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毓民，国家级名老中医，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中医科主任、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儿科研究室主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医教研室副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著名中西医结合儿科专家。现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医特色性早熟专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顾问；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第二届国家二部一局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班导师；上海市高级中医临床人才培训班导师。擅长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疗儿童性早熟、小儿肾病、肺炎、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胃窦炎、遗尿等儿科疾病，疗效显著，总结出系列成熟经验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童性早熟中西医结合论治》等专著14部。时教授还是国内知名的医学科普作者，为医学尤其是儿科医学知识在大众普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获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在1999年获上海邝安堃中西医结合优秀工作者基金奖，2001年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颁发的全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获3项科普著作奖。

采访笔记

我在两个月内，到过他家两次，每次都是一个多小时的访谈。第一次，我们聊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委会的历史，他作为创始人，首任主委，当年发起组织这一学术团体的诸般曲折、不易、光荣与幸福；第二次，我们聊他的人生，从一位西医，成长为全国名老中医，这沿途的风景和内心的起伏。

八十二岁的老人，已经没有讲故事的精力，删繁就简，言简意赅而令我抓狂。但是，我还是被他感动了，不是因为这位和善的老人，两次都准备了大盘的结结实实的水果递给我——第一次是红提，第二次是柚子，而是因为他说的一个细节。

“一来二去，孩子和你熟了，会像小猫小狗一样扑到你身上给你捣乱，摸摸你脸，叫你爷爷，还把糖果塞进你的嘴里。有个男孩子，八岁，虎头虎脑的，特别爱做手工。我给他看了一两年，今年春节前，他把一件小礼物端端正正地放在我桌上，时爷爷，这是我自己剪的，祝你新年快乐，他大声说。那是一个手工作品，一个非常漂亮的手工纸花瓶，一层一层，瓶身是孩子稚嫩的字体，看得出特别上心思，他妈妈说，孩子是整整花了一周时间，还拒绝了去迪士尼，终于赶在节前完成的作品，孩子说，要送给时爷爷的，一定是最好的。这样的小礼品还蛮多的，大概可以放满一桌子。”

他说，以前就喜欢孩子，干了儿科工作就更喜欢了。“孩子跟大人不同，天真烂漫，一有好转马上生龙活虎，他们能让你看到一种蓬勃而永不停歇的生命力，和孩子们相处，可以老得慢一点。”

他现在还看着一周三个半日的门诊，依然人来人往，我问，如果停下来的话会怎么样。他说，停下来的话，就不看了。“明年年底，专家门诊就要停了，其实80岁以上，按照医院规定就不能看诊了，因为带研究生的关系，国家规定延长三年，到明年年底就结束了。退休后，我就到养老院去了。”

我忽然有些感伤。我想起十多天之前，就在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活动上，他静静地在台下坐着，微笑，与往日一样的平静。看着台上一页一页的历史翻过，一张张熟悉的场景出现在眼前，我不知道他那时那刻在想什么。

“您在想什么？”我终于问他。

“八十年代刚开始的那段时光，西学中，进中医科，筹办儿科学组，许多人不在了，许多人又来了，人生就是如此。”他说。

我理解他的感受。日子像伏在绸缎上的水滴，转眼流过了很长，我抽丝剥茧想翻看时光雕刻的过往，依稀听到了远方的声音，使我辗转反侧，神游千里。我仿佛一次次坐上时光的列车，回到1980年代，一切开始的地方。

口述实录

1、典型的“西学中”

唐晔：时教授，您当初是怎么选择儿科领域的呢？

时毓民：选择儿科是“阴差阳错”。我出生于1938年的安徽寿县，那里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早年的时候，母亲得了肺结核，家里人都很着急，当年没有什么特效药，我记得只能用松叶松针煮了茶，让病人喝下去，算是一种民间疗法，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听说有一种外科手术可以治疗肺结核，但要去三根肋骨，代价是五根金条，我家也不富裕，所以没有条件尝试，母亲的病一直拖到1965年，走的时候56岁。

