，或“堇”——“萨福的花”——撒在餐桌上，食物高高堆起好似祭坛，还有“勒斯波思的葡萄酒”——从百货市场买来的），一切准备都只为英各拼教授将要向在座的客人们披露“最新发现的萨福残诗”。经过许多的闲谈碎语，许多的辗转周折，终于，晚饭吃得差不多了，客人们记起了萨福，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充满了期待，贺太太拼命摇她的黄扇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教授（大写的）开口了——背诵了一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希腊文。满脸迷惑不解的李斯理夫人连称：“太迷人了！”仙伯乐太太请求教授用“英文大白话”讲解一下。

“用大白话来说，”教授有些不情愿，“就是，‘不能够’，（他摇动一只手指）‘不能够，哪怕她的双足充满愤怒！’”

“你意思是说她跑掉了吗？”

“显然。”

“呕！”仙伯乐太太看起来像要晕过去。

教授把萨福的残句形容为“充满冒险精神的诗行”，“装饰性的，没有用处的……丝绸上的水彩画”。

“‘不知道为什么，’乔夫人坦白承认，‘它让我激动——真的！’”

在小说结尾，另一位太太趁势背诵起萨福的“致爱神”（里面萨福所追求的人是“他”而不是“她”——关于这一人称代词的性别变化，见第一辑第一首诗的译者注）。

“‘妙极了，亲爱的。谢谢。’一个无名的声音。”

“‘基督教，毫无疑问’，教授颇有些狠巴巴地对巴先生说道，‘发明了许多值得赞扬的东西，但是，它摧毁的比它创造的多得多！’他心中旧藏的异教精神抬头了。”

20 世纪的萨福神话，虽然因为近代的潮流，演义得轰轰烈烈，却没有什么太新奇的变奏，只是法翁不再时髦了。然而，在学术研究里，萨福对法翁的爱被赋予不同的阐释：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纳吉（Nagy）用原始神话和祭祀礼仪来分析萨福／法翁故事，非常富于启发性（详见第三辑奥维德诗之译者注）。

近年来，欧美文学界出现无数的小说，戏剧，诗歌……关于萨福。且不提一个又一个萨福译本，层出不穷的萨福研究。“勒斯波思人”（Lesbian），因为萨福的缘故，成了女同性恋者的固定名称，这恐怕是谁也知道的了。然而，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萨福终究飘摇不定，刚刚只在我们伸出的双手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萨福编织出来的神话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她的残诗的解读。须知萨福的歌诗和我们的《诗经》相似，在阐释方面充满疑难，学者们常常不得不根据上下文进行“填空”，而我们可以想见，这种补缺行为是如何参与了诗歌意义的创造；尤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补缺时采用的选择本身会被萨福神话（及学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从而丧失确定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后世的“意识形态”不仅决定了文本的解读，更决定了文本自身的创造与建构。这种情形，实在是比“萨福的性倾向”意义更深远也更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就拿著名的残诗三十一（娄伯经典文丛编号；本书编号第十五首）来说，在这首诗里，诗人因看到一男一女亲密交谈而受到强烈震撼——“我虽生犹死，至少在我看来——／死亡正在步步紧逼。”试图“维护萨福名誉”的学者，如19世纪的魏拉莫维茨和缪勒，努力将其解释为诗人在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赞颂新娘子的美，或者仅仅是在对女友表达“一种友爱的感情”（！），但谁都知道这无论如何难以说通。在我们的时代，虽然已经不用再对同性恋爱讳莫如深，但是，正如海德堡大学的格仑·莫斯特教授所提醒我们的，原诗的模糊性使我们不能把同性恋爱的解读视为理所当然；而同性恋爱的解读之所以成为可能，根本只是因为后代学者对原诗所作的“填空”。具体来说，此诗的第五至第六行是解读全诗的关键：

啊那是让我的心在胸膛里狂跳，

当我看到你，哪怕只有……

在这两行诗句里，第一个成问题的是“那”——在希腊文里，它是中性，既不指“她”，也不指“他”，倒似乎是指诗人面临的这种情境：一男一女的亲密交谈。下文的“你”本来好像使问题解决了——诗人一定指的是那个女子（？）——但是莫斯特指出，这个“你”其实是后代学者“径改”的结果。假如我们采纳一位德国学者赫尔曼在1816年提出的建议，对残缺的原文做一种不同的修补，那么，这句诗就会变成“当我看到，哪怕只有……”，而不知“看到”什么。换句话说，“看到”没有宾语，萨福嫉妒的可以是诗中的男子（说明萨福是“同性恋”），也可以是诗中的女子（说明萨福是“异性恋”），也可以是两个恋爱中的人（说明萨福形单影只、渴望爱情）。〔4〕

