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怀疑德国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歌德、康德、尼采、海德格尔、贝多芬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是每一个熟悉德国人都绕不开的名字。但是，这样一个在哲学、文学和音乐方面均取得璀璨成果的民族，却诞生了希特勒，以及纳粹主义，给世界留下前所未有的伤痛。

为何德国在文化卓尔不凡，在政治上却曾经走向极端？

在沃尔夫·勒佩尼斯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一书中，探讨了一个可以说是灾难般的德国人的习性，即视文化成就高于一切，视文化为政治的高尚替代品。德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迷恋至深，甚至认为只有德国人才拥有“文化”，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这种倾向深刻地影响了从18世纪末至今天的德国。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作者: [德]沃尔夫·勒佩尼斯

译者: 刘春芳 / 高新华

对文化的迷恋如何导致德国走向纳粹？又如何影响德国与欧洲诸国尤其是法国乃至美国的关系？身在其中的德国知识分子们又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导言部分《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 <玫瑰骑士>》的选摘。这段小故事将德国人的文化迷恋程度揭示得淋漓尽致。

德国飞行员：听曲识军事指令

1945年2月13日，有两位女士没有赶上开往德累斯顿的拥挤列车，其中一位是年轻母亲，怀中抱着婴儿，另一位是她的姐姐，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

没办法，他们只好在附近的村庄过夜，他们在一片高地上找到了可以栖身的农场。后来，在小男孩能够回想起的童年往事中，这似乎是在德累斯顿燃烧之夜的一次田间漫步。

他有时会平静地，但明显带有一丝胜利感地谈起这个夜晚——似乎躲过这场灾难有他个人的什么功劳似的。

当难民们回到住处时，大人都久久不能入睡。男孩被放到床上，但是门依然留着条缝，一线亮光从门缝射进屋内。

他能看到头顶上有一盏小吊灯，悬绳是一串串玻璃珠。随着灯的轻微摆动，玻璃珠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因为德国的大炮和高射炮摇撼大地，灯才这样摇晃不停吗？男孩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个男孩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在两公里之外——确切地说，是在德累斯顿两千米的上空。

实际上，他爸爸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为了对抗盟军的轰炸部队而紧急起飞。那一夜，大多数飞机在空中闪电式地飞来飞去，却没有接触到任何敌机，最后只好着陆。

德国的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英国与美国轰炸部队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经常只能利用地面上的一些偶然线索来猜测敌军到底飞向什么地方。

2月13日晚，当男孩的爸爸跟随部队起飞时，他们首先飞往斯特拉斯堡待命，并在斯特拉斯堡上空盘旋，希望能够从地面接收到飞往准确目的地的命令。

然而，命令却始终没来。机务人员包括一个飞行员、一个观察员、一个机枪手，还有一个无线电发报员。

当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电台的一个节目，即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名成员有博士学位—便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

于是他们调头飞往这座为《玫瑰骑士》提供背景的城市。然而，他们飞行得越远，他们就越发怀疑，维也纳是否真的是盟军攻击的目标。

之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的地，1911年1月26日，《玫瑰骑士》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于是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不再可能阻止的事情。

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是我父亲在很久之后才告诉我的真事——那时我父亲觉得他已经可以谈论在战争期间他曾经做过和经历过的事情了。

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海报，2017版

凶手就在玫瑰骑士中间

非常奇怪的是，施特劳斯的音乐令人想起对德国城市进行轰炸时的隆隆炮声，恰如丘吉尔对比弗布鲁克勋爵所描述的：

由超重型轰炸机执行的一场彻底的毁灭性的绝杀行为

在作家泽巴尔德所能回忆起的关于空袭的事情中，有一个听到空袭过程的人所作的描述。他说：

恰恰在达姆施塔特毁灭性的空袭开始之前，收音机中播放了施特劳斯的《魔幻音乐》中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优雅动听，好像来自精美的洛可可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写了一首诗，诗的主题是对好战的德国军队的控诉。诗的结尾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凶手就在玫瑰骑士中间。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和空中的《玫瑰骑士》打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形象，在我看来，这种形象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

当德累斯顿被毁灭的消息传到纳粹的领导阶层时，“德国劳工阵线”最高领导人罗伯特·莱伊的第一反应是，肩头的沉重负担终于没有了。

我们终于能够松口气了。总算结束了。现在我们不会再为保护德国文化的遗址而牵扯精力了！

三年前，当罗斯托克城遭到英军轰炸时，戈培尔做出的反应与此相似。他对人员的伤亡情况只字未提，却只谈到了以暴制暴的必要性，在德国的“文化中心”被英国皇家空军摧毁之后，德国应该铲平英国的文化中心。

在纳粹德国，人人都知道，伟大艺术作品的损毁对希特勒的打击要比大型住宅区所遭受的毁灭性攻击严重得多。德国的宣传家们有意让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希特勒的反应便不会被视为对人类苦难的野蛮漠视，人们会认为他具有战争也无法摧毁的强烈的艺术感受。

