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维曦

马勒是一位面向未来的艺术家。如果说20世纪的交响曲是一种收纳人类情感的容器，那么马勒的交响曲显然是为那些处于近代化与现代性夹击的心灵而量身定做的。这大约能解释为何“二次大战”后马勒在西方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可以说明为何近十余年来，他在我国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与热爱者。

从第五交响曲开始，马勒的交响曲和艺术观念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地，作曲家完全摆脱了19世纪交响曲写作中的“钢琴思维”，在交响性复叠结构的处理上，使这一体裁进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地。而在第五、第六、第七这三部中期的无人声的纯器乐交响曲中，作于1903-1904年的《a小调第六交响曲》是形式的创新与内容的表达处于平衡之境的一部——《第五交响曲》过于私密也过于追求感官效果；《第七交响曲》则充满了更多近乎于自然主义的“混乱”。从包括《大地之歌》在内的马勒全部交响曲创作来看，《第六交响曲》正好位于这一心路历程的中点，也是其转折点。马勒是一位有预见性的艺术家，尽管这两年中他的个人生活似乎一帆风顺，但《第六交响曲》却是真正“悲剧性”作品（根据布鲁诺·瓦尔特的说法，这个标题来自作曲家本人）马勒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我的‘第六’中有许多谜，只有整整一代人在接受与消化了我的前五部交响曲之后才能解开它们。”

古斯塔沃·杜达梅尔这位来自火热的拉丁美洲的天才指挥家，通过他动人的表演赋予马勒的《第六交响曲》以全新的面貌与观感，他再一次为这座无边无际的空明容器注入了浓烈而丰沛的精神内涵。全场近90分钟的演出，指挥家竟然完全背谱演奏！而其指挥的风格在游刃有余的精准与举重若轻的镇定中，又透着咄咄逼人的冲击力和对重要节点的个性化把握。杜达梅尔的马勒，是被那座经历过文学爆炸的奇特大陆的魔幻浸透的马勒；透过他的演绎，我们所感受到的，并非是充满哲理和反讽而与现实不断疏离的马勒，而是一位像西蒙·玻利瓦尔那样具有战斗精神与无限创造力的革命者。这种“灿烂程度无法形容”的指挥艺术与马勒气象万千、包罗万象的音乐文本真是相得益彰。

《第六交响曲》的四个乐章其实分属于情绪对立的两组：首尾乐章与谐谑曲乐章着力呈现一种高度抽象性但又极具感官想象力的斗争过程，而抒情的慢乐章大约是马勒交响曲中最接近澄明之境的篇什，犹如插入斗争间隙的休憩与凝神。相对于古典-浪漫时期建立在戏剧逻辑之上的德国交响曲，这部作品宛如一部角色众多、峰回路转、描写细腻的长篇小说，而几组极具象征意味的主导动机及其变形则犹如故事的主要人物贯穿全曲。杜达梅尔和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在第一乐章中，无比真切地体现了这种丰富的故事性，象征命运和死神的下行音型、起伏错落饱含深情的“阿尔玛”主题与象征梦境的瞬息被抽空的停滞段落，在杜达梅尔的手中变成了被立体呈现的电影镜头，除了场外的牛铃声效果欠佳外（无奈第四乐章也是如此），这一乐章的演绎气韵生动，几近完美。

对于指挥家来说，谐谑曲乐章和慢乐章的摆放位置体现了他对于整部交响曲结构的认识，也会给现场的演出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而杜达梅尔将慢乐章置于第二乐章的位置，这样就将本来可以混成的第一乐章和谐谑曲乐章分割开来，从而赋予后者某种独立的挖掘空间。当然这个慢乐章的现场效果是非常动人的，当锐角一般的叹息式旋律线在寂静无声的现场涌动时，马勒一心向往的脱离尘世的自然世界似乎就在眼前了，尽管在整个作品的时间序列中，这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但指挥家精准的控制与细腻的处理为这瞬间涂抹上了恒定与绝对的表象。而在这间歇之后出现的谐谑曲也并未与末乐章连成一气，而是被指挥家放慢了速率，尽力挖掘乐章内部的表现空间，仿佛将斗争的对象从外部转向了内界。作品中最重要的风格要素——细密复杂的对位结构和极富暗示意味的色彩性配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个谐谑曲乐章尽管脱离了对主要情节的依赖，但却是杜达梅尔处理马勒《第六交响曲》的一大亮点。

在象征决战的第四乐章，乐队的惊人干劲与充沛体力让人赞叹。而指挥家对这个超过30分钟的庞大乐章的音响设计，好似以白描加重彩的笔法去刻画一种魔幻而真实的战斗结局。杜达梅尔着力挖掘细部对比并将其尽可能放大的手法，为里尔克式的精美贫血的仿古史诗添加了一丝民间说书人的灵动与粗粝。尽管《第六交响曲》的基调是悲伤与绝望的，但指挥家却尽最大可能突出了作品的英雄性与战斗性，并给悲剧性的本体穿上了不屈的外衣。显然，指挥家非常熟悉这部小说交响曲的“故事情节”，并像一位导演将自己独特的理解做了电影化的处理。全曲结束前沉雄有力的突强，隐隐昭示着斗争并未结束，而青春的梦幻依然存在。

在听罢这场令人难忘的音乐会后，阿尔玛·申德勒回忆录《忆马勒》中的一段话突然涌上心头，那说的是1904年，也就是这部交响曲完成的那一年的春天——

“不久马勒回来了……他今天的心情不错。他太幸运了。他在环形大道上遇到了工人队伍，甚至与他们同行了一段时间，所有的人把他视为兄弟。这是他的兄弟啊！这些人是未来啊！”

多么美好的时刻，那一天是五一节！音乐家的身影出现在红旗和劳动者的行列中，带着他那颗天真的、儿童般的心。尽管他的音乐总是被不健康和病态的精美意象所包裹，但在最核心之处却洋溢着只有在明亮阳光下才能感受到的纯净之力。这些与他同路的“未来的兄弟”才是他交响曲真正合格的听众吧！

就在上个世纪之初，西方文明面临深重而致命的危机之际，马勒的交响曲与卡夫卡、托马斯·曼的小说以及布莱希特的戏剧一样，表达了对于毁灭性势力的忧虑与反抗，他的充满魔幻与奇景的音响宇宙也成为许多敏感灵魂在经历苦难与动荡之后的避难所。然而马勒也通过《第六交响曲》告诉我们：仅仅躲避是不行的，还必须斗争！杜达梅尔热情似火的演绎使我们暂时忘记了旧大陆的倾颓与无力，也使我们想起来自新大陆的充满激情与诗意的力量，使我们想到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想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想到了刚刚离开我们的乌戈·查韦斯。杜达梅尔让世界震惊之处，正在于他带给人们一个属于自己的马勒。如果我们真正喜爱马勒，能够从马勒的音乐中获得前进的勇气，那么我们也必须从中发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什么样的马勒呢？我想，这是一个“既热烈又恬静；既深刻又朴素；既温柔又高傲；既微妙又率直”的马勒，一个思无邪而近于勇的马勒。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