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他是1928年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大家习惯称之为总书记。他在多事之秋的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变，24日去世。在201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书中，关于他的被捕只有两句话：“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指向忠发与同年4月被捕叛变的顾顺章——笔者注）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那么向忠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被捕前后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

图 |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

向忠发其人：工人领袖出身，个性极强

1880年向忠发诞生在湖北汉川城隍庙向家台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但作为家中长子，父亲咬着牙让他读了5年私塾。以后当过学徒，做过帮佣，干得最长的是水手。1922年汉阳铁厂工会成立，他任副委员长；不久汉冶萍总工会成立，他又任副委员长。年底由许白昊、施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2年笔者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搞落实政策工作，曾接待参加过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纺织女工出身的张金保，她对向忠发有这样的描述：文化程度不很高，但能断文识字，自己起草文件；口才极好，拿着一张写了几条提纲的报告纸，能滔滔不绝地做几个小时的报告；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出了事能自己担当，在工人中有较高的威信……我以为张金保这样的评述，是正确的。

由于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工人成分，于是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1928年9月，向忠发等陆续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以后，他借口党中央常委蔡和森在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时，犯了严重错误，便将他撤了职，由原先担任候补中央常委的李立三担任了中共常委兼宣传部长。

李立三革命意志坚定，但脾气火爆，将革命也看得过于简单，急于求成。笔者曾采访过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的翻译家——曾在中共六大担任过翻译的杜畏之，他曾披露过这么一个故事：六大期间，斯大林曾集体会见了参加六大的中共负责人。斯大林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现在还是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但李立三却血气方刚，抢着说：“中国革命还是处于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望了他一眼，摇摇头。他拿了张纸，用红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在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但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

1930年前后，蒋介石与各地的新军阀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共产党的生存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于是李立三误判了形势，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向忠发全力支持李立三，在会议的总结时讲：“我完全支持立三同志的报告，立三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图 | 关向应

单这么讲还会给人一种向忠发不过是李立三傀儡的感觉。其实在“立三路线”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向忠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向忠发有一句名言：“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以说是革命高潮到了。”他真正是“立三路线”的大靠山。

1930年7月16日，向忠发代表中央签署了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提出了要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请求共产国际批准。

8月5日，向忠发又代表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报告，说中国的武装暴动条件正在成熟，再次要求国际批准。并请求国际动员各国共产党支部予以支持。还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筹备战争。对此，共产国际当即复电不予同意。

8月8日，向忠发赤膊上阵，写了《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给斯大林的信》，请求斯大林批准他的盲动计划。斯大林不予理睬……

1930年7月底，彭德怀指挥的红军打下了长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片欢腾。谁曾想到，共产国际紧急来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上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李立三、向忠发难以接受，从8月1日至3日中央政治局接连开会，李立三疯话连篇，要求国际必须采取进取的路线，甚至提出“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而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共产国际，称“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8月5日，共产国际来信，明确指出：“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向忠发倒是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反而指责国际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党的统一……

图 | 李立三

8月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联席会议，向忠发一上来就连连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依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敢于这么直截了当地责骂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在中共党的历史上唯有向忠发。

但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蒋介石迅速调大军回防长沙，仅仅几天时间红军就撤出长沙。李立三领导的暴动、兵变、罢工、游行都先后失败，损失惨重。奉共产国际指示，在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瞿秋白先后于8月19日、8月22日回到上海。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撤去了李立三的职务，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李立三一下子坠入深渊。共产国际还不放心，于1930年末又派米夫来上海，并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瞿秋白、周恩来等都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唯独对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网开一面，米夫还在四中全会前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两次提到向忠发。米夫讲：忠发、锡根（徐锡根）、向应（关向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能纠正自己的错误。……随着王明一伙的崛起，依然担任着总书记的向忠发便多次作了检查，撇清了与李立三的关系，说自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文化程度也不高”，很快便消沉了下去。

向忠发被捕前后

1931年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周恩来当即布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大转移。向忠发从他在法租界善钟路上的居所搬了出来，住进了小沙渡路上周恩来的居所。他同居的女人杨秀贞与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道被安排住进了静安寺边上的旅馆。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悄无声息。但暗流却在地下涌动。

