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靴子的猫2：最后的愿望》（2022）剧照

两位近代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司（ 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在百余年前合作撰著过一部《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问世不久便风行一时，很快就有了贝里（George Godfrey Berry）的英译本（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虽然早就时过境迁，但后世学者仍然追崇他们两位为“历史方法的大师”，并称“《导论》一书是有关方法论的手册，是法语著作中最丰富的”（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著，顾航、吕一民、高毅译《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第二章《方法的时代》，商务印书馆2016 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倡导“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导论》也备受瞩目。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一篇《导言》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史料问题，在篇末所附《参考书举要》中提到，“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 Langlois and Seignobos’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已经借鉴过此书的英译本。数年之后，留学法国、亲炙瑟诺博司的李思纯，依照法文原本并参酌英译本翻译而成的《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更是得到众多新旧史家的青睐。刘咸炘《治史绪论》（尚友书塾1928年）阐说“史学可分四端”，首先标举“考证事实”一项，就指出“前哲言之已详，近译法人朗格罗、瑟诺波所撰《史学原论》，亦详密可参”。洪业在讲授“初级历史方法”时，明确规定“选习者并应细阅朗格诺瓦及瑟诺博司合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历史学系》，1935年）。杨宽所编《历史教学法纲目讲义》（收入《杨宽史学讲义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在各章所附参考书中也多次列入“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王绳祖《评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载1941年金陵大学文学院主编《斯文》第二卷第二、第四期）尽管指出译本中的若干疏漏，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洋史学方法”课程，“不以此书为课本，即以之作参考教材”。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此书在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之深。

在正式付梓之前，李思纯曾删订润色译稿，“间于篇中征引事实有不能明者，为附注于章后焉”（《译者弁言》），设身处地为书中列举的不少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等加以诠解，以方便中国读者阅读。然而稍事覆按推敲，其中也难免偶有疏失。在该书中篇《分析工作》的第二部《内容鉴定》第七章《忠实与精确之反面鉴定》里，两位作者详细讨论了鉴别史料时所遭遇的各种复杂情况，其中包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荒诞传说与琐闻逸事”的问题。他们认为其研究方法有“粗浅”与“精细”之别，其中“粗浅之分析行为，乃将一种荒诞传说之记载，凡其中详细之似为怪异矛盾，或不合理不可能者，皆屏弃之，而保留其余合理部分之俨然有关于历史者”。为了更好地演示具体实施的方法，他们随即举证道，“例如斥弃彼所谓着靴之猫，而承认彼所谓Carabas侯爵，以为具有历史性”。可惜点到即止，并无任何申说。李思纯在附注里就此补充说：“本章所举着靴之猫，原出小说。法国十七世纪小说家Perrault氏（一六二八—一七零三）曾为一小说，纪Carabas侯爵广蓄多猫，猫能着靴，侯爵以猫技致富云。”这番简介就有些似是而非，很容易误导读者。