母亲的这一场病，对全家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很小我就决意将来一定要学医，以后可以帮到家人，果然，事随人愿，1957年，我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当我成为一名实习医生的时候，母亲已经由肺结核转变成肺心病，心力衰竭，我回到家里就给母亲打针……毕业时，我对神经内科很感兴趣，第一志愿就是神经内科。但最后是儿科医院选择了我，开始不太适应，也并不快乐，直到真正进入科室，看到孩子们可爱、单纯，慢慢也就爱上了儿科，在儿科医院扎根了。

唐晔：您后来成为顾文华教授的学生，是典型的“西学中”吧？

时毓民：是的。我最早是在呼吸内科，和呼吸科的专家一起研究儿童哮喘，到了1967年，国家号召“西学中”，医院规定所有的内外科医生都要到中医科轮转三个月。1968年，我跟着当时儿科医院中医科主任顾文华教授学了三个月。

顾老是上海十大名中医，徐氏儿科的传人，在哮喘、性早熟、肾病方面都有很深造诣，跟着他学习颇有收获，三个月后意犹未尽，我就提出再延长三个月，后来虽然回到西医了，但是我管的病房是中西结合病房，主要收治肺炎病人，顾教授虽然是中医，但一直和西医医生联合查房，他提倡中西医联合起来，用中医中药，减少西医介入和用药副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给了我很多启迪，所见所闻，历历在目。比如，当时西医对病毒性肺炎没什么好办法，我们用中药静脉点滴，效果十分明显，我觉得，中医学是一把解决疑难病症的钥匙，打开一道门之后，内有数不尽的宝藏值得挖掘。

顾教授医术精湛，擅于思考，他处方的特点是以温阳为主——那时的小孩子体质跟现在不一样，多营养不良，表现为脾肾阳虚，怕冷、面色苍白、贫血之类，他重用附子、桂枝，效果非常好。1975年左右，就有人找顾教授治疗性早熟，西医对此也没什么好办法，他觉得是阴虚火旺，结果治疗效果十分明显。而人品也是顾教授的独特魅力，老师学术态度严谨、为人谦和，他对病人特别好，和小病人说话总是蹲下身子，和风细雨。他身上散发的这种人文情怀是我始终敬慕的。

我跟了顾老十年，查房、抄方，到1978年，他鼓励我要博采众长，推荐我去中医学院专门攻读了两年西学中，两年后学成回来，当时院长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放弃，继续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于是我转投中医科。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很彻底的“转变者”。

西到中的转变，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病人的受益。治疗方法更多、更融合，尤其是那些单纯使用中/西医手段有缺陷的疾病，联合治疗的效果是无法比拟的。比如肾病综合征，刚开始用西医大剂量激素治疗，副作用很大，库欣综合征、过度兴奋、感染等等副作用接踵而来；但这时候把滋阴去火的中药加上去，就会明显好转。如果单纯激素减半，病人就从兴奋转为萎靡，胃口也差了，脾肾阴虚，这时候加上补肾阳的方子，对提高免疫功能、减少复发都很有效。可见，中西医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西医主张对症，中医整体观念很强，重视全身调养。就比如肿瘤，西医主要治瘤，中医主要扶正，一个攻一个补，和中国哲学很像。我正是看到了中西医结合的前途，才坚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

唐晔：您和顾文华教授都是名老中医，您觉得，和老师相比，你们有哪些是相似之处，不同之处？您用药的特点是什么？

时毓民：相同之处是，我们都是为病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性格都不张扬，比较低调，尤其是顾老，对名利一般都不计较、无所谓，这也影响到我。还有就是对中医的热爱。我们的不同在于，我继承了他的经验，但是也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他用药温阳为主，我以清热为主——这是根据时代变化，疾病的成因而变化的；还有就是，他读过的经典著作比我多得多，而我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尤其是诊断方面，更突出一些（笑）。

中医应该以辨证论治为主，一人一方，我开的方子90%全部是汤药，中成药开的很少，剂量稍微偏重一些，还坚持一个原则——不坚持单用中药，比如哮喘急性发作，需要用的西药还是都要用的。我的哮喘病人，都是中西药结合着治疗。我比较喜欢用黄芪，补气扶正，提高免疫功能，一般用到9克到12克。