顾顺章在南京听到他原在红队的助手陈莲生讲，没抓到周恩来与向忠发，随即吩咐陈莲生再去上海，将由他安排的在向忠发家帮佣的小广东抓了带到南京来。顾顺章问小广东：你晓得杨秀贞去哪儿了？小广东回答说不知道。顾顺章问：那你晓得有什么办法找到她？小广东想了下回答：先生给太太做了身旗袍，料子很考究的，送到苏广成衣铺，但还未缝好……顾顺章知道杨秀贞喜欢漂亮，又很节俭，她一定会去拿这件旗袍。他吩咐手下将小广东软禁起来好吃好喝，又吩咐陈莲生带几个人到上海，24小时盯着同样在善钟路上的苏广成衣铺，等杨秀贞露脸，只要找到了杨秀贞，一定能抓到向忠发。几个星期以后，杨秀贞果然在苏广成衣铺露脸取走了旗袍。

密探从善钟路蒲石路一直跟到静安寺，一不留神将杨秀贞跟丢了。顾顺章将陈莲生臭骂了一顿，叫他一定派得力助手将静安寺附近的几家车行都控制起来。他知道向忠发来看杨秀贞一定会在车行里要出租车。

图 | 向忠发

此刻上海已经很不安全，周恩来已经在安排将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当交通路线安排妥当，已经临近6月下旬。向忠发同意去江西瑞金，但一定要和杨秀贞再见上一面。周恩来答应了，但关照他一定不能过夜。6月21日下午，向忠发匆匆赶到静安寺边上的旅馆，见了杨秀贞，他没有遵守对周恩来的承诺，住了一夜。

6月22日上午9点许，向忠发走进静安寺对面的英国人开的“探勒汽车行”要车，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来了。他在中华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来人左手只有4个手指，向忠发年轻时当水手，赌博成瘾，为了戒赌，他砍去了一根手指。向忠发见大事不妙，拔腿就跑，但没走几步，即被暗探与巡捕抓获。

1931年6月23日《申报》刊登远东社的消息，是这么写的：“向忠发共党首领，于昨日上午九点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捕房，旋解卢家湾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提引。”

据活了110岁的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黄慕兰在晚年发表的自传《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一书中说：1931年深秋一天的下午4点光景（向忠发被捕在6月22日，应为初夏——笔者注），她与大律师陈志皋在东海咖啡店喝咖啡，陈从好友、时任法租界巡捕房的翻译曹炳生那里获悉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曹还说了句：这个家伙真不中用，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黄借故推托了与陈吃饭看电影，把情况报告了潘汉年，由潘通知康生（当时叫赵容，康生是他去莫斯科后才用的——笔者注），由康生报告了周恩来……笔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多次采访黄慕兰，并在《黄定慧，一个经历了三次婚恋的奇女子》一文与《上海1931》一书中关于向忠发被捕的这一章节中，都采信了黄慕兰的这一说法。但从近年来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黄慕兰的回忆似乎有点问题，她至少不是第一个向周恩来通报向忠发被捕的人。

据当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江苏省委书记的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记载：6月22日中午，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胖子”，突然向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耳语了一阵，周恩来大惊失色，匆忙宣布散会，并对王明讲：向忠发被捕了，关在法租界巡捕房。王明讲：那要千方百计，全力营救。周恩来让“胖子”找来了潘汉年，让潘立即拿了一个存有5万银元的银行存折（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买两套独居石库门住宅还绰绰有余——笔者注）给杨度，让他找当时担任法租界华人董事的杜月笙帮忙：最好能够保释，至少不要被引渡。2小时以后潘汉年回来了，把5万大洋的存折原数退回。并转达杜月笙的话说：抓向忠发的是南京方面直接派来的，现人就在向的身边寸步不离。租界当局说先要审一审。但引渡不过是个手续问题。结果，向忠发应该是6月23日凌晨1点过后被引渡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距他24日凌晨三四点钟去世不过26个小时。

