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至1980年的15年期间,在中国13个省区有计划开展的“三线建设”,国家共投入2050亿元资金,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时间之长、参与之广、行动之快、覆盖面之大、影响之深远,在新中国建设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当年曾用统筹法指导三线建设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被三线建设者的精神所深深感动,他说:多难的数学题我都能把它解出來,但是我无法解出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国原有的安全体系遭到动摇。1962年,先是爆发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军事冲突,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一场核战争与人类擦肩而过。
这样的国际形势,使得中国领袖们重新定位国家安全形势,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判断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拉开了帷幕。
三线建设者们正在开凿隧道
三线建设工地
“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呈报到毛泽东的案头。报告分析了我国应对恶化的周边环境的不利因素:第一,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5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第二,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第三,国家主要基础设施多集中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第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应对之策。
毛泽东对此报告高度重视,作出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5月27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指出三五计划要考虑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6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一、二线也要搞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自己造步枪、冲锋枪、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五计划的重心由原定的“吃穿用”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主。
三线建设区域划分示意图(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一、二、三线主要是按中国的地理区域划分的:一线,沿海和沿边省份;二线,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6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为三线,即“大三线”;一、二线省份的腹地又是本地的三线,即“小三线”。
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家计委为三线建设和进一步研究三五计划做准备。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由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负责,集中在国务院办公。毛泽东指示“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余秋里以“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为主线,着手编制三五计划。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指出投资规模大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小了能歼灭,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1000亿,搞个800亿、900亿。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人们从四面八方奔赴三线
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说:“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口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周恩来的概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正式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由是,这个口号成为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并长时间成为此后国家的基本国策。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在内地建起一个工农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
迅速凝聚起全国的力量
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集中力量加强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工地
三线建设分阶段实施,首先是西南、西北的三线地区,然后是湘西、鄂西、豫西的三线地区。在交通方面,建设成昆等铁路干线,修筑配套的公路及新扩建内河港口;在钢铁方面,建设攀枝花等钢铁基地;在煤炭方面,建设贵州六盘水等统配矿区;在电力方面,重点建设刘家峡等水电站以及青山等火电站;在石油方面,重点开发四川自贡的天然气;在机械方面,建设四川德阳重机厂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军工企业。
1970年开始编制的四五计划仍延续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即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力争在1975年建成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项目安排重点是在继续进行大西南建设的同时,重心逐步转向湘西、鄂西、豫西地区。
1976~1980年执行的五五计划,确定的三线建设主要任务是充实和加强,重点解决原建项目的配套,形成整体优势,安排一批紧缺的后续投入,进入收尾阶段。
三线建设宣传画(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为了加快三线建设,毛泽东果断提出:“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在那个年代,这两句话迅速凝聚起全国的力量。