2、射干合剂用了40年

唐晔：八十年代初，您带着团队创新研制了一种新药，叫射干合剂，饮誉沪上，家喻户晓，您说说这个药吧？

时毓民：射干合剂的前身是射干麻黄汤，吃了好些年，主要治疗寒性咳嗽。到了1980年，儿童热性咳嗽多起来了，所以在射干麻黄汤的基础上改了处方，用清热的药较多一点，原来治疗寒性咳嗽，现在变成热性咳嗽，后来又提倡便利化，就做了好多复合剂——小孩子对汤药并不是特别喜欢，就改了剂型。从1980年开始，一直沿用到现在，用了有40年了，估计几十万瓶了（笑）。

唐晔：儿科医院的性早熟门诊，发轫是您担任科主任的阶段，当年您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时毓民：我是1990年担任中医科主任，学科要抓重点，重点就是性早熟专病门诊。1990年代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家庭生活条件改善，性早熟这种疾病开始被注意到了，虽然发展得非常快，但广大市民并不了解，我们在《新民晚报》上开了科普专栏，详细解读了性早熟的原因和种类，病人一下子就涌过来了。那时候病人太多，一个周四门诊就是五六百个病人，科室五六个医生一起看。有些小孩子两岁就来了月经，乳房有隆起，家长很紧张，经过中药治疗以后，慢慢恢复了正常，我们的性早熟专病门诊，也得到了院领导和家长们的充分肯定。

唐晔：我知道您带出了一批好徒弟，桃李满天下，而且早早培养了接班人，扶上马送一程。

时毓民：是的，我收学生看重的是他们对中医的热爱，对中医有信心。至于接班人，我是2001年左右把接力棒交给我的学生俞建教授，那时他也才三十几岁。对学生，要尽量爱护他们，激发他们的潜能。

唐晔：您对“医德”这两个字是怎么理解呢？

时毓民：当年我母亲在病中，有医生说，要是不拿金条出来手术，就没得救，等于慢性自杀，他的话令我们全家陷入无尽绝望，而有的医生就安慰说，不要紧的，精神方面可以改善一下，虽然没有特效药，但还是能用中药缓解一下症状的，一下子又让我们看到了生机。两种人品，高下立判。

唐晔：您早已经退休了，但现在每周还有三个半天的专家门诊，工作之余，还有什么消遣？

时毓民：退而不休倒是真的，我每天仍然在学习行业的新动向。空下来就侍弄一下花草。阳台上的太阳花种了好多年，它们就像我天天要面对的孩子一样。阳台上还有长寿花、瑞香和红梅，我都养了很久了。

我还有个爱好是写科普文章。我有一个公众号“时爷爷讲科普”，前年年底开始的，到现在一年半，2天一篇更新，已经写了200多篇，粉丝和阅读量还不少（笑）。对我来说，把儿科疾病知识传给病人很重要。很多年轻的家长拿着药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怎么煎药或者用药，我会通过公众号的科普文章告诉他们。

写科普和写论文完全不一样，要通俗易懂，又要保证科学性。这么多年我都在写科普，书都出了五六本了。向广大市民群众普及医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不少家长在生活中迫切需要了解医学科学知识，但是医学期刊太专业化，大多数百姓看不懂，要提高全民医药卫生素质，就需要我们把高深的医学道理，转化成人们能接受的科普知识。

在从医57年生涯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医患关系的重要性。有的患儿家长出于对小儿病情的不了解和焦虑，会对医生发牢骚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此时，我常常会反向思考，如果我是患儿家长是否也会如此。我因病就诊时遇到有的医生对我提问不耐烦，态度生硬，我当然会不高兴，这促使我看病时对患儿家长有耐心，态度和蔼，对家长不合理的要求尽量解释清楚，以取得他们的谅解。为了方便病儿家长，我对病情较复杂或部分外地来的家长，用邮件联系或解答他们的问题，每天可收到3到10份家长询问的邮件，每天花半小时一一解答，我想，这是医生应有的医德。

3、勤奋坚持，学以致用

唐晔：从一位西医成长为全国名老中医的过程里，您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时毓民：首先是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理论，不能把西医理论去套中医，比如黄芩是退热的，当作退热药来用也不行，中药讲究君臣佐使，相须相使的配伍，在组合当中，药性就可能发生变化了；其次，传承和创新并重，比如性早熟的治疗，肯定超过古人，这就是创新；第三，客观地看待事物。不是说中医好就什么都好，什么病都能治，中西医各有自己的弱项，比如遗传代谢病，中医就不具备优势。