向忠发被捕后最先供出的是居住在静安寺旅馆里的杨秀贞与陈琮英，当时陈琮英还带着一个孩子。陈琮英被抓后说自己是一个乡下女人刚刚来上海，什么都不知道。杨秀贞晓得与他同居的向忠发是个共产党大官，但一问三不知，巡捕打了她一顿，她也没说，因而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向忠发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22日晚上又供出了自己的住所，关键这里也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住所。此刻周恩来已经转移到英租界福州路江西路口英国人开的都城饭店。在许多传记作品里都提到当天晚上巡捕们押着戴着手铐脚镣的向忠发亲自来到小沙渡路上的周恩来住所，拿着钥匙开门而入，结果一无所获。而在1993年出版的《邓颖超传》一书中没有记载向忠发开锁进门这一细节，但加上了周恩来亲自到小沙渡路后头的高堤上，查看自己家灯光动静的细节。笔者认为，这天晚上向忠发、周恩来先后出没在小沙渡路周的住宅这些细节，均不是事实，因为这不符合常理。但向忠发肯定供出了周恩来的住所地址，也一定晓得从早上9点多自己被捕到夜里，经过10来个小时，周恩来肯定转移了。如果这么长时间周恩来还懵懵懂懂没有转移，那就不是周恩来了。但向出卖了周，这是事实。

向忠发第三个供出的是戈登路恒吉里（今江宁路1141号）中共中央保管文件的地方。机关的负责人是张纪恩与他的夫人张月霞。向忠发应该晓得，1天以前即6月21日，中央刚刚派特科成员浦化人与徐冰将机关里所有的文件装了两个大箱子搬走了。据张纪恩回忆：6月23日凌晨1点，有人敲门，门敲得很急。张纪恩打开房门，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带着中国巡捕与几个探员冲进门来，他们上下搜查，一无所获，只好将张纪恩、张月霞带走了。两人均未吐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结果因将房子租给了共产党有所失察的罪名，张纪恩获刑5年，张月霞关了半年就放了出来。 此外，向忠发知道已经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以及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等均在狱中安然无恙，此后或保释出狱或无罪释放。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众多机关与负责人，当向忠发被捕后周恩来便通知他们紧急转移。知道他们在上海情况的仅周恩来、向忠发，还有王明等三四个人。远东局领导十分紧张，据罗伯特回忆：整个机关足足“停摆”了一个多月，他本人也在8月初回莫斯科，但全部安然无恙。这种颇为奇怪的现象，当笔者在采访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白区整个交通工作的黄平后，似乎有点明白了。他对笔者讲：怕受刑，怕被打得体无完肤，我在北平被捕时（1932年），先是摸电灯泡自杀，没有成功。然后就自首变节，交代了几个看似机密，实则无关痛痒的地方，蒙混过关……据他的回忆录《往事回忆》中写道：他交代的地方有刘少奇的住所，但黄平晓得一两天前刘少奇就搬走了。因而黄平被捕自首变节已半年多，共产国际还怀疑他的被捕是国民党造谣！黄平的经历似乎也符合向忠发当时的情景。在当时信息非常不流通的情况下，许多人都不知道向忠发被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被捕几乎没有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造成什么大的损失。因而当向忠发被捕死去后整整两个月，中共中央在瑞金还召开了纪念大会，宣布8月24日至8月30日为向忠发同志纪念周，并在报上发文：要为向忠发牺牲向国民党讨还血债！难怪张纪恩“文革”前后两次撰文在向忠发是否为叛徒一事上提出过质疑。（详见1979年《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张纪恩文《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一文——笔者注）中央也是一直到1967年初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时，毛泽东才确定向忠发为叛徒！

向忠发之死尚存疑窦

6月23日凌晨1点多，向忠发从法租界捕房被引渡到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时担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是熊式辉中将。熊式辉是蒋介石的亲信。1928年9月他率领精锐的第5师进驻上海，并以师长的身份兼任警备司令。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担任江西国民党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但他淞沪警备司令的职务依然保留着。诸多历史著作写到这一段都是这么讲的：6月22日晚熊式辉将军致电在庐山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共党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捉……蒋介石随即回电：就地处决；23日熊又致电蒋：向已归降中央……蒋回电：暂缓处决……但蒋的第二份回电不知被什么人压下了几个小时，于是向忠发6月24日凌晨被枪毙了。距他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不过26个小时。从他被捕到去世仅仅40多个小时，连两天都不到！黄慕兰的回忆录《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也采用了这个说法。

