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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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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名：礼正。祖父为什么给父亲起这个名字？我没有问过老人家。想必是要父亲遵循“五常”之道：“礼、义、仁、智、信”这一做人的起码道德罢：做到尊卑有序，处事有规，以正为本。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正是这样的一个“礼正”之人。

父亲留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图像，是在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外白渡桥上。那年我才四、五岁，还没有桥畔铁栅栏高。我扒着栅栏望江面，见一群鸥鸟飘浮在水面上。我问父亲：“会飞的鸟儿为什么能游在水面上？”父亲说：“这是江鸥，空中会飞，水上能飘，它们在觅食。”正当我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阵急骤的警笛声。我转身看只见着黑色警服的警察挥舞着棍棒，朝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奔来。外白渡桥上有几辆装载着一梱捆棉花大包的卡车朝沪东方向开去，而这些孩子却在拼命地扒车撕扯棉花。警察挥棍追来，这群孩子却像猴儿般灵活，呼地跳下车，四处逃逸……

▲后来我成年了，看到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模一样的情景：1948年3月，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在外滩抓拍到一张警察抓住偷棉花的妇女和她的女儿的照片

桥上的警笛唤醒了父亲，他拉起我的小手就走。父亲一言不发，脸色阴沉，一丝阴云掠过眉梁：是父亲想起了什么？是他自己的童年？抑或是他刚从乡下将我带来大城市上海？我，我的命运会不会与这群野孩子一样？我，也是穷人家出身的孩子，父母都是来自浙东乡村的打工青年、打工妹子（如同今天的打工仔、打工妹一样）。比起外白渡桥堍的流浪儿好一点的是，那时父亲在苏州河畔的一家私人砂皮厂当学徒工，有一份暂时安定的工作与能糊口的薄薪……

1949年5月间，上海解放。新政府招募人民警察。父亲去报名了，他“根正，苗红，苦出身，且相貌堂堂”，自然录取了。一身警服令往日对父亲颐指气使的人物畏惧三分。

“翻身农奴把歌唱”，年轻的父亲有一种翻身感，忠于职守，浑身是劲。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形势，大规模的内战已经结束，但台湾当局常有飞机飞来大陆侦察、轰炸，著名的杨树浦发电厂“二·六轰炸”就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那时租住在虹口体育场东边的广中路一带，60多年前的广中路、水电路一带，河道交错，坟冢丛立，是瓦房农舍的郊野之地。我们租农民房的地方叫“刘家桥”。每天晚上，只要听到天空中出现“嗡嗡嗡”的飞机声，水电路海军司令部的探照灯光柱射向天幕，父亲就会像接到命令的士兵一样，急忙穿衣，骑上破旧自行车上公安分局去。我有时会帮他忙，点亮桌子上的煤油灯（那时没有电灯），他会迅速将煤油灯放置于桌子底下去，厉声说：天花板上有玻璃天窗，敌人的飞机会看到光亮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得十分可笑！

父亲刚刚学会自行车，车技自然十分“搭僵”，有一天，阴雨绵绵，路面湿滑，车过刘家桥，轮子轧着一石子，人仰车翻，滚进了小水沟，弄得一身臭。回家换了一套衣裤后又奔公安分局而去……

那几年，父亲年年评先进。肩章号码有变化，据说当了“小头头”，手下也有了几个“兵”。但他过于劳累，终于病倒了，公费住进了医院，最后还拿了一笔退职金离开了公安，进了一所小学负责后勤，后来又当了工会主席，又后来在区教育局当人事干部。

父亲本分老实，说话少，做事多，到哪个单位都受欢迎。年终评先进总有他一份。1962年夏季，上海发大水，暴雨成灾，排水管道不畅，马路上的积水齐我的腰深。那年父亲正是在一所小学校里担任工会主席，他踏着没膝盖的水一家一户的去家访，去慰问退休的、有病的教职员工，那年头的时髦词叫“访贫问苦”，年终评比的时候获得了个“访贫问苦标兵”的称号。

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三年灾害时期。我那时十二、三岁，正在长身体，可是食物空前匮乏：米、肉、油、糖、点心……凡吃的均要凭票计划供应，为了上菜场抢一些不要票的烂菜皮，我常常半夜起床去菜市场排队，放一只小板凳、小砖头、小篮子，做上记号,再回来补眠一、二个小时，待菜市场快开张时再去。我们小孩子时常被大人欺负，原先放好的小篮子却被别人踢到了一边，无奈之下，我只得在地上捡几片烂菜皮回来交差。

计划供应的食品少而又少：一个月二两肉、油，肚子吃不饱还没有油水，一早起来，赶着上班的父母为我们几个孩子一人准备一块手掌大的菜饼，算是一天的食粮。有一天，弟弟饿得慌，将我的一块菜饼一起吃掉了，结果我饥肠辘辘了一整天。父母亲知道后，弟弟挨了一顿揍。作为哥哥的我看着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日子过得虽苦，也还是有欢笑的时候。某一天，父亲不知是从哪里弄来一块大肥肉，皱巴巴的有点脏，洗净后放入酱油红烧，一家人像过年一样围着大肥肉喜滋滋的，我和弟妺几个你一筷我一筷的大快朵颐。父亲看着我们吃笑，忽然说：“将来，等你们长大了，像这样的大肥肉，你们就不喜欢吃了。”我和弟妹们听了都大笑起来，说：“阿爸真会说笑话，有谁会不喜欢吃肉的？”

父亲60年前的这一番话，今天却应验了。

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位“预言家”。他喜欢看书，空余的时间自己还胡弄着写章回小说，但从未见他发表过。值得他骄傲的是，他多次向我们炫耀，他年轻时向《申报》投稿被录用并获得了“一石大米”稿酬的事。那篇被录用的稿件的题目叫：《五十年后的上海》。据父亲说，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借住在南市小东门地区：板壁墙、木板床；点蜡烛、用马桶……没有电灯,更不可能有电话。父亲梦想自己五十年后的家，一定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父亲的这一预言，几十年后全成了我们家的现实。父亲的这八字口诀后来成了上海底层人翻身的模板，到处被引用。是不是父亲发表在《申报》上文章为首创?不得而知。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父亲退休了。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母亲说他是一辈子的“劳碌命”。原单位留用他发展“三产”,为教职员工谋福利，从无到有，校办工厂蒸蒸日上。效率上去了，福利增加了，教职员工喜上眉梢，父亲却倒下来……老员工们拉着母亲的手都说：“余老师是吃力煞咯（上海话：劳累而死的）”“老余人真好！”

“老余人真好！”是我听得最多的一句对父亲的夸赞。我崇拜父亲的为人，崇拜他的高尚的人格，他一辈子劳碌并没有为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懂得“礼义廉耻”、为人正直不阿的品质，却为我树立了做人的标杆。

父亲给我上的最后一课，也就是他留给我最后的一次教育，是在他离世之后，他的追悼会上……

那天，原本只是普通的家庭告别会，没想到现场竟来了二百多位相识与不相识的父亲的同事、朋友，他们都是我父亲帮助过的人，他们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向我父亲告别的。小小的厅堂里一片抽泣声……

哀乐声起，灵车轮旋，父亲即将升天。我再也抑制不住一个中年男人的眼泪，放声号淘大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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