“着靴之猫”的故事在欧洲各地流传极其广泛，近代以来，德国语言学家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编纂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初版、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蒐集的《朗格童话》，都相继收录过这个故事，而最脍炙人口的毫无疑问当首推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在撰著《鹅妈妈的故事》时所整理改编的版本。故事略述猫为了帮助出身寒微的主人而刻意攀附国王，并谎称自家主人为侯爵以博得对方的好感，在其出谋划策之下，主人最终得以与公主结为夫妇。两位法国史学家在论述时信手拈来，无非是要强调穿着靴子能说人话的猫虽然子虚乌有，可是故事中出现的国王、公主、侯爵等贵族阶层在历史上却真实地存在过，经过删汰别择，仍能为历史研究所用。这则童话在法国家喻户晓，法语读者一看便心领神会，行文之际自然毋庸饶舌赘述，却在无意间给汉语译者制造了些许障碍。所谓“Carabas侯爵”原本是猫信口开河编造的头衔，译者却想当然地信以为真；童话里明明只有一头猫，译者又误以为“广蓄多猫”；至于“以猫技致富”云云，也有些含糊其辞而语焉不详。所以附注里虽已指出“着靴之猫”源自佩罗的小说，但李思纯本人大概并没有认真读过原作，只是道听途说或望文生义罢了。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童话”观念的传播，这则故事实际上很早就引起不少中国译者的浓厚兴趣，先后出现过黄洁如译《穿靴子的猫》（收入黄氏编译《童话集》第一辑，群益书社1921年）、葛孚英译《穿靴子的猫》（载《妇女杂志》1922年第八卷第五期）、唐小圃译《穿着靴子的猫》（收入唐氏编纂《家庭童话》第一集第九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童心园译《靴中猫》（收入童氏编译《良晨童话》，良晨好友社1924年）、永如译《着靴的猫儿》（载1925年《少年》第15卷第6期）、戴望舒译《穿靴的猫》（收入戴氏译《鹅妈妈的故事》，开明书店1928年）、韦丛芜译《着靴猫》（收入韦氏译《睡美人》，北新书局1929年）、许达年等译《穿鞋子的小猫》（收入许氏译《法国童话集》，中华书局1933年）等，各家译本风格各异，细节也偶有出入，不过稍加比勘，可知大抵都本于佩罗版童话。

戴望舒译《穿靴的猫》

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围绕这则童话所做的研究，也陆续被引介给中国读者。赵景深翻译了英国学者麦苟劳克（John A. Macculloch）所著《童话学》（连载于《文艺创作讲座》第一卷至第四卷，光华书局1931至1933年），第一章就题为“友谊的兽：穿靴子的猫”，研讨了同类型故事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状况和递嬗过程。杨成志与钟敬文合作翻译了另一位英国学者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所撰《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将复杂多变的民间故事化约归并为七十种类型，其中就包含着“靴中小猫式（Pussy in Boots Type）”，还概括总结了这一类型故事所共有的基本情节。

在学习揣摩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余，中国学者对这个故事也有关注讨论。姑以赵景深为例，他编著的《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系统介绍了各种理论及相关成果，在第三章第一节《万物精灵论》里提到，“所谓‘万物精灵论’（Animism）的意思，就是说，在初民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有灵魂的，它们一样的也会说话，并且还与人类做朋友”，“童话中如《穿靴子的猫》《小红帽》《无猫国》等，都是以动物来做主人公”，以此来探讨图腾信仰与童话创作之间的密切关联。在《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载1928年《民俗》第廿一、廿二期合刊）里，赵景深又特意补充说，“靴中小猫式（第六一式）以培罗脱（Perrault）的记载为最有名”，可见他对这个童话印象相当深刻。

有了这么多相关的翻译和研讨，不难窥知近代以来国人对“着靴之猫”的故事实际上并不陌生。当然，李思纯在译注中出现如此疏漏也情有可原，不必求全责备。据其《译者弁言》自述，他在1920年秋入法国巴黎大学追随瑟诺博司研习历史，“吾自是年秋迄于一九二一年冬，凡阅时一年，朝夕挟书册亲受先生讲课”，在此期间全神贯注而心无旁骛，想来无暇顾及诸如佩罗童话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他决心着手翻译此书，则始于“一九二二年三月，游柏林，居康德街，日长多暇”之际，上述绝大部分汉语译本及论著此时都尚未问世，自然也无法通过母语了解到相关情况；而整个翻译“日成数章，二月而毕业”，在文无加点、一气呵成的同时，势必也来不及做个别细节的斟酌完善。但这个并不起眼的讹误，倒恰好印证了古人所强调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更让人不由联想到《史学原论》开卷便郑重警示初学者的一段话：“虽以精确方法，从事史料之校雠考证，结果将全无价值。特以作者于某种史料偶未寓目，致无从据以疏解修补及订正其引用之例证耳。”（上编《初基智识》第一章《搜索史料》）看似危言耸听，仔细寻绎回味，还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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