1965年3月、1966年1月、3月,中共中央相继批准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分别由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兼任各大区指挥部总指挥。
全国各地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把最好的人员输送到三线,把最好的物资设备配置给三线,被选中上三线的人,都感到无上光荣。各地400多万解放军官兵、技术人员、职工以及上千万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三线,开始了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的风云壮举。这从三线重点“两点一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成昆铁路)的建设上可见一斑。
“不是钢铁厂问题,而是战略问题”
对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毛泽东高度重视,多次作指示:“攀枝花有铁有煤,钉子就钉在攀枝花。”“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而是战略问题。”他还急切地催促:“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这些充满情感的话,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1965年3月4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建设攀枝花特区,后又委托周恩来主抓攀钢建设。
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建设大军集聚金沙江畔这个“七户人家一棵树”的荒芜村落,“天当罗帐地当床,金沙江是大澡堂;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白天棒棒(抬东西的木棒)压,晚上压棒棒(木棒搭成的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拉开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大幕。他们充满感情地说:“攀枝花建不好,毛主席睡不着觉,我们能睡着觉吗?”慨然表示:“不想爹来不想妈,一心建设攀枝花,不出铁不回家。”
随着一声声爆破巨响,攀枝花建设工地沸腾了。按设计标准,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要5平方公里平地,可攀枝花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建设者硬是在2.5平方公里的弄弄坪山坡上,搬走了2.5亿立方米的岩石,采用台阶式布置,螺旋式地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三个大台地上。
建市初期一片荒凉的攀枝花(图源:云上攀枝花)
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号令,要求攀枝花1970年7月1日前出铁,向党成立49周年献礼。“七一出铁”成为攀枝花建设者的共同目标和动力。当时攀钢铁矿主要由兰家火山矿提供,但矿山高达1600多米,如果修建铁路,肯定影响工期。工程兵群策群力,从矿山顶部挖掘一条贯穿矿体的垂直隧道,使矿石顺势而下,再通过矿车运走,不仅节约了资金,更赢得了时间。一号高炉当时只完成工程量的27%,时间紧、任务重,建设者吃在工地,住在现场,日夜加班连轴干,用布满厚茧的双手托起了一号高炉。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首次出铁,在建设者的欢呼声中,奔腾的铁水,飞溅的钢花,显得格外壮观。就在这一年,发电厂、选矿厂、焦化厂陆续投产。也是在这一年的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这条铁路线,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三线建设者们艰苦的作业场景(图源:云上攀枝花)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六盘水煤炭基地是与攀钢配套的煤炭供应地,在贵州西部煤藏丰富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境内开发建设。基地取三个地名的头一个字,诞生了“六盘水”这个地名。
1965年,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13万名基建工程兵、技术人员、职工以及50多万吨物资,4000多台机器设备,陆续集聚六盘水。
“四川太阳云南风,贵州下雨如过冬”。各地的“好人好马”进入贵州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国”,油毛毡棚、芦席棚、草棚之类简易房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群山沟壑之中,他们自嘲为“五风楼”,即地面和四面都透风。不少地势低洼的简易房,碰到下大雨,早上鞋、盆漂了一层。但大家乐观以对,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谱写下一曲曲创业之歌,创造出了一个个时代奇迹。
建设者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煤矿开采需要大量配套设施,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架电线的水泥电线杆一吨多重,全部靠人力一根一根地抬上山;施工用的水泥,甚至和水泥用的水,也是人挑肩扛,一点一点运上山顶。
有一支20多岁的女兵组成的架线队,把高压线从几百米的山顶铺设到山下的矿区,为赶工期,女兵们不顾摔伤的危险,把25公斤重的一捆捆电线套在身上,然后从山坡上往下滚,滚到山下,电线也就放完了。她们用这个办法,很快就架起了高压银线,把电力送到各个矿山和施工现场。
1965年夏天,六枝矿区建设碰到第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修建一条10公里的地宗铁路专用线。这条专线经过的地形极复杂,需要打2个隧道,跨5座大山,填8条深沟,架4座桥梁,筑10孔涵洞。施工缺乏机械设备,甚至连钢钎、大锤等原始工具也只能平均5人才有1件。
矿区指挥部发出号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建设者高呼“战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加快建设大三线”的豪迈口号,日夜奋战在工地上。1965年12月31日,地宗铁路专用线正式竣工通车,六枝矿第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在一片欢呼声中缓缓驶出矿区。
三线建设现场
为加快六盘水的建设,煤炭部决定,由山东老矿区的工程队伍包建水城矿区,河北老矿区的工程队伍包建盘县矿区,河南老矿区的工程队伍包建六枝矿区。三大煤矿区原定1970年达到770万吨的生产能力,结果1968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提前了整整两年时间。
在“气死猴子吓死鹰”的地方安营扎寨
成昆铁路是“两点一线”中“资格”最老的一个,早在1958年就动工兴建了,但受经济条件制约,时建时停。1964年,三线上马之初,毛泽东强调:“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穿越地质大断裂带,是一条在世界筑路史上堪称奇迹的铁路。1964年9月,以铁道兵为骨干,40万筑路大军重新开到成昆铁路建设工地,在那些“气死猴子吓死鹰”的千山万壑中安营扎寨。
