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史努比:花生大电影》排片场次少,看的人更少,上映快一周,票房刚过2000万,于是显得《花生》漫画和小狗史努比的65周岁生日格外寒碜,倒让人不忍心多挑剔电影。
《花生大电影》没有什么不好,它很通俗,也不缺正能量,小衰仔查理·布朗一事无成,赢不了球赛,追不来妹子,连风筝都放不上天,因为一点意外,成了被追捧的校园偶像,虽然很快被打回原型,可是经过一连串阴差阳错的周折,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一扫失败者的丧气,天地开阔。这套低幼的“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故事模式,成功和失败的二元对立模式,直来直去的思维回路,看起来可能讨年轻人的欢喜,或者说,这是个常规的全家欢产品,清晰地带着寓教于乐的训导意味和电影工厂流水线的机油味。
《虹膜》杂志的主编骆晋点评《花生大电影》“故事整体讲得很顺,可是一到史努比的白日梦部分就让人走神。”而恰恰是史努比无聊的白日梦,才是电影偶然闪烁漫画原作趣味的时候。史努比本来就是个糟糕的作者,它坐在狗窝上敲出来的小说,每一篇都被退稿了,文学编辑给它回信:“你能做得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再投稿!”以条格漫画的形式在报纸上连载的《花生》,本身是反叙事、反戏剧的,漫画作者舒尔茨生前屡次拒绝由他亲自来把漫画改编成电影,他说:“我的智商和精力只能应付画四格、画片段,编电影故事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漫画留给读者最有趣、最生动、最活泼的印象,前提在于它们是段子,用电影化的手法串联段子,这也是很高级的游戏方法,比如《小羊肖恩》就做到了。但是到了《花生大电影》这里,好莱坞的主流制作首先需要的还是一个起承转合完整的故事。
然后,《花生大电影》和《花生》漫画、和老好人查理·布朗、女汉子露西、坐在狗窝上写小说的小猎狗史努比以及创造了他们的漫画家舒尔茨,就没什么太大关系了。电影里的那些角色,只是借来几个遥远的名字,电影是成年人试图用世俗和世情的规则,教会孩子一点善意与自得,这个时代的通俗励志文本追不回半个世纪前温柔又伤感的理想主义。《花生》这漫画本身,画的是回忆和乡愁,是一个直到老去也没有长大并始终拒绝成年的漫画家,用赤子之心丈量生活中的无常和无理性,在这个他终究无能为力的世界里,安置一点温存的善意和理想。
自从史努比成为文化偶像,它滑稽的样子被印上衣服、餐具和文具,成了欢乐的萌宠,太多的人在消费这个形象时,也许忘记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原先的漫画是格外伤感的。重新翻阅上世纪50年代早期漫画最初的连载,史努比和查理·布朗谦卑得让人心疼。查理·布朗不止一次抱着史努比倾诉:“有人喜欢我总是好事,虽然你只是一条狗。”“没有你跟着我好寂寞。”“每个人都不耐烦地赶我走,只有你一向平等对我,我真的感动了。”看到这里,哭鼻子的查理·布朗是感动的,红着脸的史努比是感动的,追连载的读者也真的要感动了。这部从1950年连载到2000年的漫画,它用简洁的日常的笔触,触到生命中所不能幸免的孤独。查理·布朗一次次地对史努比说:“我的好伙伴。”温柔极了,也伤感极了。
舒尔茨没有明确地说过《花生》的灵感来源,他只在晚年的回忆中委婉地接近了这个话题:“在学校里,我从没获得过殊荣,在班上是弱小之辈,我认为自己确实不够优秀,不过一切顺其自然吧。”在他的回忆里,生活的欢喜和沮丧总是如影随形——用高尔夫球杆打鹅卵石是快乐的,可是打到一块太大的石头,球杆断了。和伙伴排队去拿免费奶油冰棒是快乐的,可是终于轮到他时,冰棒已经发完了。在公园打棒球是快乐的,但他从来没勇气和写攻守记录表的女孩说话……这些他都画到了《花生》里,所有的扫兴、所有的挫败、所有不彻底的快乐以及各种各样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的孩子气的爱。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查理·布朗爱红发女孩,却没有勇气接近她。这种没有结果的爱是伤感的,但同时又好像挺好笑。”
要在《花生》诞生许久以后,皮克斯的动画《头脑特工队》里,一个混合了欢喜和忧伤的记忆球在小女孩的脑海里形成,而连载了50年的《花生》里一次次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喜忧交织、苦乐参半的记忆球。薄荷·帕蒂的成绩永远是D+,史努比的小说永远被退稿,露西对施罗德的表白永远被拒绝,查理·布朗的棒球队永远赢不了比赛,但他们只是安之若素地接受了这些不如意的日常,然后继续兴高采烈地玩耍着。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查理·布朗,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勇士,像西西弗斯那样挑战着乏味的生活。
《花生》连载到第50个年头时,舒尔茨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他在连载终止前不久,在一篇文章里为查理·布朗辩护:“有人说查理·布朗是个失败者,我一点儿也不同意。因为失败的人是不会想尝试新的事物的。我喜欢查理·布朗,因为他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他是漫画中的倒霉蛋。我们都清楚失败的滋味,可查理·布朗虽然一再失败,却仍然勇气十足。他不是个失败者,而是个令人欣赏的小家伙。他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正因为是“普通人的写照”,所以面对65岁的史努比,我们翻开《花生》,依然能感受到,幸福是这只温暖的小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