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记者走访多个会场采访了莫言、贾平凹、迟子建等作家,大家注意到,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斑斓丰富的当今社会,现实主义书写大有可为。但不少创作者也观察到有些作品中暗涌着两重困境,一是中国故事挖掘得不够深,往往浮光掠影或面目单一模糊;一是生活素材堆砌,只是在机械反映生活,缺乏对人性大美与大道的提纯。
如何让中国书写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在评论界看来,深耕脚下的土地,与时代同频共振,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有助于涌现更多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大地上的故事讲不完,别辜负了独特的“文学故乡”
不止一位作家谈到,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作家贾平凹向记者透露,他手头正在创作最新长篇小说 《秦岭志》,预计明年完成,达30余万字。再次把笔墨倾注在精神据点秦岭,会不会感觉故事穷尽了? 贾平凹用一口浓重的西北腔连说“不会”“不会”,他还记得几年前写小说《老生》时,有几次写不下去了,这令他苦恼不已,一旦写作遇到阻滞,他就会去一趟秦岭,拜访当地的乡亲,串个门,聊聊天,新的灵感和素材往往又会冒了出来。在贾平凹看来,作家要始终建立对这个社会的新鲜感,“生活为源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提笔时才能写出想要的东西。我几乎跑遍了陕南重要的乡镇和村庄,这样作家对当下时代发展的面貌才拥有一定的把握,作品与现实社会就有一种紧张感。小说有了张力,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如果说秦岭是贾平凹孜孜探索的创作母题,那么高密就是作家莫言的文学故乡。“我的故乡不仅跟我的成长有关,也跟我的文字密切相关。这里的泥塑、剪纸、茂腔等民间艺术和文化一直在伴随我成长。”身着一袭对襟唐装的莫言如是道来。可以说,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这种对脚下土地的开垦,在作家眼里就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文化自信。
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些年莫言的小说创作几乎从未离开高密,那是独属于他的文学王国,无论说叙事色彩饱满的 《红高粱》,还是充满“猫腔”本土元素的《檀香刑》,都能看到莫言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乐此不疲地讲中国故事,并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有评论家谈到,这种延伸意味着作家在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只有扎根于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在阴影中看取光明
那么,在中国大地上耕耘故事,面对扑面而来的纷繁素材、万千个体的起伏人生时,创作者应怎么处理? 代表们纷纷表示,作家不能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而应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作家迟子建多年创作中倾心小人物,在她看来,写普通大众的生活不能局限于“小”,那样容易陷在鸡毛蒜皮中,而是要善于从生活微处哪怕是一颗尘埃中发掘美丽与辽阔。在创作《群山之巅》时,迟子建在小说中构造了被雪覆盖着的群山巅峰上的小镇,作家的视角跟随着镇上普通人一起穿行世像百态,屠夫辛七杂、精灵“小仙”安雪儿、法警安平等小人物,卑微又努力地活着。“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即便人物经历了悲欢起伏的命运,我也不愿意放弃从中提炼诗意。苦难中的诗意,是我眼里文学的桂冠。”在迟子建看来,好的作品是能长出皱纹的,这意味着对现实的真诚关切,需不断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在阴影中看取光明。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因此,小说家也要用心去揣摩洞察千姿百态的真实人物,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
贾平凹也注意到,如今有些小说在叙述上多采取火的效果,一味“抓眼球”,“火显得热烈、炙烤,不管是人还是兽,看到火都会有种本能的刺激,在刺激中有一种快感。但是笔下光着眼于表面热闹喧嚣的东西,就会缺了温度与筋骨”。毕竟,文艺要反映生活,但不能机械反映生活。在评论界看来,大量的生活素材是需要创作者加以裁剪和提纯的。面对生活之树,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
(本报北京12月1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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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金句”
对脚下中国土地的开垦笔耕,在我眼里就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文化自信。 ———莫言
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苦难中的诗意,是我眼里文学的桂冠。 ———迟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