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春阳

辛丰年原名严顺晞。严晓星问过这名字的由来，辛丰年却说不上来，“我们兄弟，还有叫严承晞、严应晞，好像承天府、顺天府、应天府，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在这些地方出生的”。严晓星解释道，“这几个地方可都是‘龙兴’之地，先生的父亲严春阳可真会抢风水，不愧为转战四方的悍将”。

严春阳，字景晞，南通石港人。他有两妻四子六女，长子承晞，次子顺晞，三子奉晞（早夭），四子应晞，所用之字，正对应了承天、顺天、奉天、应天“四大天府”。诚然这四位公子是不必“在这些地方出生的”，但命名的初衷或本意，恐怕还是相仿佛的，即要求为人子者承他、顺他、奉他、应他，一言蔽之，就是必须孝敬他严春阳，尽管这老先生的思想还局限在儒家的那套伦理规范之内，却着实与“风水”无关。其幼女严瑞和所说，“兄弟们名字中的‘承、顺、奉、应’意思是继承父亲严景晞的事业”，大体得之，毕竟儒经有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据旧垒说，严春阳“初为装池之工，技绝精”，在清末时“投伍为卒”。而从军以后的事迹，据知之的《严春阳轶事》记载，“初任南洋第九镇目兵，旋□机关枪队。清末北洋举行会操，向南洋借用机关枪，严乃率队前往。迨返，武汉举义，清社已屋，严折而至芜湖，任某营连长。至后辗转至鄂，入孙传芳部下。孙氏赴闽，转战数年，严已任为谢旅团附，洊升团长。去岁孙氏入浙，严随谢氏驻军松江。此次孙氏军兴，谢欲得淞沪，委严为戒严司令，严乃不费一兵一卒，坐镇淞沪”。另据殷民《严春阳小史》，则谓“严投江苏陆军三十三标充中士，擅器械操，既退伍，任陆军中学助教。光复后，至鄂投王占元部下为连长，以劳绩升营长，率所部驻白帝城，大病几殆。病愈改隶孙传芳部下为团副。江浙抅兵，严在宜兴，尝苦战三昼夜，录功升护路队团长，孙颇信任之。洎乎今日，兼缺三四，坐镇沪滨”。虽然说法稍异，但称之为“转战四方”，倒还切实。1923年7月，转战到了湖北宜昌，辛丰年即生于途中，那晃悠悠的轿子，是他在襁褓里“所拥有的第一个记忆”。

严瑞和说，严春阳起初是直系军队的伙夫，因在混战之中救过首领孙传芳的命，受到重用，“不断升官发财”，可是“我父亲做了一阵后感到很累，想想还是不愿做军人，于是向孙传芳提出换个工作”，而孙传芳看严春阳“确实不像个能打仗的军人”，因而做个顺水人情，留他在上海做行政官吏。所谓“悍将”云云，可能就未必了，终究还是略差一筹。

徐霞村

辛丰年在《想重读而不可得的书》之中曾提到过《巴黎圣母院》的旧译本《活冤孽》，“昔日读此书最受吸引的是怪人登楼鸣钟那一大段文字。既富诗情，又有乐感，雨果像在赋诗，译文也酣畅极了”，却不知道“俞忽这位有特殊魅力的译者是谁呢”。后来辛丰年遇见了“几乎所有深受法语文学浸染的年轻作者都视其为领袖”的徐霞村，于是向其请教，但未料到“他一笑答道：就是我”。

《活冤孽》是共学社文学丛书之一，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为三册，每册封面标明“法国嚣俄著，皖婺俞忽译”。嚣俄为雨果的旧译，皖婺犹言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据金克木披露，“《活冤孽》是一位工学院教授译的”，即武汉大学俞忽。此人1894年生于婺源，1913年出国深造，1919年归国任教，著有《结构学》《静不定结构》，尤其后者“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若以《静不定结构》为其终身得意之作，《活冤孽》则是早年消闲之笔。

而徐霞村乃上海人，祖籍湖北阳新，生于1907年，《活冤孽》初印之时，年仅十六七岁，还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他英语基础不够好，困难很大”，受课尚且不易，译书几无可能。1926年以后，在朱湘的帮助和鼓励下，徐霞村才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而其首部译著（区别于译文）应是1928年9月开明书店印行的左拉短篇小说集《洗澡》。然而当时“开明书店《洗澡》的广告，不论是《一般》《新女性》《开明》《文学周报》上，都是赫然印上‘徐霞村先生著’几个大字，岂不是冒充”，因而有好事的读者在报纸上予以揭示，“徐霞村冒充左拉，是开明的老板拆烂污，是徐先生自己故意的，吾虽不得而知，可是译冒了著，总是不容否认的”。颇为意外的是，当事人徐霞村或开明书店均未见回应。倒是1984年6月，徐霞村在访谈中说了一句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话，“那时钱君匋在开明书店画封面，广告也是他写的”。

至于徐霞村在辛丰年之前自称是《活冤孽》译者，冒名掠美，是否仿其故伎，“吾虽不得而知”，但明显地感觉到那一笑大有余味可寻。多年以后，辛丰年又为严晓星复述此事，“讲到这里，哈哈大笑”，而这一笑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之后不期而遇的愉悦感，与徐霞村“和而不同”。

1932年1月，淞沪战事突发，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其后“将需用较切各书先行覆印，惟是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而次年覆印的《活冤孽》封面文字改为“嚣俄著，俞忽译”，即作者国别与译者籍贯均被刊落。如辛丰年当年所读就是此覆印本，固然不曾了然于译者的相关情况，因而受了徐霞村的诓惑，也未可知。