唐晔：如果您去给医学生上一堂课，您愿意说什么呢？

时毓民：这个就很难，我可能会讲怎么写科普，孩子们不太重视这个，而且确实难写，要形象化、通俗化，写得大家能够懂，在我的科普文章里，有大量的修辞——比喻、拟人、讲故事，大家还挺爱看。

唐晔：您的人生哲学用一句话概括，是什么？

时毓民：勤奋坚持，学以致用。刻苦钻研医学，并传授给别人知识，是我的终生愿望。其实，持之以恒很重要，生活和工作都是如此，不能虎头蛇尾。我小时体弱多病，但是我一直勤加锻炼、强身健体，别看我八十多岁了，每天都会留出一段时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没有一天断掉，这种恒心，在哪里都要保持。

唐晔：此生有没有遗憾？

时毓民：一生当中我所希望做的都做到了，可以颐养天年了，我此生无憾。

外一篇

亲历历史，无上荣光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委会创始录

(1）

1981年11月，在北京回上海的列车上，时毓民陷入了沉思。

时毓民这次赴京，是应邀参加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的首届会议，他清晰地记得，全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500多位来自全国的专家济济一堂，其中就有包括他在内的9位儿科专家。

彼时，“文革”结束才三年，中医药事业面临人才匮乏，机构萎缩等诸多问题，1978年中央“56号文件”带来了全新的精神，为中医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即后来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应运而生。时毓民参加这次会议，内心是备受鼓舞的，他意识到，中医的春天来了，在中西医结合儿科领域，一定可以有所作为。就在这一时刻，他的心里种下了一枚种子。

事实上，我国自1950年代开始，全国儿科就陆续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工作，但成绩突出是从1960年代西学中学习班开始的。该学习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数十名中西医结合骨干,为全国各地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在应用现代医学先进的诊断手段的前提下,开创了以中药为主治疗西医诊断已经明确的病人(如小儿肺炎)，取得了肯定的疗效,使中药逐渐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使中医与西医两法在儿科的诊病和治病方面互相渗透，相得益彰。

“我当时想的是，上海要动起来。其实，上海的中西医结合学会在81年9月就成立了，我也与学会初步交流过，准备在学会下面成立儿科专业委员会。而这次11月去北京，会上已经下设了眼科等十几个专委会，并且启动了儿科学组，任命福建省立医院国内知名儿科专家，儿科主任叶孝礼教授为组长，同时希望在全国各省市的中西医结合学会都能成立相应的儿科学组，等条件成熟，再升级为儿科专业委员会。那么，上海的任务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了。”

1982年春节刚过，国华大楼。

这是矗立在北京东路342号的一栋颇有历史感的老式建筑。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的办公室里，时毓民端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一端，他穿一身簇新的棉衣，脸上露着微笑。会议桌两边的椅子上，坐着二十多人，桌上的茶杯里，袅袅的热气向上升腾。

这是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组织以后，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学组正式成立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时毓民被选为学组组长，来自儿童医院、新华医院、曙光医院、六院等各大医院的中西医结合方向的儿科专家组成了学组代表。

在时毓民的记忆中，最初，儿科学组的工作就是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大概每隔两三月就会有一次学术座谈会，每个与会者拿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讨论，还请专家进行学术报告。当时的活动没有经费，靠着一些合作厂家的微薄赞助。

“参加活动基本是免费的，没有一场饭局，只是简单的茶话会，一杯清茶，简单的水果、糕饼，但是会议气氛相当活跃、相当热烈。很多金点子都是在国华大楼里诞生的。两三年后，学组的队伍就从二十人壮大到了五六十人，对中西医结合感兴趣的同仁越来越多，冲着我们的学术活动来听课的医生们越来越多，街道医院、二级医院对学术活动有兴趣的医生也都来参与了。那一年开始，每年年尾都开一个年会，已经成了惯例，我们总结一年来的经验，分享各自的成果，收获各自的喜悦。”时毓民说。

