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70周年大庆的日子。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无数革命前辈奋力拼搏、无私奉献,汇成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在这股洪流中,有一支在抗日烽火中从上海南方中学走出来的29人的学生党员队伍。南方中学(现敬业中学,位于上海南市老城区中心,抗战期间曾迁入“租界”多处租房办学),已有270多年的建校历史。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共有学生1744人;同一时期有学生党员29人,其中9人是革命烈士,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有好几位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活到现在的有5人,都九十六七岁了;其余均在解放后或改革开放年代先后逝世。80多年来,这些当年的学生党员无一人叛党,无一人贪腐。他们不忘初心,始终如一,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定不移跟党走,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一、甘洒热血为青春
29名学生党员中,有9名是牺牲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他们大多十六七岁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或抗日游击队,投身于抗日救亡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的姓名和照片现陈列在上海市敬业中学校史展览馆最显眼处,供学生和市民们瞻仰。他们的姓名是:李国瑾、王鑫培、俞炳生、荣舜城、张莘苞、王传凤、周充瑞、赵恩沫和石年荣。其中,李国瑾、俞炳生、荣舜城、赵恩沫、石年荣等5位烈士牺牲时才19岁!
乔石1998年为敬业中学的题词
如今的上海市敬业中学(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国瑾烈士的事迹,我父亲顾渊(顾秋石)在我小时候常常提起。
李国瑾生于1921年9月,是南方中学高中部的同学,学习成绩很好,特别是英文口译笔译能力都很强,我父亲那时担任支部书记,与他接触比较多,所布置的任务他都能出色完成。
1940年,我父亲本来是要奔赴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因上海地下工作忙、任务重离不开,组织上就调派李国瑾同志赴苏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9月,我父亲顾渊和李国瑾在杜美公园(今襄阳公园)话别后,他便搭乘新江轮离开上海,前往江苏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任中共太仓县何市区区委书记,脱掉学生装,换上农民服,在常熟、太仓一带从事抗日民运工作。他先后组织了商民、妇女、青年等抗日协会,还开办夜校、出刊物、组织青年学生学习政治文化、讨论时事,张贴抗日标语,排演抗日剧目,激发群众抗日热情;同时,还兴办各种福利事业,为群众谋利益,发动群众为新四军募捐衣服、做军鞋等,使何市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他平时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结识了不少贫苦百姓,相互之间感情融洽。不久后,上级党组织调派他赴江苏太仓县开辟新区。
1940年7月,中共太仓县委成立,李国瑾任县委青年部长。同年8月下旬,“江南抗日义勇军”(新四军)五支队侦察参谋浦太福率部进入太仓川山地区,秘密宿营于冯家枇杷园。那时,李国瑾恰好也在冯家桥一带活动,即前往冯家枇杷园与浦太福会面研究分析敌情,不料被敌伪乡长发觉,向敌人告密。日寇即派日军一个班加汪伪军一个连突然将新四军驻地团团包围。我哨兵发觉后当场开枪报警,当时是28日拂晓。敌人火力很猛,封锁了部队的退路,李国瑾为了让部队尽快突围,便以自己熟悉这一带的地形、群众基础好为理由,留下来做掩护。部队迅速突围后,他被敌人团团包围,在河边芦苇丛中被敌人抓捕。日寇军官要他供出新四军的去向,他大义凛然,拒不回答,敌人暴跳如雷,当即向他身上连砍两刀,并逼他去日伪据点,但他坚贞不屈,站立不动,日寇便开枪射击,他身中两弹,倒在血泊中。牺牲时,李国瑾年仅19岁(于1940年8月28日牺牲)。
1940年秋,当地出版的《大众报》刊登了题为“纪念李田文同志”的文章(李田文是李国瑾在根据地的化名),记载了李国瑾的英勇事迹,号召“跟随他的精神前进”。上海解放后,顾渊和张臣栋(时任解放军29军260团副政委,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两位南方中学老同学老战友,专程去江苏常熟县何市镇寻找李国瑾烈士的遗骸,请求常熟县委安葬后为烈士立碑纪念。
乔石给作者父亲顾渊的信
南方中学的学生党员俞炳生、荣舜城,牺牲时都年仅19岁。周充瑞,牺牲时年仅21岁。王鑫培和张莘苞,牺牲时年仅24岁。王传凤,牺牲时年仅25岁。此外,石年荣烈士等,牺牲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二、张英在南方中学播下革命火种
南方中学的首批2名学生党员是张英(黄文荃)发展的。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学生运动工作中的外围组织——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加强对各校学生运动的领导。市“学协”党团书记张英,直接联系南方中学,通过主持召开时事座谈会、读书会等活动,从中发现、团结和培养积极分子,为在南方中学建立中共党组织做准备。
1938年暑假,市“学协”举办“救亡理论训练班”,张英邀请南方中学初三学生顾秋石和周东葵单独讨论,启发他们的觉悟,逐步引导他们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1938年8月,张英亲自介绍顾秋石、周东葵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南方中学最早的一批党员。上级党组织决定顾秋石留校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同时决定周东葵去搞一段时间的校外学生工作,然后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
