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讲读会第四场熊月之、章清、傅杰谈今日重读感想

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如何做到学问“世无其二”，革命“世无其二”？他是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重读这位近代史上的丰碑人物，哪些值得今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昨天下午（8月16日），书展子单元、望道讲读会第四场上，主讲嘉宾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和点评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与听众一同重读章太炎。言者和听者在崇敬之余也感慨良多，而望道讲读会提倡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之意也在无声传递。

动力：学问追求背后是革命热情

“我认为，章太炎不懈的学术追求背后是强烈的革命热情，革命支撑了他的学问。革命的目的是不能让民族文化灭亡。”傅杰和听众分享自己的观察视角。而研究了30多年章太炎的熊月之，则用“致用和求是”的关系来诠释章太炎对革命和学问的理解，“革命要致用，学问也可不致用，但要求是。”因此，章太炎经常以学问来推动革命。而其革命背后，爱国和民主是两个关键词。

清末民初是一个狂飙突进、革故鼎新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西学东渐、新陈代谢的学术大繁荣时代。然而，即便大时代里风云迭起，群星熠熠，章太炎集学问家、革命家、思想家于一身，仍堪称其中最闪亮夺目者之一。

熊月之引鲁迅的数次赞誉予以描述，在熊月之看来，章太炎是以古代治学的“通才”自期自求，遍习古今中西儒道佛，以现代知识的分科而言，涉猎文史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天文、地质、生物各科，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乃至佛学等方面都是自成宗派的巨人，所著《訄书》、《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与《齐物论释》等，至今仍为经典。熊月之以自己早年参加注释《訄书》证明章太炎“过目不忘”的天分，“这是真的天才，常人再怎么努力也是力不能及的”。

傅杰借用章门弟子钱玄同为其写的挽联中的数字“七次被通缉、三次入狱，著书20种，教书30年”来表其革命和学问令后人望其项背，“《章太炎文集》第八卷就是谈医学，其中所开的药方，为现代中医权威所赞誉”。章清则介绍6月在东瀛的见闻，“日本学界的章太炎研究会里有经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语言学家……研究一个章太炎，需要出动好多‘家’。”

章太炎67年的人生旅途中，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纯粹的学问家。甲午惨败、马关辱国的刺激让他走出书斋，从杭州奔赴上海寻觅改革图强。熊月之以“改良-客帝-分镇-剪辫-苏报案-民报-反帝-抗日”梳理了章太炎的革命轨迹。“1900年就毅然断辫易服，其举动实在惊世骇俗”，为反清，在沪被关三年，为反袁世凯独裁，在京被软禁了三年。熊月之虽然讲述平静，但依然让听者感受到历史人物所为的惊心动魄。

在熊月之看来，章太炎的某些学问是可以用来支持革命的，“1906年在日本，章太炎用宗教来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增进爱国热肠，而晚年他又鼓励世人读经，有人认为他和早年批判儒家有矛盾，但章太炎的逻辑是，为了抗日抵御外侵。”

而1935年国家面临民族存亡之危，晚年章太炎回到苏州，一心系挂的是要开国学讲学班，傅杰认为，“革命热情确实鼓舞了章太炎的学术追求”。在章太炎看来，抗日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民族文化保存下来，“国家可以灭亡，只要民族文化没有灭亡，就有复兴的可能，民族文化灭亡了，国家存在也是空壳子。”在回苏州之前，66岁的他还和99岁的马相伯一起发通电以“上海二老呼吁抗日”来激发国人抗日斗志。而不顾健康，日夜整理著作得以让国学存继，也是出于保存民族文化之热切。

革命和学问的动力关系，也体现在对“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的智慧转化上，熊月之以此来评价章太炎在狱中研读佛书。章太炎与邹容在苏报案中同被关进西牢，结果邹死而章生。章在狱中读了三年佛经养性，而更为年轻的邹容因凌虐而早逝。熊月之认为，章太炎深谙革命、学问间的平衡之道。他研究历史学、经学、人种学所得的结论，是他反清的思想基础；他从事反清革命的社会实践，“革命推动着学术研究。”

求通：理想主义催生文化复兴使命

作为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身上的“求通”在熊月之看来是其一大突出的治学特点。他对古、今、中、西、儒、道、佛，文、史、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天文、地质、生物等都有研究，并且打通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傅杰把章太炎的“通”归因于追求文化复兴的理想主义。章太炎身处民族危亡之时，如何保住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复兴是他一直考虑的问题。甚至到他去世前一周，无法进食之时，他仍然要坚持讲授国学课程，在他看来，国学承载着民族文化。他对夫人说，“饭可以不吃，但学不能不讲。”这样的理想主义，在当代可能已经退化为学术兴趣或为稻粱谋，“对此，我们现代人或许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傅杰评价道。

