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赏梅与节日风俗
儒教经典、中国史书都传过去了,教育体制、史官制度也都建立了,那中国最厉害的诗歌当然也会过去。与作诗有关的风俗,就是我们的“曲水流觞”,也跟着传过去了。“曲水流觞”是在山阴(今绍兴),王羲之他们碰到三月上巳时,就到兰亭水边,把酒杯放在有一定倾斜度的水沟里,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喝酒作诗。在日本京都的上贺茂神社、城南宫,鹿儿岛的仙岩园,九州的菅原道真神社,都留有“曲水流觞”的遗迹;在京都御所的障子上,绘有“曲水流觞”的图。当时无论朝鲜半岛,还是日本,凡是“曲水流觞”,作的都是汉诗,五言诗或七言诗。
在日本,“曲水流觞”一般叫“曲水宴”(“曲水の宴”)。这个“宴”,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的“宴”,而是特定的饮酒赋诗的“宴”,是“歌宴”,发音与一般的“宴”不同。
《日本书纪》卷十五显宗天皇元年(485)、二年(486)、三年(487)都记载:“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这是日本文献中有关“曲水宴”的最初记载,是否靠得住还有待考证。进入奈良时代,“曲水宴”频繁起来。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751)里,可以见到调老人的《三月三日应诏》、山田三方的《三月三日曲水宴》、藤原宇合的《暮春曲宴南池》、背奈行文的《上巳褉饮应诏》等,这些汉诗,显然都作于“曲水宴”上。
过了一千余年,1913年,京都文人举行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兰亭会”,成为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鲁殿灵光。内藤湖南起草了《兰亭会缘起及章程》,发起者共28人,大都是当时关西地区的汉文学者。当时旅居京都的王国维也作了一首长篇七古,题为《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为这次活动的压卷之作。
正月赏梅是当时的另一个风俗。《万叶集》收录的都是和歌,但有组和歌的序文,却是用汉文做的:
天平二年(730)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
当时日本已有樱花,但当时的贵族最欣赏的,经常作和歌、汉诗来吟咏的,不是樱花,而是梅花。梅花最早是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传过去的,之后咏梅的风俗也一起传了过去。这其实是一种象征,象征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万叶集》里,咏梅的和歌是咏樱花的三倍。但是后来慢慢就变了,过了平安时代以后,就主要吟咏樱花了。
除了正月的赏梅、三月三日的“曲水宴”以外,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与风俗,大都跟中国有关系。
西元838年,有一个叫圆仁(794-864)的日本和尚到中国来,写了一部日记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面提到,他到达中国的时间,是“日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虽年号殊,而月日共同”。日本不用中国的年号,表示它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但是“月日共同”,意思是时间序列一致,即都使用中国历法,编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
“月日共同”了以后,中国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去了,正如今天用了西历,西洋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来。那时日本的节日跟中国是一样的,除了正月初一是元旦以外,日本传统的“五节句”(正月七日“人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都跟中国一样。
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在东亚第一个采用西洋历法,那是1873年的事。但日本文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既保留传统,又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元日”当然移到了西历岁首。传统的“五节句”,有些不得已消失了,有些则移到西历的相同日期,而变换了内容。如3月3日现在是女孩节,其实就是古代的上巳;5月5日现在是男孩节,他们挂鲤鱼旗,童谣里唱的那个“比屋顶还高的鲤鱼旗”,其实就是古代的端午。
古代日本逢七夕时,天皇会令文人赋七夕诗,《续日本纪》、《日本后纪》都有记载。《万叶集》中收入多首七夕歌;《怀风藻》中收入藤原史、山田三方、吉智首、纪男人、百济和麻吕、藤原总前等人的六首七夕诗。古代他们当然是按中历过,但现在则移到西历7月7日,也赋予了“情人节”的意思。
重阳节在平安时代也称“菊花节”,于此日饮酒赋诗的习俗,始于嵯峨天皇在位期间的812年,嵯峨天皇自己也作有《九日玩菊花篇》诗。此后渐成故事。但是他们作诗很奇怪,有个天皇出的题目是“菊暖花未开”,这是因为日本天气比中国暖和,九月九日重阳时,日本的菊花还没怎么开呢。所以后来他们又于中历十月五日设“残菊节”,比重阳节推迟近一个月,以便适应日本的节候。日本改用西历以后,西历9月9日就更无法赏菊花了,于是重阳节也就消失了。菊花后来成了日本皇室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