但现在看来这样的结论似乎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熊式辉并不在上海，他恰恰就在庐山，在蒋介石的身边。熊式辉长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近些年根据他的日记出版的《熊式辉回忆录》是这么写的：1931年6月18日：余骨伤甫愈，挟杖赴赣就兼任司令部参谋长；19日抵南昌部署；22日总司令抵南昌；25日总部令何应钦为剿匪前线总司令……在他长逾40万字的回忆录里，只字未提向忠发三个字。但却对6月15日被捕，7月中旬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要员牛兰，留下了许多笔墨……因此可以断定根本就不存在熊式辉一致蒋介石，二致蒋介石这么两封电报。

向忠发被捕时，已经51岁了，被捕到去世共46小时，没有一分钟休息过。据曹炳生所言，他亲见向忠发在巡捕房里已经上了一次电刑。据张纪恩在他的回忆中讲：他被捕被带到龙华监狱后，国民党上海军法处首席法官蒋怀素曾向他出示过向忠发上电刑的照片。这么看来，向忠发被捕后，至少上了2次电刑。同时蒋还给他看过向忠发亲笔写的交代：那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根据向忠发的文化程度，被捕这么些时间，用毛笔写字，大概也就这么几页纸。由于向忠发的交代没有使国民党军警有什么重大收获，于是一再施刑，处置不当，就这么将向忠发弄死了……

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被捕仅46个小时就被处决，这完全不是国民党的处事方式，完全不符合常理。国民党中统负责人，负责全权处理顾顺章一案的徐恩曾在他晚年的回忆录《暗斗》一书中写道：向忠发被捕还来不及送到他那儿就死了（怎么死的，他没提——笔者注）“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重大的损失……”

向忠发被捕后，已经当了叛徒，确凿无疑，最直接的证据，王明回忆录上提到过。据王明说：当时营救没有成功，还是找到杜月笙，请他寻到法租界巡捕房的头目陆连奎，将向忠发的口供抄下来。没几天，陆连奎将供词抄件送了过来：向忠发的供词写在毛边纸上，共三页纸，主要内容，一是请国民党宽恕；二是讲自己是挂名的总书记，实权在周恩来、陈绍禹（王明）手上等等。但1933年10月由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中，却刊登了数千字长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一书汇集了中共叛徒与变节分子的自供。由中统特务机关编辑而成。主要为了渲染国民党对自首变节分子政策的正确，渲染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向忠发自供，包括十个部分，提纲是这么写的：一、国际——国际共党（即共产国际）驻东方部负责人；二、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三、特务委员会（即特科——笔者注）；四、苏区负责人（开列了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一直到海南岛各苏区的状况，及负责人名单——笔者注）；五、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了；六、各地上层负责者；七、各地实际情况；八、军事（开列了各根据地红军七个军的人数、状况及负责人名单——笔者注）；九、共党经济来源；十、附记。

这么洋洋洒洒共三千多字，向忠发根本不可能在移送到淞沪龙华警备司令部仅26个小时内完成的。按照常识判断，这一定需要将向忠发移送到牢房后，过上正常的生活，完成从共产党总书记到叛徒这么一个角色的巨大转换，才能静下心后写得出来的。因而当时就有人认为向忠发的所谓自供是顾顺章伪造的。向忠发所谓自供，起首就讲到当时还关在狱中的关向应、余昌生等，这几位党的重要干部向忠发都熟悉，但没过多久均保释出狱。如果自供是真实的，那为什么当时就没有按图索骥把关向应等人一一抓出来，枪毙了事？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个所谓自供状是伪造的。现又有人撰文提到，说是为了证明向忠发是叛徒，曾派人潜入警备司令部，看了全部审讯档案，共几千字，并将口供偷了出来，没有抄录或翻拍，全部上交给组织，这就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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