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形成“1+6”文件，其要点自上周五起传达到全市每一个居委会。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何海兵自课题启动伊始便跟踪其进展。近日，他在进一步研究了相关会议精神和文件要点的基础上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何海兵表示，未来3年至5年，在人、责、权下沉基层的过程中，上海将形成“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政府主导作用积极发挥、社会各方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整座城市的治理体系和上海市委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下决心”取消街道招商职能

谈及取消街道招商职能，报告用了“下决心”这一表述。何海兵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底，上海市委就曾在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创造条件逐步淡化直至取消中心城区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的功能；2008年，市委市政府再度发文，明确中心城区街道不得招商。但这一工作始终进展缓慢，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这一政策未能得到全面落实，根源在于考核机制。”何海兵认为，街道行政逻辑的核心是考核，考核方向影响干部政绩取向——下决心取消与招商有关的考核和奖励，就是通过考核的指挥棒转变街道的行政思维核心。

何海兵直言，以往，街道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精力放在了招商引资上；现在，基层的工作重心则要放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上来。何海兵为这一制度设计叫好：“街道职能转变的核心，就是回归到作为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的定位，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服务。”

用制度保证“街道眼睛向下看”

记者注意到，报告多处论述了“对上”与“对下”的关系问题。何海兵认为，街道能不能真正“眼睛向下看”，对基层来说非常重要——这意味着街道的管理理念、方式方法和机构设置都要发生转变。

“譬如街道的科室设置，上面有什么部门，街道就有什么科室，个别街道有多达15个科室，有的街道有20个科长，其中半数‘有长无兵’。”何海兵直言，这次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把街道机构设置由“向上对应”改为“向下对应”，实际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在他看来，报告提出“健全自下而上的自治项目形成机制”和“探索建立自下而上的居委会工作评价体系”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街道处于行政机构末端，又处于基层的顶端，是政府与基层的重要连接点。作为中间层，从需求角度看，“自上而下”的项目往往与百姓需求脱节，“自下而上”却往往面临着难以盘活资源的困境。因此，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增强居委会的自治能力，激发居民的自治活力。何海兵说：“目前，大多数居民区自治的内生动力不足，街道和居委会可以通过社区项目、公共服务，逐渐培育服务于社区的社会组织，扶持社区领袖和积极分子，鼓励居民围绕公共事务开展公共讨论，使协商议事能够议起来，进而产生公共意识、公共责任，畅通下情上达的渠道。”

职业化让社区工作“令人向往，受人尊敬”

目前，全市居民区书记的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中心城区平均年龄53.1岁，50岁以上的占78%；具有事业编制的占20%，聘任制的占44.66%，退休聘用的占33.56%，其中中心城区退休返聘居民区书记占比57.4%；年均收入5.82万元，低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退休聘用的只有3.5万元左右。

“社区工作者后继乏人的主要原因是身份地位不高、薪酬待遇较低、发展空间狭窄。”何海兵说，社区工作者应该是一支令人向往、受人尊敬的队伍，但“令人向往”离不开相应的收入待遇，“受人尊敬”需要有相匹配的社会地位。

根据“一号课题”的调研成果，上海将在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等方面对居民区干部加大倾斜力度。“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制度体系，探索构建以薪酬体系为核心，选人招聘、培训考核、职业发展等为要素的社区工作者管理体制；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在何海兵看来，新政策将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令人向往、受人尊敬”的阶梯。他坦言，在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的当下，居委会不可避免地还要协助政府完成大量行政性事务，因此上海迫切需要一支既能够承担传统行政事务，又善于推进引导居民自治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走上职业化轨道，是社区工作者队伍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汇报记者 李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