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年1月27日，是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日。这一年来，两国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来庆祝建交50周年。如今，在法国总理瓦尔斯将于1月29日至31日访华，并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闭幕活动之际，本报前驻巴黎记者、入选中法“50年50人”的郑若麟，带来三位支持中法友好的法国名流的故事，以飨读者。

在欧洲，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上帝创造法国，引起周边国家的嫉妒：法国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上帝偏心，把最好的土地给了法国。上帝想了想，觉得众怨事出有因，于是，便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法国人”（言下之意，用“不好”的法国人来平衡太完美的法兰西大地）。

法国人确实常常成为欧洲其他国家民族调侃的对象。不过，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法国人太优秀了。

事实上，浪迹法兰西二十余载，最令我感动、留恋、尊重的，正是法国人！在法国舆论普遍对中国存有严重偏见的时候，法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一批相信中法友好符合法国利益、相信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更有利于人类和平的法国各界人士。尽管法国也有仇视中华文明的种族主义者、意识形态至上的所谓“人权主义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反华人士。如果说我尊重他们的政治观点的话，他们在涉及中国时总是谎言累牍，则令我极端蔑视和鄙夷。我要介绍的几位我接触过的法国名流，“正直”是他们普遍个性。有不少法国人——甚至包括很多法国名流——对中国确实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但当他们听到不同的声音时，其中相当一部分能够接受事实、接受真相。这非常不容易。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会产生雨果、戴高乐和萨特，以及为什么我对中法未来发展前景抱着审慎的乐观。

阿玛尔：大名鼎鼎的主持人只尊重事实

我第一次遇到大名鼎鼎的电视主持人保尔·阿玛尔（PaulAmar），是2008年3月在他主持的电视专栏“重播与纠偏”节目中。

当时刚刚发生拉萨“3·14”暴力事件。法国媒体正一片沸腾，气势汹汹地要“抵制北京奥运”。在这样的氛围中，阿玛尔邀请我参加他的直播节目，与法国当时的外交部人权事务国务秘书拉玛·雅德和绿党总统候选人、国会议员诺埃尔·马梅尔同台辩论西藏与奥运问题。除了对外广播的法国“世界电视五台”专题节目“报亭”在此之前邀请过我之外，阿玛尔是第一个邀请我的法国本土主流电视台主持人。在当时那种浓烈的反华乌云下，这需要有足够的职业勇气。

国务秘书雅德和国会议员马梅尔都是著名的“话筒子”，他们滔滔不绝，根本不给我发言时间。而对于我来说，法语毕竟不是母语，我又过于温文儒雅，从来不抢话头、不打断他人的发言，结果我的发言仅占整个节目的20%。令我没想到的是，阿玛尔两周后再次请我出席他的节目。他说，“你在上次节目中说：你们请我来不是为了做被告、来听你们对我（即对中国）的判决词的吧？就是来做被告，你们也应该给我辩护权吧？这话引起了观众的共鸣。所以今天我再请你来，给你充分的时间来谈你的观点。”阿玛尔当时几乎是惟一一个把话语权给予一个中国记者的主持人。这在当时的法国有多么“政治不正确”，只有当时在法的中国同胞能够充分理解。

正是由于阿玛尔的坚持，我在2008年多次被邀请参加他的节目中，并由此打开了法国主流电视台的大门。在阿玛尔之后，法国几乎所有电视台都邀请我去谈西藏、谈北京奥运。阿玛尔还曾安排我与写下了著名博客“我反对抵制北京奥运和反中国宣传”的参议员让—吕克·梅朗松一起，与达赖在法国的代表、以及国民议会支持达赖、坚定反华的“西藏小组”主席面对面地交锋。这为当时一面倒地倾向达赖方面的法国舆论，提供了另一种真正客观、公正的声音。后来阿玛尔对我说：他对中国并不了解，但通过我的说辞，他相信他们获得的信息是片面的，因为我说的事实更具说服力。此后，凡有涉及中国的消息时，阿玛尔就经常邀请我到他的节目中去诠释中国。在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和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的那次节目中，他特意请我和一名美国人共同在黄金时间介绍两国领袖、评论两国关系。当时我恰好刚刚在法国出版自己的书《平凡的中国人》（或译《与你一样的中国人》），他还专门在节目里做了详尽介绍。

阿玛尔是法国著名主持人，曾主持过法国国家电视二台黄金时间的晚间20点新闻节目，名声不可谓不大。但他却向我坦承，自己对中国问题不够了解。自从邀请我出席节目后，他感慨“总算有了一个了解中国的可信渠道”。法国有很多这样的记者，怀有一种职业正直感。他们不是以立场或意识形态划线，而是看你说的是否符合逻辑、是否具有说服力、是否是事实。他们并不因为名声和地位就认为自己比你高明，相反，承认术业有专攻，一个来自中国的记者所谈的中国，可能比他们自己的记者更吻合中国的实际。阿玛尔的节目后来成为法国主流电视媒体中罕见的能相对客观地介绍中国的节目。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的节目在我离开法国后不久就停播了。保尔·阿玛尔，一个真诚愿意接受中国记者话语的著名主持人，成为我对法国美好回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亚美德：诚实对待与自己相左的观点

贝希尔·本·亚美德（BéchirBen Yahmed）可以说是我用法语写作、发表文章的主要推动者。他是法国《青年非洲》集团的创始人、总裁，旗下有《青年非洲》、《月刊》等著名杂志。在法语非洲大陆，据说他比很多国家元首更为著名。因为半个世纪以来，他每周一篇的《我所相信的……》社论，是很多非洲读者理解世界的窗口。是他第一个邀请我在《青年非洲》周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这在当时的法国也是“独此一家”。不过他留给我最为深刻印象的，则是两件足以反映一个正直媒体人品质的小事。

