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的一天夜晚，新年刚过，复兴中路上有户人家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在客厅，主客热情握手拥抱。主人是金学成，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报刊编辑兼营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上海分局直接领导下工作；客人是化名张登的上海分局统战部长兼宣传部长沙文汉。

金学成与沙文汉是一同在日本进行过革命活动的老战友，深夜倾谈格外亲切。沙文汉说：“是刘晓书记派我来的，今后由我直接和你联系。你在做文化工作的同时，还要多接触一些工商界人士，参加他们的聚餐会，这是个便于掩护的合法形式。你可以利用聚餐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他们迎接解放！”做完这番交待，沙文汉就在黑夜中匆匆离去。金学成郑重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在警车呼啸的白色恐怖下，的确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上海通过各种渠道，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工商巨子、银行大亨、文化界名流的身边，暗中传递着“山那边”的信息，为迎接黎明的到来而冒险奔波。

金学成（左）与沙文汉（右）

01

“红楼”曾是上海的“民主之家”

红棉酒家

在大世界的斜对面，也就是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870号，有一栋三层楼高的红棉酒家，是一家粤菜馆，当年被冠以“红楼”的美称，平时常有工商界民主人士在此聚餐。红棉酒家的董事长盛丕华，在抗战中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与志同道合的陈叔通、黄炎培、胡厥文等，每两周在这里聚餐一次，实则讨论国家大事。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李维汉、刘晓等都曾前来参加过座谈。

金学成对红棉酒家的双周聚餐会记忆犹新，他说：“经常参加聚会的约有一二十人，每月举行一二次。因为来的都是民主建国会的核心人物，除了漫谈时局外，他们也讨论会务、筹措经费，几乎无话不谈，但对外是保密的。”

令金学成印象尤为深刻的有两件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要彻底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

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首先声明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上海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会”）总部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以双周聚餐会的名义，秘密举行了常务董监事会。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决定，坚决响应中共提出的口号，和国民党蒋介石彻底决裂，并派章乃器、孙起孟二人为总会代表长驻香港，以便与其他民主党派联络。同时，通知民建会转入地下的10多个会员小组，分头举行聚餐会讨论“中共五一口号”，并签名响应。后来各会员小组都纷纷签名拥护。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48年11月，国民党已一败涂地，对上海实施全面戒严，马路上岗哨林立，一片肃杀之气。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民建会，在延安的提议下，全面转入隐蔽斗争。当月15日的双周聚餐会，对外声称是“开民立公司的股东代表会”，实际上就是民建会常务理监事会议。会上，黄炎培、盛丕华、胡厥文3人被授以全权处理会务，并组织一个15人的临时干事会。

由于特务军警不时在楼外监视，聚餐会中途将会场从二楼移至三楼，在一间挂有“上元公司”牌子的办公室内举行，出席人员则从隔壁弄堂的后门进出，以防被马路上的军警看见。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摆放了四张圆台面，桌上酒菜一应俱全，人们不断举杯敬酒，但说话时都自觉地压低了声音。那天，除黄炎培等领导人外，还有诸文绮、项叔翔、蒋君毅、王志莘等民建会骨干，都在会上争相发言，大家纷纷表达了斗争到底的决心。聚餐会当场筹募了民建会经费，商定双周聚餐会暂时转移到会员家中召开，或另寻他处举行。

当年和金学成一样，经常出席双周聚餐会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李正文，然而他们彼此并不知晓对方的真实身份。李正文说：“我当时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书记是张执一。民建会通过张执一等人，在上海局的领导下活动。因我与黄炎培相识，就参加了民建会和职教社的活动，包括在红棉酒家举行的大部分工商界聚餐会，还作过两次报告。这个聚餐会就是全国工商联的前身。”除中共领导外，沈钧儒、许广平、周建人、马寅初、章乃器、林汉达等著名民主人士，也曾参加过“红楼”里举行的演讲或座谈，所以，“红楼”隐然成为上海的“民主之家”。

