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修远》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组织委员会、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编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我对植物图谱发生兴趣，始于30年前，淘到一部《植物名实图考》，是商务印书馆1919年的印本，惊讶于古人能将植物描画得如此逼真，遂留心于此，陆续收得《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本草纲目》《野菜博录》《中国植物图鉴》，以至日本的《大植物图鉴》等。20世纪末，在南京的旧书市场上，见到一批从中科院江苏植物研究所散出的植物科学画手稿，不禁喜出望外，买下细看，大大小小100余帧，多数有史渭清先生的署名。更巧的是，江苏作协的同事汤海若女士，正是中国植物科学画奠基人冯澄如先生的外孙女，让我对这一特别画种的来龙去脉，多少有了些了解。

然而长期以来，没有见到一本系统介绍植物科学画的读物，动物、矿物科学画也是一样。除了专业书籍用作插图之外，鲜有科学画图书问世。而日本在明治年间就不断印制彩色的科学画页作为儿童读物，我在南京便买到近300种。这不能不令人遗憾。2017年，我曾陪汤海若去江苏科技出版社，商讨为冯澄如师生出版纪念集的可能，虽尚未有结果，但是当年8月，该社就出版了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画集《芳华修远》。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国际植物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每 6年举办一次。2017年7月在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是首次在中国举办，也是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同时举办的植物艺术画展，又是首次由组委会主办而面向公众开放的国际性大型植物艺术画展。由此可见，这部画集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芳华修远》采用中、英文双语版的形式，以期“为东西方植物学界、植物科学及艺术绘画界搭建一座交流与友谊的桥梁”。全书主体分为两篇。第一篇《芳华》是这次植物艺术画展作品的选载，第二篇《修远》，以“从本草到艺术——植物图谱的中西对话”为副题，可以视为一部植物科学画简史。我是从第二篇开始读的，虽然其篇幅仅占全书1/8，但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以广阔的视野、翔实的史证和图文并茂的形式，梳理了东西方植物科学画各自的发展进程，以及近代以来的交汇与融合。植物画产生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全世界系统描绘和记录植物的图谱最初均是以药物学的面目出现的”。中国“古典本草时期”的植物图谱，“主要以木刻版画和手绘彩色本草的形式存在”，具有鲜明的传统艺术特征，早在唐代就已出现《新修本草》，宋代的《本草图经》“由政府诏令全国，征集了全国各地药物标本及药图”，“代表了当时世界药学的最高水平”，比欧洲第一部药学图谱《活植物图谱》早问世400余年。明代在本草学大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救荒本草》《野菜博录》等救荒野生植物图谱。清中期问世的《植物名实图考》，“着重于植物的形态、生态习性、产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同时记载了那些尚未发现其功用的植物，使其成为具有近代植物学意义的著作”。

西方植物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迅速，“由于显微镜的发明和实验科学的兴起，植物学图谱开始出现器官解剖图和‘细胞’图”，19世纪中叶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对于生物学更是革命性的贡献”。“尽搜全球物种的勃勃野心使得欧洲出现了一大批植物猎人，也促生了更为先进的植物学和专门的植物图谱技法。艺术家跟随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们踏上了一条追寻新物种以及为其命名的漫长跋涉之路。各类图谱的大量出现使得整个西方卷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图谱阅读热潮。”

19世纪中叶西风东渐，“作为完整科学体系形式的植物学和植物科学画”也随之进入中国。本届大会名誉主席洪德元院士在序言中指出：“与一般艺术绘画不同的是，植物科学画带有明显的科学目的——记录植物物种或局部的形态特征。”“植物新分类群的发表，除了需对该植物的性状进行完整的文字描述外，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绘制新种线条图”，“植物各个器官的细微结构都要求描绘得准确无误，突出其种类特征，以便区别于近缘类群。”在创作过程中，画师可以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对所描绘的对象作必要的取舍和组合，也可以将其不同生长时期的形态画在同一个图版内。1922年，冯澄如“以全新的图谱面貌”，为金陵大学陈焕镛教授《树木图说》绘制了全套图画，奠定了中国植物科学绘画的基础。1943年他在宜兴创办江南美术专科学校，培养出的植物科学画骨干，成为中国第二代植物科学画师的主力军。1957年他又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生物科学绘画专著《生物绘图法》。20世纪50年代，中国植物资源大普查时期，大量植物志书相继出版，也带动植物科学画的发展趋于巅峰。