在章清看来，章太炎能够如此影响历史的原因还在于当时新兴媒介的传播和放大，而这点上也充分显示了章太炎对新事物的“通”。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中，章清特别讨论了当时新出现的传播媒介对读书人生活形态的改变，而章太炎就是充分利用了媒体报章的作用。他先《时务报》担任主笔，又加入《民报》发表一系列论著，就使得舆论从主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转向了主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和自己。而他对于新技术的迅速接受和应用，到老年也没有懈怠，通过发通电的形式在社会上继续发出声音，产生影响。是否能用今天时髦的语言来说，章太炎主动拥抱了新媒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利用新兴传播媒介的确也是将复兴民族文化作用发挥到极致的民智之举，对今人不无启发。

求是：反省革命凸显未完成的现代性

熊月之赞誉章太炎治学的第二特点是求是——“他敢于怀疑敢于批判。”，对此，章清认为，章太炎的“求是”反映在了他对革命的反思中，这种反思显示了章太炎的现代性，使他超越了同时代人。尽管他作为革命元勋，对辛亥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对待这场转型革命是不断反省的。他在1906年的演讲中就承认自己之所以反满，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浙江充斥着明末清初带有族类思想的著作。他坦承这种族类思想是难以支撑一场革命的。“他对于这场革命转型的认识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人，他所使用的关键词是我们今天谈到西方资本主义时所使用的词，比如政党问题、共和国问题、代议制问题等，对这些问题他都提出了非常深刻的检讨。”在章清看来，如果我们把章太炎进行的这场革命看成广义概念的转型，那么今天依然在进行时中，如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就体现在它的未完成性上，是值得今人进行下去的。

正是这种深刻的反思性，使得章太炎既能质疑传统文化也能质疑西方的经典理论。对于传统的经学、史学、诸子学，他都予以批判。熊月之举例，当时，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进化论思想成了知识界和社会的共识，但是，章太炎用佛学批判进化论，认为社会领域的规律和自然领域的规律是不尽相同的。

双面：恃才傲物与学术负责

在世人眼里，章太炎因为有学问而显得很狂，有时近乎“疯”，被人称为“章疯子”。但在傅杰看来，观其评己评人，“狂”源自他对学术的自信，在治学上，章太炎十分严谨认真，有非常自谦的一面，这是源于他对学问的负责。

“上天以国粹付余”、“吾死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等等尽皆章氏“狂言名句”，不胜枚举，通常的记载中，章太炎对梁启超、王国维、谭嗣同、严复等鼎鼎大名的人物都甚为不屑。章太炎的确有些名士风范，熊月之询问现场的听众：“?、叕、?这三个字你们认识吗？”大家面面相觑。“?（音“丽”）、叕（音“辍”）、?（音“展”），分别是章太炎三个女儿的名字。”答案公布后，听众愕然。

其实在治学上，章太炎相当严谨认真。傅杰介绍，章太炎写好文章会给弟子黄侃看，让黄侃提出意见，而其后刊印的书稿中常常吸收并会说明是采纳了黄侃的建议；而当代杰出学者朱季海与章太炎的学术往来更是一段佳话，朱季海是投入章太炎门下年龄最小的学生，章初见16岁的朱季海后大赞其天分，朱季海早年读书颇为用功，时常看书达20小时，章太炎便令其身边人看“替我好好看管”，目的是让朱季海做“可持续发展”，三年前去世高寿95岁的朱季海先生身前回忆说，“章先生救了我一命，不然，当年我就夭折了”；苏报案出狱后在日本时，为了更好研读佛学，章太炎不惜每月花40大洋聘请专人教授梵文，但因资金不充裕，便写信邀约学人同学以摊薄费用。傅杰感慨，“这种对学术的负责，实在让后人感佩和汗颜。”

三位学者的演讲结束后，全场听众沉浸在“谈不完说不透”的章太炎气场之中——无法企及的通才学识和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感和革命业绩，既让一位老年听众发出了现在高校有哪些学者值得敬重的极端感慨，又让前出版博物馆馆长、研究官员林丽成女士提到自己拥有毛泽东看的大字版《訄书》，呼吁上海史学界要像科学家学习，多做市民的史学普及，“上海书展的国际文学周这几年都疯了，书展前十年可是演艺明星的市场。”主持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兴康引用了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的学问”，说明大师的培育既需要天才的使命感人物，也许同样需要民众和社会的氛围支持。在纪念“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诞辰145年之际的“望道讲读会”上，受触动的不仅仅是当代学者和革命家，如章清所言，重读当是常态。

文/文汇讲堂孔冰欣 谢怡华 文汇报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