02

董必武在聚餐会上呼吁“绝不对民主和平失望”

便于掩护的聚餐会，使信息能够被迅速传播扩散，成为一个半公开的宣传方式。尤其是大型聚餐会，参与人员数量多且来自方方面面，消息隔天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其中，有两次大型聚餐会是在西藏南路19号中国基督教上海青年会大楼里举行的。这座九层高大楼的建筑风格中西合璧，一直是各界民主人士聚会之所。楼内雪庚堂餐厅，中西厨艺俱全，大堂宽敞气派，可摆二三十桌。

1947年3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即将离沪返回延安，想作一场告别演讲，中共地下党请民建会暗中筹备举办。在预订雪庚堂餐厅时，称“是工商界人士大聚餐，聚餐人数约在一二百人以上，请准备二十桌”。当天，所有客人到齐就坐后，董老随陪同人员快步走了进来，人群中传来一阵低声欢呼，董老一一回应。紧接着，主持人说：“请中共代表董必武先生谈谈时局感言。”董老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演讲，其中最令人振奋的话是：“朋友们，我们还要回来的！”“决不对民主和平失望！”

中共撤离国统区，民主同盟活动也受到打击压迫。民盟主席张澜由南京赶到上海，住在西成路上的临时寓所，继续坚持领导盟员斗争。民建会在青年会大楼为他举办了欢迎聚餐会。那天，很多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代表都来到聚餐会，须发皆白、一袭长衫的张澜即席发表了“坚持和平民主协商，决不放弃正义主张”的讲话，让在场人士深为感动。金学成回忆这两次大型聚餐会时，说：“因周围有不少特务监视，我们调动了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门口接待、守卫，让特务无法捣乱。”

有一次在觉林素食馆举行的素席聚餐会，很有特色。“觉林素食”开在淮海路嵩山路口，是一家有名的素餐馆。1947年9月正逢黄炎培70寿诞，就以“祝寿”为名举行了一次聚餐。那时的工商文教界人士中，有不少人提倡素食，包括黄炎培本人，于是决定将聚餐会安排在觉林素食二楼大厅举办。由于黄炎培与教育界人士关系紧密，大厅里摆了好几桌，主持人是民主促进会领导人、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中共地下党也派代表参加聚餐。原本的设想是，在国民党压迫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最沉闷时刻，通过为黄炎培祝寿，让与会人员借机表达和平民主的愿望。但当人们到场后，发现一楼、三楼已被多名特务占据席位，连楼梯上也有小特务在监视。为此，聚餐会临时决定不致祝寿辞，王绍鏊的开场白就简单的一句话，“任老（黄炎培）70寿辰，只谈风月，不谈国事”。参与者心领神会，杨卫玉、江问渔等几位老人都只念了几首贺寿诗，但传递的是渴望和平民主的信息。因为满场都是“子乎者也”，特务们听不懂，便也没有找茬生事。

这几次大型聚餐会，因新闻界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妙笔生花，事后都见诸报端，人们悄悄议论，就如同寒冬里生出的一丝暖意。

03

聚餐会掩护民建会继续地下斗争

1947年10月，国民党公开镇压国统区民主运动，宣布民盟非法。中共建议，上海民主党派转入地下进行斗争。民建上海总部理监事和会员秘密分成十几个小组，各自独立开展活动、举行会议。这些分散开来的小组在中国银行、钱业公会、浦东同乡会、上海青年会等处餐厅，都曾举行过每周一次的聚餐会。

青年会大楼

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有高级职员用餐的豪华小餐厅。民建会通过银行事务科科长、民建会会员莫艺昌，借用了201室小餐厅召开聚餐会，既可靠又安全。在这个小餐厅里，举行过重要的地下组织会议，如民建会总部设立临时干事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会上明确了各小组人员、召集人以及联系方式等，对此后斗争的持续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多的小组聚餐会是在会员家里举行的。如王艮仲、徐永祚、吴羹梅、王志莘、孟征祥、李文杰和金学成等，都举办过家庭聚餐会，以“滚雪球”的方式，团结吸收了更多工商界人士前来参加。原聚餐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按照指示一同参加，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金学成的长子回忆道：“在我家开时，可以讲是高朋满座，门口停满小车，妈妈帮着张罗接待，忙进忙出打招呼问好。我也认识其中不少人。还请了大师傅来烧菜，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实际上就是一种掩盖，聊大行情，就必然要涉及到时局。”

