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讲读会”第二场 高瑞泉、高力克多维视角纵论
严复留给中国道路的精神遗产
“李大钊、陈独秀甚至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是否受到严复思想影响?”“严复引进进化论,与早期主张的循环论有何不同?”“如果没有甲午战败,新儒家之路是否能强国富民?昨天(8月14日)下午绵绵细雨,市社联群言厅内书展分会场第二场“望道讲读会”尾声的互动现场,听众带着现实困惑的真诚提问将严复专题讲读会推向了高潮,它们和主讲嘉宾、曾做客第69-6期文汇讲堂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的“严复与现代中国道路的探寻”的演讲,特地从杭州赶来的对话嘉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学学院的高力克教授的《严复与中国启蒙》演讲一起,情不自禁激发听众再次思考——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对中国道路的探索的心路历程给今天现实带来的启发。
现代思想史开端人物,引领社会达成新共识
“甲午战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界点,严复就是这个分界点中进入现代社会的开端人物。”在数十年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高瑞泉教授看来,中国现代思想史承载了几代国人探索中国道路的使命。而甲午战争后引领中国思想界长达十年之久的严复,其最大贡献在于,“在社会动力的基础上,给已经出现裂隙的社会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共识,激发了社会‘竞争-进步’的精神动力。”
高瑞泉认为,甲午战争以后原先相对统一儒家意识形态共同体不复存在,从出现裂隙到分裂成保守派、激进派和自由派等多种派别。尽管思想各异,但是,严复《天演论》的出版,在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共识。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严复对于中国富强的思考更为标本兼治和富有现代性。如何富强就含有富强的目标和实现手段,这使得他既不像谭嗣同、康有为那样将希望寄托于激进的变法;也不同于张之洞那样守住既有体制,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来改良。在高瑞泉看来,严复在激发动力的同时兼顾了秩序,不仅宇宙和生命世界是有秩序的,社会或“群”也必须有秩序,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是为了“利民”而利民,则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明德”。在英国的两年留学经历使他见识了一个迥然不同于19世纪的中国社会。他也为西方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所吸引,他将穆勒、亚当·斯密、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著作译介到中国,就是要使人们在船坚炮利的器物之外,更多地了解西洋各国之强盛的根本即社会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
而在高力克教授看来,严复的现代性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器物和制度这两层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意识到国民观念改变的重要性,这使得他进入了陈独秀认为的晚清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伦理的觉悟,即文化层面的全人格改造。在改造国民性以求国家富强上,严复走在了同时代人之前,成为了五四运动一系列国民性改造吁求为主的启蒙运动的先声,这些话题也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经济总量占据世界第二的当代中国。
寻求富强表爱国,以开放心态分析地“拿来”
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开启人,严复一生不遗余力地将西方学说介绍给国人。在高瑞泉看来,这位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思想家,他实际上是采取“有分析的拿来主义”姿态,其目的在于为中国急需的富强之梦开出熔铸中外古今于一炉的药方。因此,严复既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外部世界,同时又谨慎、理性地作出其选择,这是我们今天对他的爱国主义丰富内涵的理解。
纵观严复的译著,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方学术名著,涉猎极为广泛。“与梁启超不同,严复并不只是简单的贪多求快,照单全收;而是努力发掘传统思想中的资源与之对接,以便国人更易于接受。”高瑞泉认为,严复不仅能够做到学贯中西,而且能够对中西思想都做到理性的分析,以中化西,融会贯通。严复在译注《天演论》中,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与中国《易经》中丰富的进化论思想相融通,同时,严复也从荀子到柳宗元、刘禹锡这些在传统儒学中原先相对边缘化的人物那里,来发掘接续外来学说本土资源,使得它们获得社会植根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对于西方名家的选择,也总是伴随着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考虑。高瑞泉认为,严复不仅有选择地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思想家,同时也明确地拒绝了卢梭的理论。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的绝不是一场法国式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是通过逐渐的改革—进步而达成的理性的现代社会:既有强劲的动力、又是有秩序的国家。他的思想是否完全正确,有讨论的空间,但是他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一种贴近现实的理性思考,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严复对于国人需要的考虑,高力克将他称为晚清的启蒙思想家。十七世纪,欧洲通过启蒙运动走出了中世纪,凭借的是理性精神;晚清的中国,也需要理性来走出封建社会,但还有着更重要的使命,因此,高力克认为“它更显示出中国特色——救亡图存式的启蒙”。因为,中国需要的不只是思想上的包容与多元,更需要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际效果的先进理论。从这点来看,严复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今人仍有很大表率和启发。
“中体西用”命题在当代中国的解答与完善
今年是严复诞辰160周年,也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语境已经大为不同,但国人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却并未停止。严复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开启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两位学者认为,他从视孔子为“一尊”的知识共同体中走出,以开放心态对待西方思想;既对自身的传统保有一份敬意,又把对于学理的探索根植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心与考量。眼下,中国尽管已从《马关条约》的屈辱中走出,却仍然没有终结晚清以来的思想任务。
晚清的知识界,曾有流行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严复对这一主张进行了反驳,除了在经验的层面提出了反驳以外,严复运用传统哲学的“体用不二”的论式来批评张之洞。有牛之体就有牛之用,有马之体就有马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在高瑞泉看来,严复的批判从逻辑看上似乎并没有错,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历史有自己的逻辑,“中体西用”并没有因为严复的批判而退出历史。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今的“中体”是什么?
在高瑞泉看来,如果以“体用”来讨论文化,不能将文化看成是固定的给予,而是生成的活的过程。从这样的观点看问题,今天的“中体”大大不同于严复当时的了,虽然有传统的某种延续,但其实已经融合了西方的成分,加之几代中国人的创造。,三者合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高力克则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变革性甚至要大于严复当年,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大转型”时期,甚至可能是最大规模的“大转型”。那么此时,严复又能给今天的中国人以怎样的启示?怎样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多次为纪念严复的学术论文集作序。1993年为《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作的序中,提出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严复的三种精神:爱国主义、首倡变革、学贯中西。诚如本场主持人、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的点评,今天听学者谈严复,一方面可以加大对中国道路内涵丰富性的理解,“动力、秩序、开放、分析、民本、理性、大转型、富强、现代化、自由、科学、民主、法治、文明都是其中具体的维度”,另一方面,也在学理上找到中国道路的理论支撑。而今天我们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有着与严复当日类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思想任务。而严复的这份丰富的精神遗产值得今人检视和深思。
主持人刘世军
(文/文汇讲堂谢怡华 文汇报李念)
观众提问:
退休人员:
五四启蒙运动是晚清启蒙运动一脉相承的,使我们联想到一个问题,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党是否受到严复思想的影响?还有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与严复的思想是否有什么联系?
国际金融报记者:
现代人需要怎样更理想的开放的视角来面对人民主体和所谓的上层建筑,这些制度对我们的社会、人民的形成,是主次或是先后的关系?
上师大哲学系学生:
高教授怎么看待历史决定论,或者历史有其天命论?
退休教师:
严复到了晚年支持袁世凯称帝,这反映了什么问题?严复本人的思想到最后,是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不彻底,还是因为中国的现实社会造成的?
提问观众5(未自报家门):
假设没有发生甲午战争这么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体西用这条路能走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