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续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显示，14个被巡视的对象中有7个地方和单位出现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

“半数被巡视对象暴露出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利的问题，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反腐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

专家称，从1979年至今，共有10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问题，但一直以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巡视组聚焦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意味着将干部亲属等“易腐人群”纳入反腐视野。那种“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亲缘腐败”将难以遁形。

亲属违规经商问题突出

近期，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陆续公开巡视整改情况。在14个被巡视省市和单位中，有7个地区、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

山东省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宁夏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园林绿化等”问题，河南省“市县主要负责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新疆“领导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巡视中发现的违规现象受到处理。河南省共受理科级以上干部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线索148起，其中厅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35人，科级干部96人。甘肃对存在个人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的16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7人、诫勉谈话51人、降低基本退休金1人。

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据披露，今年以来新疆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176件，占15.6%，其中自治区纪委查办的16件违纪案件中，有6件涉及此类问题，占比高达37.5%。广东省纪委通报，今年上半年立案查处的要案有31件是官员利用影响力为亲属、子女谋利，占要案总数的33.3%。

家庭内部“官商结合”

江西一位纪检干部介绍，在查办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涉及腐败的案件中，一般是腐败官员藏身幕后，安排至亲好友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其手法和途径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

——“借壳捞钱型”。一些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并不从事实际业务，其公司只是进行贪污受贿的“壳”。刘铁男与刘德成父子也具有同样特征。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刘铁男帮助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南山集团董事长将购销差价中的750万元人民币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公司；刘铁男帮助张爱彬在北京成立广汽丰田汽车销售店，张爱彬将新公司30%股份送给刘德成，之后又用1000万元人民币回购股份。

——“利益集团交换型”。这种腐败形式一般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人，再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或者官员之间达成某种“默契”，以手中权力“交易”利益互换。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吴晓林介绍，这种“官商结合”的“高级形式”，难以发现、查处，并且大都是以“窝案”的形式暴露，负面影响也更大。

另外，领导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隐蔽性。

加强“身边人”制度监督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此次巡视意味着领导“身边人”等靠近权力的“易腐人群”，已经被纳入反腐视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正在加速落实”。

事实上，规范干部亲属子女经商行为一直是反腐败的“重点地带”。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仅从1979年至2011年，共有58次中央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

为何这么多法规管不住干部亲属子女伸出的“谋利之手”？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谢世诚认为，监管边界、标准模糊以及约束机制不细化、缺乏操作性是造成法规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中央巡视组将相关问题‘揭开盖子’，表明了中央将坚决查处相关问题的态度。”任建明说：“需要关注的是，领导干部可以用党纪国法来规范，其亲属子女出现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明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