聚餐会有时还跨组织举办，有地下民盟、九三学社等成员参加，多为工商、钱业等界人士。有一次小组聚餐会，是开展响应中共“纪念五一节口号”签名，参加的地下民建会会员范尧峰、莫艺昌、何叔伦、朱德禽、陆亚东等10多人都当场签名。有一名临时出席的地下九三会员表示暂不签，后转告九三组织，经说服也签了。当时民建会转入地下的10多个小组，在各自举行的聚餐会讨论中，会员纷纷签名表示拥护中共“纪念五一节口号”。

为了和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保持联系，民建会总部临时干事会派盛康年、王纪华两人，担任上海和香港的地下交通。王纪华是中共地下党员，盛康年也和中共有过历史联系。他们多少次冒着生命危险，出入特务、军警密布的轮船码头，把上海的情况密报给中共上海局和民建会驻港代表，又把香港的指示和意见带回上海。

1949年元旦刚过，中共上海局领导人之一的沙文汉，悄悄地从香港来到上海，又一次叩响了金学成的家门。他对金学成说：“上海局按中央指示就上海解放专门召开了会议，派我回上海传达并贯彻。中央要求一定要配合好上海解放、接管和工商业政策执行等工作，强调宣传东北解放区的接管经验。工厂、商店、银行等照常生产营业，让每一个老板知晓党的工商政策。”那晚，沙文汉和金学成交谈到很晚，沙最后住在了金家。第二天，金学成很快把信息传递给了各聚餐会小组。1949年3月黄炎培应中共中央邀请抵达北平后，随即向上海人民发表了无线电广播讲话，称毛泽东等向他当面承诺，凡属私人工厂、商店、银行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各聚餐会小组也通知会员，并转告亲友务必收听黄炎培的讲话。当无线电里传来黄炎培浓浓的乡音时，大家都仿佛吃了定心丸。

04

星五聚餐会最强力反映工商界呼声

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的星五会员黄炎培（前排左二），胡厥文（前排左五），章乃器（后排左一），盛康年（中排左六），莫艺昌（后排左二）

当年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个星五聚餐会，由黄炎培主持，参与人数逾百人，包括金融界、工商业名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等。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内迁大后方，参加过重庆星五聚餐会，听过周恩来的报告，还见过毛泽东，如王志莘、王性尧、王宽诚、包玉刚、宋汉章、吴蕴初、冼冠生、胡厥文、胡西园、胡伯翔、刘靖基、颜耀秋等。星五聚餐会的通讯录是黄炎培亲自编的，还写了附白（说明）。金学成回忆说：“他们都和黄任老（黄炎培）有关系，工厂刚从重庆复员，最关心有关工业和经济的政策。”

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自由通商条约，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其伤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利益。在星五聚餐会上，多数会员认为，“美国制造实力强，中国落后又逢内战，无法与其竞争，结局必然是美货倾销，国货滞销。国民党同美国签约，是指望美国力挺它打内战，却置民族工商业生死于不顾”。经济学家季崇威也被邀请到聚餐会上作报告。随后由星五会员、上海工业协会理事长吴蕴初出面呈文国民政府，呼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切实采取措施限制美货输入，挽救民族工业。”吴蕴初等5人带队再赴南京请愿，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了2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到北火车站送行。南京随即派宋子文、陈立夫到上海座谈。由此推动了中共发起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斗争。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金圆券币制改革”搜刮民财，并以所谓“限价”政策来控制物价恶性膨胀。工商界存货被一抢而空，工厂无法继续生产，陷入破产绝境。上海市区出现粮荒恐慌。在星五聚餐会上，胡厥文、吴羹梅、徐永祚和金学成等，对此做出猛烈抨击。不久，军警狠开杀戒，在南京路枪毙所谓“奸商”，然而由于违背经济规律，金圆券仍迅速贬值几成废纸。