1938年10月,顾秋石发展林国俊(林在午)入党,从而成立了南方中学的第一个党支部。南方中学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张英(黄文荃)等同志的指导下,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快使南方中学成为当时上海租界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学校之一。党支部针对抗日救亡运动和青年学生特点,积极开展工作,比如在1939年春,通过积极分子,先后成立了“歌咏班”“南方时事研究会”“南联剧艺社”等团体,发动群众,开展救亡运动,从中培养和发现积极分子。
1940年3月,党支部通过级联会出面召开了“反对汪精卫大会”,会上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声讨汪伪罪行,揭穿了汪伪记“学联”的丑恶本质。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也迅速发展壮大,从1939年到1942年先后发展了薛驹、郎新康、李国瑾(李田文)、吴志玉(吴过孚)、王鑫培(王佐平)、张臣栋、薛家骥、蒋照明(乔石)、周充瑞(刘征林)等22人入党;外校转来胡序同、潘志程(潘祖仪、潘文铮)、许锡三(许刚)、蒋镜吾(蒋明)等4位党员,抗战期间,南方中学先后共有29名党员。第一任支部书记顾秋石,他离任后,由薛家骥、周充瑞、蒋照明(乔石)先后任书记。
顾渊青年照片
三、乔石和我父亲顾渊的革命情谊
乔石(蒋照明),1924年12月出生,1940年8月16岁时在上海南方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方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青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乔石虽然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但他不忘初心,特别怀念在南方中学投身革命、投身抗日救亡的岁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永远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1998年9月,在敬业中学(南方中学)建校250周年时,乔石给敬业中学校长和老校友写了一封信。信中他除了祝贺校庆250周年、肯定学校的卓越贡献外,还特别肯定了南方中学有“光荣革命传统”,还写道:“我本人虽原籍浙江,但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在上海求学和参加革命,当年就是在南方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对母校和母校师生校友很有感情。多年来我同南方中学老校友也有接触来往的机会。在上海和北京都拜访过顾渊同志,与薛驹同志这几年在中央党校和全国人大共事中接触更多,金石、高华、胡德华、徐康等北京诸同志均曾晤面。哈尔滨的江林、王兴华同志也先后晤过面。”
1998年乔石给敬业中学校长的信
1999年7月4日盛夏日,乔石偕夫人郁文专程来上海探望母校并提出与老校友们相聚叙旧,以了他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接下来,开始了由母校前任和现任校长,以及抗战期间乔石的部分老校友老战友和有关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乔石同志在座谈中,平易又深情地追忆往事、怀念战友,讲了在抗日战争峥嵘岁月里投身于火热的救亡运动的故事。会后还与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还亲切地与大家握手。乔石对入党介绍人顾渊(顾秋石)很尊重、很牵挂。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后不久,他来上海出差时从下榻的招待所步行到顾渊家看望和问候。回北京后又写了一封深情的信给顾渊,信中写道:“我现在的名字是入党后就取的。后用久了,又有纪念意义,便没有再改。这次在上海相见,虽然谈得不长,总算达到了我多年来的愿望。离别又承冒雨远送,使我想起四十年前你帮助我学习和进步的情景,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想。后来我站定了,目送你逐渐从人丛中消失,记得我四十年前也这样送过你,你的很多特点还像过去那样,保留了下来。虽然人间沧桑,但这也是不容易的。”40年前,指1942年顾渊奉上级命令,赴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临别时,与乔石交接工作,所以有上述的离别相送。乔石身居高位,仍不忘初心,深情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情怀念生死相依的战友情、同志情。自上世纪80年代后,乔石夫妇与我父母的接触来往比较多,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据参加过他们若干次见面的同志说,乔石总是微笑地听着,很少发问或打断别人的谈话。上世纪80年代,我父亲曾到北京乔石家做客,那时乔石母亲健在,她仍能认出我父亲,还说你喜欢吃我做的春卷。我父亲回来对我说:抗战初期,他常去乔石家接头,表面上是一起做功课,实际是商量如何开展党的工作。乔石于2015年逝世,我父亲顾渊于2016年去世,他们之间的友情和牵挂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顾渊上世纪末留影
四、薛家二兄弟
薛驹、薛家骥二兄弟是山西运城人。哥哥薛驹出生于1922年,弟弟薛家骥出生于1923年。1938年,两人在上海南方中学读高中,1939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薛家在山西运城有八百亩土地,又在山西兼营钱庄(私营银行)和纱厂,算得上是富裕人家。可偏偏在这样的家庭出了革自家命的青年党员。薛驹原名“薛家驹”,可在“七七事变”之后,他背诵着“国破家何在”的诗句,决定去掉“家”字,改名薛驹。兄弟俩的入党介绍人都是我父亲顾渊,薛家骥还是南方中学第二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他俩又先后转移到苏中抗日根据地。