发展的态势见好，可是时毓民还有一个心结，参与学组的西医医生不多。“西医医生并不了解中医，而中医医生对西医也仅仅知道个皮毛，所以加紧沟通，互相学习，找到共识很关键。学组没有西医医生参与的话，就谈不上中西医结合，中西医互相学习就无从谈起。”

事态总是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此后几年，华山医院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相关西医医生加入了学组，受此影响，其他附属三甲医院的西医同行也加入了，甚至有不少业内知名度很高的专家教授，学组号召力更强了。

1991年4月，人间四月芳菲天，由于学术活动的出众影响力，在学组成立几乎长达十年的岁月之后，在时毓民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中西医学会儿科学组的基础上，终于成立了专委会，第一届主委是时毓民，副主委是张树一、潘嘉珍、顾梯成，1997年改选，主委依然是时毓民，副主委是周慈发、潘嘉珍。这代表着一个新层次平台的开启，并逐步慢慢扩大，时毓民心里种下的那一枚种子，终于长成了一棵树，开枝散叶。

（2）

从1982年一直到2002年，从学组到专委会，时毓民这二十年始终擎着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这面旗帜，他见证和创造着这个历史。

从单纯学术活动到多面开花，这是他走过的路程。

坦率说，时毓民最注重的还是学术交流。“一定要提升学术交流的层次，无论是理论还是临床工作。交流的方向包括——中西医结合，相比单纯中医或者西医，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怎么让大家认可有效的中医制剂？怎么发扬推广？说到底，学术活动的研究和推广其实受益的还是病人。学术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怎么搞，形式也很重要，要吸引人，激发大家参与的兴趣，这就是组织者必须考虑的。我的经验是：专家讲座和座谈会这类互动机会多的形式，往往能激发更多兴趣和讨论。”

令时毓民清晰如昨的，是1999年专委会和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委会联合举办的那次学术活动。活动由浙江方面邀请，时毓民率几十人的上海代表团赴杭。杭州西子湖畔，风光秀丽，景色怡人，会场有几百个人参加，会议气氛十分热烈，连杭州市卫生局局长也欣然参加。在那次会议上，时毓民做了主旨发言，他表示，如此盛会对各省市的中西医结合儿科专委会来说是多多益善，是一场学术盛宴，可以充分了解各地区同仁的学术动态，提高地区理论水平，吸取名老中医的经验，最大程度地扩大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加深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

“取长补短，专委会是开放的心态，绝对不能偏安一隅，固步自封。广泛合作与交流，这是我最看重的。我始终觉得，各个学会之间的联合非常重要，比如我们与中医儿科学会的联合，也起着类似的作用，而且许多学会成员及担任职务都是交叉的。我就担任着上海中医儿科学会的副主委。”时毓民表示。

在时毓民的回忆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医儿科的科研协作，专委会（学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0年，时毓民开始研究射干合剂，那是他在古方射干麻黄汤的基础上，结合老师顾文华教授和自己经验，总结出的改进合剂，从治疗寒症转为热症，对小儿的咳嗽和哮喘很有效用。

“要证明射干合剂的治疗是不是有效，需要多个医院联合证明，这就发挥了我们儿科学组的关键作用。我所在的儿科医院中医科，同新华医院、儿童医院等这些单位，一道联合做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证实效果，最后终于确证了射干合剂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虽然只是医院制剂，上市很困难，但是在院内已经造福了一大批的患者。2002年以后，几家医院联合研究性早熟，也是借了学会的光。”时毓民笑称。

春华秋实。

卸任以后，时毓民的研究生，儿科医院中医科主任俞建教授接棒。时毓民对俞建是寄予厚望的。

“我看中的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工作能力。俞建从各方面都青出于蓝。”时毓民说。他没有看走眼，在俞建任期内，专委会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西医结合儿科领域，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包括理论研究，用西医的研究手段来诠释中药的作用机理；基础研究，通过动物实验对药效显著的中药药理机制进行深入研究；还包括小儿常见病中成药的上市；还有出版著作等，是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我是历史见证者，亲历历史，书写历史，无上荣光。我对儿科专委会、对中西医结合仍然有最美好的期望。”最后，时毓民如此说道。

采访/唐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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