第一件发生在2008年4月，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受到反华人士的抵制。在舆论一边倒的反华浪潮中，本·亚美德邀我写一篇专栏，谈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我在《月刊》上发表了当时曾引起法国舆论一定反响的《论媒体专制》一文。我抗议当时势力极大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起的“反北京奥运运动”，招致大量攻击，甚至有媒体从加拿大发文“批判”我。但本·亚美德在刊登这些文章时，坚持邀请我再作答复。当时在《青年非洲》集团内部，也仅有本·亚美德和副总编雷诺·德·罗什布鲁诺两个人支持我。但本·亚美德坚信我说的是真话。这是当时极少数勇于刊登支持北京奥运文章的杂志。

另一件事是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本·亚美德写了一篇社论，发表前特意寄给我，征求我的看法。我坦率地将一些事实通过电邮发给了他。他郑重其事地回信感谢我，然后原文发表了他的社论。我当时以为，他只是礼节性地敷衍我一下而已。没想到的是，我的电邮在下一期杂志上作为读者来信全文发表了。这几乎与他的社论背道而驰，但本·亚美德通过其他渠道确认了我写的确实是事实后，不顾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发表了我的电邮。这使我真正体验到一个正直、诚实的媒体人是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同观念或观点的文章的。本·亚美德当然知道伏尔泰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权利”这句话，但他却在实践中履行着这一理念。

十多年来，我在本·亚美德的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都是正面介绍中国发展状况的。其中有的被其他主流媒体转载，有的被法国学者在著书立论时作为信息来源引入书籍。与此同时，本·亚美德也遭到一些媒体的攻击。本·亚美德不是左翼，也不是一个亲华派。但他看好中国，认为中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未来必然强大。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认为非洲的未来在于中国；而且认为中、法、非合作将会前程灿烂。正是这些理念，使他在2008年法国媒体反华潮流达到高峰时，坚持一篇一篇地发表我的文章，一篇一篇“正面地、客观地”介绍中国。由于他在法国和非洲均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文章自然影响了法国、影响了一批非洲国家。我非常钦佩这位“知华、挺华”的真正独立的著名媒体人。与他的合作，也成为我的“法兰西回忆”中的另一个宝贵组成部分。

波尼法斯：绝不向“政治正确”妥协的学者

我想介绍的第三位人物，是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帕斯卡尔·波尼法斯（Pascal Boniface）。

在法国，我认识的战略问题专家不少。很多专家在谈起中国时，往往会言行不一。我认识一位在英美非常著名的战略问题专家，曾担任过久负盛名的伦敦战略研究所所长。每次我们私下共进午餐时，他总是表现得对中国很客观。然而一旦到了公共场合，如电视台或电台，他立即就会“政治正确”起来……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直到有一次他主动表示希望“接受我的采访”，来“谈一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好处”。这才真正展现出其令人吃惊的两副面孔。他想通过我来影响中国舆论、进而诱导中国跳进早已设好的金融陷阱……他对中国的真正看法，显然是充满敌意的。

比较才能知道真相。波尼法斯是少数在任何场合在谈到中国时都能秉持公正、客观立场的学者。我曾与他在著名的电视五台政治专题节目“Cdansl’aire”（“在空气中……”）一起做过嘉宾。我对他每次谈中国时都能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来力挺北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不是什么“亲华派”，作为学者，他自称是目前法国研究界已经逐渐成为“稀有动物”的左派“戴派学者”。他力主继承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国时的思想，与中国建立牢固的“友邦关系”，并坚信这符合法国利益。2008年奥运期间，波尼法斯是公开支持北京奥运的少数学者之一。

在波尼法斯领导的研究所里，曾有这样一位专职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她曾从1997年至2004年连续七年在研究所年鉴里撰文“预测”“中国即将崩溃”，而这七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七年。波尼法斯尊重每一个研究人员的观点，从来不删改他们的文章。但他私下告诉我，对这样荒唐的“预测”，他不得不在年鉴的主笔文章中每次都做一番相反的解读，来平衡对中国的评论。当中法关系因法国总统接见达赖而陷入低谷时，波尼法斯邀请我到他在“东方电台”主持的一个国际节目，与后来担任了法国《世界报》总编的埃利克·以兹列维奇共同评论中法关系。当时以兹列维奇刚刚发表著作《当中国改变世界》。我们三人都认为法国不应与中国交恶，在当时的氛围下，这台节目显得异常特殊……

在我的法语书《与你一样的中国人》出版后，波尼法斯在研究所的网站上做了一个视频采访。这也是力挺“正面中国”的一个例子。波尼法斯曾撰写过一本书，题为《造假的知识分子》（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河清译），批评法国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在国际事务问题上撒谎。波尼法斯本人——至少是我所观察到的——则在中国问题上始终秉公直言，绝不妥协于“政治正确主义”（在法国媒体上直到今天为止，负面评论中国才是“政治正确”的）。

阿玛尔、本·亚美德、波尼法斯，以及其他许多我无法一一列举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质，是他们的正直、诚实和勇气。我与他们并无私交，他们秉公直言客观的中国，也得不到什么个人好处。但这是他们的为人治学之原则。他们并不专门从事中法关系研究，但他们却比绝大多数所谓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认识更客观。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法兰西精神的真正传承。

文汇报记者 郑若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