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兄弟两人在苏中根据地不同地区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担任过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区委组织科长等职务。直到抗战胜利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弟弟继续留在江苏苏中根据地工作,哥哥则被组织上调往浙江四明山区打游击,坚持武装斗争。直到1949年4月,江苏、浙江、上海解放,哥哥薛驹任浙江余姚市军管会主任,弟弟薛家骥任江苏松江市委宣传部长。解放后,薛驹任浙江宁波地委秘书长等职,1952年调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先后任省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文革”后,任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职。1989年调北京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弟弟薛家骥1952年调江苏省总工会工作,1959年调《群众》杂志编辑部工作,1962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文革”中受冲击,1978年以后,受组织委派,筹建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江苏省社科院前身)。
从1983年起担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1990年从院长岗位退下,其间获得两项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一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至2019年,兄弟俩都是近百岁高寿的人瑞了。今年5月,我专程到江苏紫金山疗养院拜访过薛家骥老前辈,他思路清晰,行动自如,记忆力很好。说起往事,依然健谈,还送给我两本他自己的著作,并找出他叔祖薛笃弼的资料,让我拍照留存。这位叔祖家住马斯南路(现叫思南路)高档洋房区。父亲顾渊对我说过,那时常去薛家,记忆中有大铁门,属于富裕人家,薛驹二兄弟就住那里,地下党组织常在那里开会,便于隐蔽。
1996年3月5日,乔石会见敬业中学前校长翁曙冠
五、胡家二姐妹
胡序同、胡德华二姐妹都是南方中学的学生党员。胡序同,1923年出生,1940年3月在上海市中华女中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9月,上级党组织将胡调入南方中学,以弥补南方中学女党员不足的问题,胡序同入南方中学后任党支部委员,马上将自己的大妹妹胡德华发展入党(胡德华也是南方中学学生)。胡家二姐妹的伯父是著名文化人胡愈之,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序同小时候见过鲁迅和斯诺,知道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
1942年冬,胡序同和另外三名青年辗转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胡序同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一名女战士。他经历了一名女学生到女战士的转变,经受了艰苦的农村生活和残酷战争环境的考验。在新四军二师,胡序同最初被分配到政工队集训,随后又调至组织部做文秘干事。两年后,胡序同考虑到自己有高中文化,应该为前线多做一些更加实际的工作,于是便主动申请调到工作又苦又累又危险的军工部工务科去做技术工作。二师军工部在新四军赫赫有名,工务科长就是吴运铎(后升任军工部副部长,《把一切献给党》一书作者)。二师军工部不但能修理枪械,还能以简陋的设备制造手榴弹、枪支弹药及平射炮等。在军工部,胡序同跟着吴运铎学习机械制图知识,画过手榴弹、炮弹和炮的加工图纸,并学会了一些车工、钳工和淬火技术和实际操作,还学会了制造雷汞等炸药。1945年7月,在一次试制地雷改水雷的紧急任务中,胡序同亲自上阵操作锯铁帽,在任务即将完成时,由于一名青工急于求成,操作不当,引发一颗地雷爆炸,当场炸死一人,伤七人。胡序同也被炸得血肉模糊,受了重伤。吴运铎抱着当场牺牲的青工泣不成声。胡序同经受了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胡序同随部队回到阔别了七年的上海,随即便转业到华东局工业部工作,被组织上派去接管上海同济大学高等工业学校(简称同济高工)。此后30多年,她一直以至诚至真的精神,献身于党的工业技术教育事业。
1953年,同济高工从上海搬到南京,在南京又一分为二,成为两所中专学校,胡序同任南京技专副校长。那时,她家在上海,又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南京的学校又在筹建之中,她克服种种困难,奔波于宁沪之间。
1978年,胡序同任南京机器制造学校党委副书记,1980年初,学校正式升格为大专院校,上世纪90年代,学校又升格为本科院校——南京工程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高级科技人才。胡序同1983年离休。今年5月,我到南京拜访胡序同,她和小女儿住在一起。虽然已经96岁了,仍思维清晰,回答问题简洁明确,走动自如,生活自理,除了耳朵有些背外,相当健康。妹妹胡德华,1925年12月出生,1941年在南方中学由胡序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由组织安排到华中局印钞厂工作。
1943年撤回上海参加地下党工作。1947年在地下党创办的《新少年报》任主编,解放后历任华东团委少年部副部长兼《青少年报》社社长、《中国少年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少年出版社负责人。“文革”后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工作时,主持编辑出版了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读物《十万个为什么》。
2009年11月去世。
29位南方中学学生党员的故事,为党中央当前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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