不仅希特勒与他的幕僚把盟军的轰炸视为对德国文化的毁灭之举，1942年5月，在美国的德国犹太移民策划了一个大型募捐活动，他们用所得的钱款向美国空军捐赠了一架轰炸机，并将该轰炸机命名为“忠诚”。

他们希望托马斯·曼能够担任该活动的西海岸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曼得知后怒火中烧。

他愿意为红十字会或者为购买战争债券募集钱款，但绝不可能支持正在摧毁德国城市的空袭部队，尽管这是必要之举。

我不希望在我死后，阅读我的作品的德国人——抑或他们根本不会读——认为我是一个应该对德国文化遗址的毁坏负有责任的委员会的主席。

托马斯·曼，被勒佩尼斯视为《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的“向导”，通过他的一生，可以看到德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政治和文化最真实、诚恳的态度。

托马斯·曼对德国人的思想形成机制的预见也许是正确的：人们知道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导致三万人丧生，但是这座城市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宝藏遭到严重摧毁的象征——也许这个象征会更为人所铭记——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重建的圣母教堂。

历史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曾撰写过一部关于德国在轰炸中遭受的苦难的著作，书名为《火焰》。

伊恩·布鲁玛在为该书写评论时指出，《火焰》的结尾写道：“人们对德国图书馆和档案馆被焚毁的藏书感到悲伤，这种情绪长久以来挥之不去。这种悲伤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放在一部长达592页的著作的最后却令人感觉颇为奇怪。似乎失去书籍最终要比失去生命更糟糕—特别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会产生什么道德魅力……正如弗里德里希的书中所呈现的，真正的灾难是美丽的古城、古老的教堂、洛可可式的宫殿、巴洛克的城墙和中世纪的街道全部成为废墟。”

布鲁玛认为，《火焰》的目的是试图纠正“集体背离德国历史和文化的行为”，这一阐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不敢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诊断也是正确的。

也许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文化的损失关注的力度不够。然而，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像德累斯顿这样的名字是一种提醒，它让人们更多地想到有多少文化遗产遭受灭顶之灾，而不是丧失了多少生命。

我父亲一提到德累斯顿的焚毁，总会提及《玫瑰骑士》。我父亲的这种观点在他那一代人里应该算不得是例外，而应该是一种常态。

德国人才拥有“文化”，其他人只是应付“文明”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著作《德国人》中写道：“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见，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征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与骄傲。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一些时期中，中产阶级‘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偏见，将矛头指向了王公贵族的独裁政治……在之后的时期中，这种反政治偏见的矛头则转而指向民主国家的议会政治。”

这里，埃利亚斯描绘了文化在德国“民主政策”中的角色；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则认为，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角色，是以德国人不由自主地要将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的意向为特点的。

“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

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画出明确的分界线”。

从根本上说，不仅德国的中产阶级，而且整个德国都因其文化成就及文化渴望而引以为豪。德国人对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加上对日常政治打着官腔的嘲讽，形成了“德国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质。

这种状态最终滋养了德国作为“文化之邦”的自豪感，德国因此断言自己要优越于仅仅拥有“文明”的西方国家。文化在德国国内政策及国外政策中的独特地位是本书的主题。

我谈及了“德国诱惑”，指出这是一种认为文化是政治的高贵代替物的思想，尽管这也许并不见得是更好的政治形态。

埃利亚斯在描述德国“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倾向时非常惊讶地发现，“特定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同一个社会中，经过许多世代更迭后再次出现，它表现出适应新发展的特点。几乎可以肯定，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尤其是某种情感基调已经深入这些方式的骨髓，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没有人去核查其正确性，经常也未发生任何改变，它们在人们所定义的‘民族性格’的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然而，对“文化”在德语用法中作为反政治关键词进行分析时，我宁愿说这是一种民族姿态，而非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有些像人体的皮肤，它或许可以被拉伸——“灵活而有韧性地连续发展”——但是身体无法摆脱它。姿态却不同，它的特点是松散；它就像一件令人喜爱的衣服，人们可以随意穿上或脱掉，也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流行时尚的改变而进行更换。

“民族性格”是一个严肃的术语，而“姿态”则包含一丝反讽色彩——正如“盎格鲁—撒克逊姿态”一词，当刘易斯·卡罗尔在1871年的《镜子国中的爱丽斯》中首创该词时，其讽刺意味就非常明显，当安格斯·威尔逊在1956年将它用作其小说的书名时，它的讽刺意味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反讽对于英国人不同凡响的自信而言是一种平衡力量——英国人坚信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并希望全世界都能承认其优越性。德国人谈到“文化”时的洋洋得意之感，也需要同样的反讽力量——如果不是更加强烈的话——进行调整，因为德国人也自负地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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