1949年元旦，蒋介石被迫辞去总统一职，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期望国共南北划江而治，一面提出恢复国共和谈，一面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多方拉拢。工商界也有认为划江而治对自家企业有利的。星五聚餐会上，中共地下党员悄悄传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多数人认清“李宗仁只是个傀儡，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必须彻底推翻蒋介石政府，建立新中国，工商业才有出路。

1949年春天，华北地区大部已解放。解放区提出“南北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建议，以缓解上海的物资供应短缺。这一讯息在聚餐会上反响强烈，大家认为“三通”合情合理，正可解上海粮食、棉花、煤炭的“两白一黑”燃眉之急。会后，他们组织上海国货厂商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实行“三通”，结果遭到国民党政府断然拒绝。上海工商界对国民党完全失望，更坚定了迎接解放的信念。

05

聚餐会上促成“十老上书”力救学生

1947年5月20日，在全国学潮推动下，上海大中学生冲出校门上街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当天有100多名学生受伤，还有20多名学生被捕。双周聚餐会上，群情激愤，陈叔通慷慨陈辞，最后商定由会员分头登门，邀请张元济、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联名上书，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有名的“十老上书”，在社会上引起剧烈反响。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不得不下令释放学生。

聚餐会上，邱文奎、沈子槎、罗伯昭、徐昭镇四名会员，当场各捐款一千万元法币，用以资助遭迫害的教授和学生。同时，聚餐会也为因支持学生运动而遭受胁迫的张志让等十多名大学教授，进行了募捐。

上海公交工人为求生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应变费、应变米”的正当要求，以度艰难时日，但遭到拒绝。1949年2月16日，在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位工人领袖的带领下，公交工人举行大罢工。国民党军警逮捕了钟、王、顾三人，并在次日枪杀于江湾刑场。聚餐会会员得知后，立即募集了可购十八担大米的捐款，送到正在医院待产的钟泉周夫人手中，可谓雪中送炭。

公交三烈士：钟泉周、王元、顾伯康（由左至右）

解放军大军压城之际，聚餐会会员还参与了搜集情报和组织策反活动。浦东同乡会的姚惠泉搞到了国民党军队在市郊布防的碉堡工事图，马上交给了解放军。在中央银行任职的黄竞武，不仅将国民党运黄金去台湾的情报密告中共，还曾在会员孟征祥家中聚餐时密谋策反军警人员。后来，黄竞武不幸被捕，惨遭特务杀害。

当年的牛尾聚餐会，会员包括工商、文艺、教育、司法界人士，如胡曲园、孙晓村、于伶、金学成、蔡叔厚、陆久之、黄定慧等。另有国民党军统要人王新衡也经常出现在金学成家的聚餐会上，他曾计划策反国民党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沙文汉和中共情报系统领导人吴克坚，都曾听过金学成和蔡叔厚的汇报，可惜策反最后没有成功。

06

聚餐会成员继续投入新中国建设

聚餐会在民主运动中作用显著，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忌恨。1949年5月12日，特务密谋逮捕金学成、徐永祚等聚餐会骨干人员。中共地下党从内线得到情报，沙文汉在当天傍晚急匆匆赶到金家，让金、徐等人火速转移，避免了一场对聚餐会革命活动的大破坏。之后，金学成辗转于几位好友家躲藏，直到解放军进入上海。解放后，金学成到市军管会去找化名张登的沙文汉，并与沙一起去见了市委副书记刘晓。刘晓当即安排金学成到军管会协助工作。随后，徐永祚等人也通过金学成找到了军管会。再以后，金学成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徐永祚担任了上海市人民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聚餐会的各界民主人士又都投入了新中国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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