莫斯特的结论：“是一些具有局限性的、在短时间内时髦的偏见——无论是关于妇女的，关于性的，还是关于诗歌的，等等——决定了我们的期待语境，帮助我们选择什么才是合理的或者可能的，而编者，诗人，以及其他读者，无不把这些期待语境带到对古代诗歌和记载的阅读中来；正是这些语境，在我们理解、编辑和翻译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角色。”同性恋爱的解读，虽然在眼下是时髦的，也是（在某些文化语境里）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或者，正因为它在眼下是时髦的，和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不一定是惟一的，也不应该是惟一的。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萨福离我们更远了。

《“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内文

在中国，周作人大概是最早介绍萨福的人之一。他1914年发表在《中华小说界》上的文章，把萨福译为“萨复”，称其“生周定王时”，又赞其诗“情文并胜……譬诸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周氏自己译过几首萨福的诗，录在《希腊女诗人》一文中，发表在1926年的《语丝》杂志上。当初，我还是因为看了周氏的译文，深为其素朴优美感动，才发心翻译古希腊诗歌。虽然翻译家大多自谦，说翻译是嚼饭哺人，而懂得彼国语言的读者，又往往嫌译文不够贴切或不够雅致，但是，巴别塔一天不成，我们一天需要翻译；而况好的译文，是能够唤起读者许多的企慕，就像我读到周氏译文那样。我自己虽然还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心向往之。

周氏希望中国能够接受一点古希腊的影响——热烈地求美，求热烈的生，而不是如植物一般苟活。我一直想找到他根据英国韦格耳1880—1934年）的《萨福传》编译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初版），但还没有如愿。在这以后，对萨福作品的介绍，除了一些“零星的译文”之外，是大片大片的空白。直到20世纪末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已故诗人罗洛（1927—1998年）根据玛丽·巴纳德1958年的英译本《萨福》所译的《萨福抒情诗集》，收诗一百首。

人生短促，如芳春之暂躅。与其相争相毁，不如做一点切实的事情。

公元2世纪的芦纸文本残片，称萨福“相貌颇陋，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虽然这已是萨福逝世之后将近八百年的记载，譬如三国时候的人谈论西周，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近年不知如何在我国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称萨福曾因事被判死刑，遂在法庭袒胸，致使观众惊叹，并抗议说“如此美丽女子不可让她死去”云云，完全没有历史根据，只能说是萨福神话在异代异邦的延续而已。

这一新神话的创造，似乎满足了一种新的需要，那就是：在如今的时代，很多人愿意相信，一个女性作家的身体，比她的作品更引人注目，更有魅力。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幸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亦是对人生比对文学更感兴趣的人。

注释

〔1〕关于法翁，详见第三辑奥维德诗简的译者注。

〔2〕“男子气概的萨福”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 年）对萨福的评价：“男子气概的萨福用她选择的格律调节了阿耳喀罗科斯的

诗歌……”公元3 世纪的贺拉斯笺释家波费瑞俄（Porphyrio）认为，它或者针对萨福的诗歌写作而发（因为“男子更擅长诗歌创作”），或者因为她

被讥为女同性恋者。

〔3〕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 年）在一篇题为《集会》的小说（1921）里大大讽刺了这些学者：“趁着郝伯金教授不在，我检视了一下他一辈子的研究成果：一部萨福著作。那是一本看上去怪模怪样的书，有六七寸厚，根本不是萨福写的。完全不是！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对萨福贞操的辩护，因为有一个什么德国人认为萨福不贞——我敢向你们担保，这两位先生的辩论，真叫热情洋溢，真叫学问渊博，还有他们在讨论一样工具的用法的时候——那东西在我眼里，和一根发钗没有啥区别——表现出来的聪明智慧，真是叫我目瞪口呆！特别是因为就在这工夫，门开了，郝教授自己走了进来。一个又慈祥又温和的老先生——可是就他——他对贞操能知道些什么？”“怪模怪样”的英文queer 是双关语，也可以指同性恋爱者，虽然在伍尔夫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还主要指男同性恋。

〔4〕见格林主编的《重读萨福》一书第11—35 页。

转载自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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