▲《芳华修远》中的手绘植物艺术画。进入21世纪后，植物科学画顺应时代潮流，在保留科学性的同时，更注重突出其艺术效果，实现自然与人文完美的融合。

《芳华》中展示的画作，“按作者类群”分为四个部分。画展评审委员会主席曾孝濂在《前言》中介绍，第一部分“中国植物科学画画师作品”，“是参加过 《中国植物志》图版绘制的老画家的作品。这些已被历史尘封的墨线图见证了他们数十年间对中国植物学事业的默默奉献”，“他们对植物形态的精准把握和线描技法的独到功力，开创了带有中国特色黑白插图的一代先河”，“他们把水彩画原理与中国没骨花鸟技法相结合，走出了自己的路”；第二部分“是新生代的作品，这些画作风格各异，异彩纷呈，代表着中国植物艺术画的未来”；第三部分“是国外画家的作品，国外植物艺术画首次在中国参展是对我们画展的有力支持。这些精美的作品既代表了个人风格，又反映出植物艺术画的发展趋势”；第四部分“是评委的作品。评委由老中青三代植物艺术画画家的代表组成”，在担负筹展重任的同时，他们拿出的“呕心沥血之作”，“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观赏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后面三部分画作，不称植物科学画而称植物艺术画。后者虽也强调以科学性为基本价值，但显然有向艺术偏移的意图。因为在20世纪末，随着各大国家项目的相继完成，加上摄影技术的广泛运用，“中国植物艺术画的发展似乎一下子陷入低谷”（张林海《跋》），延续四百余年的植物科学画似乎成了屠龙之技，价值被严重低估，前辈凋零，后继无人，不得不有所“改进”。正如洪德元院士在序言中所说：“进入 21世纪后，植物科学画顺应时代潮流，在保留下其科学性的同时，更注重突出其艺术效果，实现自然与人文完美的融合。精微的细节，绚丽的色彩，自然的生态，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展示着大自然美妙生命的魅力。”本书封面图案是评委李爱莉的作品《党参属》，这幅“水彩+彩铅+丙烯”作品，“以模式种为中心，用向心性的设计形式展示了世界党参属植物46个物种的形态变异式样，诠释了物种多样性、植物分类学家的科学成就以及植物科学与艺术的融合。通过凝炼多年的植物科学画创作经验，采用平静而简单的艺术表现手法，将科学之美向受众娓娓道来。”这无疑也显示着一种导向性。

从书中的画家身份介绍可以看出，老一辈画师多供职于各专业研究机构，而新生代中不少是业余的植物画爱好者、插画师或自由职业者。他们都自觉地意识到，“保存及记录物种也就是 ‘通过艺术家之手让所有人欣赏到科学’”。这也证明着著者的判断：“无数追求自然主义的植物绘画者，将这种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植物科学绘画发展为展示自然美学的重要方式，一路走来，以表现植物外观特征为目的的植物图谱在画家们的笔下不断变换着模样，不变的只有人们对植物形态孜孜不倦地观察和摹写。”

瀚清堂赵清先生的装帧设计，也为本书大增光彩。从亚麻布封面、细致打磨的书口、内页纸张的选择与排版，都以“手工绘”作为理念，力求彰显植物画师原始而质朴的初心。如各个版块的用纸根据不同内容变换，古代画作采用复古的米色纸，而当代画作采用光滑洁白的纸张。如在中英文对照的画家介绍页中，嵌入一个长方形色块，形成与画页相呼应的“画框”效果。种种似乎不经意的细节，实际上都隐含着设计者的匠心。所以本书出版不到一年，已经9次获得装帧设计方面的奖项，包括获评 2017“中国最美的书”、“平面设计在中国”双年展GDC17设计竞赛唯一的出版物设计最佳奖、第28届东京字体指导俱乐部年奖优异奖等。

作者： 薛冰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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