许多战士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譬如打炮眼,一人掌钢钎,一人抡大锤,突遇山体塌方,坐在地上掌钢钎的人来不及躲闪,当场牺牲。那时铁道兵每一个团都有一个烈士陵园,掩埋烈士少则四五十人,多则七八十人,整个成昆线每一公里就有一位建设者长眠在青山之中。铁道兵就这样以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用血肉之躯扛起了一条钢铁大动脉。
成昆铁路隧道施工场景
在数百万建设大军中,还有一支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国防科技人员。1965年8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从青海迁至四川梓潼,院本部设在梓潼长卿山,各研究所则分散设于龙门山和剑门山几个县的莽莽群山之中。
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于敏、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郭永怀等享誉国内外的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云集此处,带领一批年轻的大学生们,白天挑砖、抬瓦搞基地建设,夜晚挑灯夜战学理论、学专业,投入到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之中。
仅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事隔不到一年,又研究完成氢弹的设计方案。九院副院长郭永怀组织完外场试验,返京汇报试验成果,因飞机着陆失事而遇难,他和他的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紧贴在烧焦的遗体胸前。
位于四川梓潼的“两弹城”
两弹的研制成功,构成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阵容,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这里被誉为中国“两弹城”。张爱萍上将曾赋诗赞道:赠九院同志:二十二年难忘情,崎岖道路信踏平。屡建奇功震寰宇,更创奇迹惊鬼神。
“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广大建设者在火热的三线建设战场,十数年如一日,攻坚克难,创业创新,用辛勤的汗水和心血,浇铸出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战略大后方的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经济布局的调整优化初具雏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泽被后世。
国防工业得到重点发展,形成了稳固的战略大后方。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和总产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设备水平等,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达到了预定的建立战略大后方的目的。
改变了全国生产力布局,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三线建设建成的一大批工业交通项目,带动了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显著提高了中西部生产力水平,改变了工业集中地区远离原料产地的经济布局。到1978年,内地和沿海的工业总产值已形成四六开的格局,内地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56%,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三线建设中崛起的新城市——攀枝花
先后建设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四川宝鼎、陕西韩城和铜川等50多个统配煤矿基地;建成了湖北葛洲坝、四川龚嘴和映秀湾、贵州的乌江渡、青海龙羊峡、甘肃刘家峡以及陕西秦岭、四川夹江、湖北青山等大中型水电站和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自贡、陕西长庆、河南中原油田、湖北江汉油田等8个油气田。到1975年,三线地区年煤炭产量达2.12 亿吨,年发电量达635亿度,形成了500多万吨原油、5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开釆能力。
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是中西部,国家投资持续时间长,支持力度大,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成为后来西部大开发的基石。
催生了一批新兴城市,提升了中西部城镇化水平。三线地区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资金的大投入、人员的大流入、资源的大开发,带来了要素的大集聚。形成了兰州、湘中、西宁等以原材料和加工工业为主的工业区,成渝、关中、鄂西等制造业工业区,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六盘水煤炭基地,兴建了刘家峡水电站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这一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积蓄了强大能量,催生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甘肃)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中西部的荒山僻野上拔地而起。
穿越高山峻岭的成昆铁路
城镇化迅速辐射和影响了秦巴地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横断山区等落后地区,促进当地居民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的改变。据当年四川甘洛县一位老彝民讲,成昆铁路修筑前,他们连牙膏都未见过,由于大量职工的进驻,才知道牙膏是洁牙的必需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实地考察后曾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当年用统筹法指导三线建设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被三线建设者的精神所感动,他说:多难的数学题我可能能解出,但我无法解出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三线建设者中的相当一部分退休后仍留居三线地区,子孙后代继续为第二故乡建设和发展奋斗,世人感叹: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为“三线建设”奉献了青春的建设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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