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的天气相当糟糕。阵雨时落时停，密布的阴云遮掩了光亮，只是下午三点，仙鹤曲棍球场的大光灯就不得不悉数打开，以保证比赛正常进行。

距离中国女曲与日本队的半决赛鸣哨尚有些时间，金昶伯悄然地坐上了看台一角，藏青夹克，黑色西裤，在一群橙色装扮的技术官员中反倒略显突兀。

自去年底卸任上海队主教练后，老金赋闲在家，这段时光有些特别。2008年奥运会后不再担任中国女曲主帅，金昶伯也曾有过一段漫长的“空窗期”，不过他当时依然居住在中国。而这次，老金与全家都搬回了首尔——时间过得很快，北京奥运会时三个都在中国读书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大儿子效力于一家韩国著名企业，小儿子今年开始服兵役，而女儿留在了天津工作。

留在中国的念想，不止女儿。“每场比赛都来看，中国队的。”老金说，家里到赛场“近得很”，车程不过半小时，看比赛也是学习，休养和学习是自己这阵子最主要的工作。金昶伯原本黑瘦的脸膛如今回复了圆润，“长胖了”大概是休养的收获。至于学习，59岁的他也许还在期待着某些机会，又或许，有些习惯不是说放就能放下，毕竟，在中国一干就十来年。

满满的都是痕迹。老金承认，会时不时将自己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的身份弄混，只有两个时刻才会发现其间的区别：升国旗奏国歌时，出入境时。即便回到家乡待了大半年，思绪混乱仍有体现，聊起中国队，他经常会口误说成“韩国队”。不过眼下这支中国队，与金昶伯已然关系不大，球队正处于新老交替中，老金带教过的队员大部分都已退役，奥运会银牌是他留给那些老队员们的“礼物”，凭着这个难以复制的成绩，她们可以得到不错的安置。金昶伯始终对没拿下金牌而愧疚，尽管那场决赛已过去了整整六年。

2011年底与上海队签约，老金一度意气风发，自认是一次重起炉灶的机会。那时汉语水平有所退步的他，反复念叨着旁人难以听懂的“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金昶伯还想着能为中国女曲培养一茬队员。但全运会折戟，也就没了亚运会、奥运会的可能，至于输得略有些难看的原因，种种猜测难以证实，不过官方的分手理由“文化差异与磨合问题”，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金昶伯骨子里还是一位韩国人，有些中国的人情世故，他终是难以理解。六年前那场奥运决赛，中国女曲第一次赢得了如此多媒体的关注，一位记者赛后向老金提问：“听说在备战中，您的夫人默默地奉献了很多，能不能说说她的帮助？”典型的中国式提问，无非是期待一些感人的细节故事，可老金却硬硬地回了一句：“难道男人在外工作时，女人不该在家予以支持吗？”老金从国家队主帅的位置上离职的直接导火索，也与思维差异不无关系。在某次官方活动中，主办方的一个小疏忽激怒了金昶伯，最终让双方都没法下得来台。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疏忽（或者说是专程安排）完完全全合乎逻辑。

一切以工作为衡量标准，这是金昶伯的准则，但却不是中国式的。尽管时至今日，女曲的那枚银牌仍是中国集体球类项目近两届奥运会的最佳成绩，但这并无法成为老金的“就职保证书”。毕竟如同他已经长大的三个孩子，一切回不到过去的纯真。无论是管理者为项目投入的资金与期许，还是现下主打的这拨年轻队员能否适应“金式魔鬼训练”，横亘在金昶伯“回国”之路上的障碍有不少。他似乎也明白了一些，尽管场场比赛不落，却只能与中国队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不发言，不接触。

也有例外。中场休息时，老金问：“听说蔡振华来了，你看见吗？”亲自督战的蔡振华没有选择主席台，而是与前来助威的中国男队、曲棍球项目管理者们坐在运动员看台。金昶伯打听了半天，终于获知确切消息，他慢慢踱向那里，守在通道口遇见蔡局。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蔡振华坐回了看台，看得出老金的欲言又止与犹豫不决，他既想坐在蔡局身边再多聊几句，又似乎感觉出此举的不妥。就那么几级台阶，上上下下了几次，又在左思右想中退回原处，险些被台阶绊倒。

“过阵子，回去看看大家。”金昶伯说。欢迎回来，老金，虽然很多人也许已经忘了你，或者不愿意记起你。

文汇报特派记者 沈雷

（仁川9月29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