王蘧常

1938年，因为家乡南通沦陷，十五岁的辛丰年随家逃难到上海，居停在三马路。一日，“走过上海赫德路一条弄堂口，无意之间抬头一看，弄口上方标着‘春平坊’，不觉为之一怔”，辛丰年思忖着，“这不就是王老师的弄堂吗！要不要进去拜见已分别了四五年的先生呢”。

此王先生即王蘧常。1931年，辛丰年侍父居住在上海，而王蘧常时任大夏大学教职也在上海，经人绍介，王蘧常被请到辛丰年家兼任塾师，“先生当年才三十出头，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令人感到既庄重而又不难接近，有时还有亲切之感”。可惜的是“这种如沐春风的日子并不长久”，1933年，辛丰年将重归故里，王蘧常的“一部《孟子》也刚好教完”，于是“淞江惜别”。

当日，辛丰年在弄口“踌躇了一下”，想到“1934年父亲去世，先生亲自来江北吊唁之后，我已三年未见过他，不敢冒昧叩门”，而且“《孟子》已丢在脑后了，见了面又能提出什么来请益呢”，所以“终于还是走了”，但是遗憾始终萦绕在心。其实，即便当时去叩了门，辛丰年也见不到本师的，因王蘧常此前已移居了。

1930年，王蘧常赁庑于春平坊五号，其夫人沈静儒同在，夫字涤如，妇字穆如，“颜其阁曰‘双如’”，以寓“两皆如意”之义，然而事与愿违，“竟为吾夫妇忧患之始也”。据王蘧常自述，“未三月，而余病伤寒，几殆，又三月，而丁先大夫之丧。二十年，倭寇辽沈，二十一年，遘‘一二八’淞沪之变，变定，复苦贫困。又五年，而‘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作，自此东南沦为犬羊窟穴，屡欲脱去，终以母老病，不获行，草间偷活者八年”，而其居处也曾数改。1933年迁康脑脱路同康村五号，1937年移汶林路汶林村二弄七号，与辛丰年所在的三马路愈去愈远。纵然师弟子再相逢，“当此国家多难之秋，南北门户，已与敌共”，恐怕不免对叹一句，“如苍生何”。

健忘症

辛丰年说过的，“记忆衰退不但害得我不能积累自己的新知，原先那一点点可怜的老本也在贬值”，诸如“年轻时杂览的古文、古诗、章回小说、笔记、野史……今天回忆起来统统变成了雾中花、水中月，记不全记不准了”，所以“健忘症是人生特别是老人的最大苦趣”。

在严晓星的怂恿下，辛丰年以古稀之年写就《六十年前的惜别》，追忆其塾师王蘧常，虽然篇幅不大，却清通而简洁。至于想望其师丰采，如课徒时，“为了启发我们提高兴趣，先生讲过朱洪武叫永乐帝和建文帝对对子的故事。朱元璋出的‘风吹马尾千条线’，他儿子对了‘日照龙鳞万点金’，孙子对了个‘雨打羊毛一团糟’”，如坐春风，令人自化。

“御对”故事出自明人王泌《东朝纪》，后之稗史野乘多有转录，“一团糟”均作“一片毡”，如此，其句律和词性才对得上（不仅仅是顾随《苦水作剧》在借用时说的“平仄不倒”）。明代讲史小说《续英烈传》也演绎过此事，说洪武帝“回想太孙之对，虽是精切，却气象休囚”，所谓“精切”，指的就是格律，工稳贴切。“一团糟”云云，可能是辛丰年以俗语相混了。

到了八十三岁，辛丰年以水笔为陆灏抄录唐诗一首，并去函说，“虽然小时被迫练过写字，后来对书法也极感兴趣，我的字是很糟糕的，老来手颤，想再练也不可能了。附纸所录，是窦叔向所作”，题为《夏夜宿表兄话旧》。诗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醉酒初醒。远书珍重何曾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看河桥酒幔青。”以扬州书局本《全唐诗》对读，字句颇有出入，如“微醉酒初醒”作“微雨醉初醒”，显然又是辛丰年记错了。

据俞陛云《诗境浅说》，窦诗“平易近人，初学皆能领解。录此诗者，以其一片天真，最易感动，中年以上者，人人意中所有也”。而经由辛丰年晚岁颤手写出，古涩冷硬，别有沧桑之感，令人动容，是非正误反倒是其次了。后来陆灏为严晓星也照录过此诗，沿袭其误，却于笔势极守法度以外，不失轻秀之趣，快人心眼，亦为难能。

蔷薇处处开

严晓星说，辛丰年是“张爱玲迷”。但张爱玲“不大喜欢音乐”，甚而认为“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而辛丰年却为音乐着迷了大半生，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以后，仍然一念不忘。2013年，去世前夕，辛丰年还听过陈歌辛词曲的《蔷薇处处开》，“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至于如何美好，他却未说。回溯至于2006年，辛丰年读陈歌辛歌集“有忆”，他说，《蔷薇处处开》“是雅俗共赏的，凡是多少了解一点‘孤岛’上乱世风光的老年人，会记住它，不肯忘的”，还说，“‘蔷薇’的旋律，美在平淡天真中的楚楚可怜”。

20世纪40年代，“孤岛”的雨夜里，有位歌女以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嗓音飘进张爱玲的房间，“偌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随后突然又响起日军警车的锐叫，“哔，哔”，如轮船的汽笛，凄长地，仿佛“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于是张爱玲质疑着，“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但那歌女“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让张爱玲在恐惧中支持着自己的孤独。

陈歌辛之子陈钢说，“在上海的孤岛时期，父亲写下了《蔷薇处处开》，他用歌声为孤岛的居民带来一些小小的圆满和小小的温暖。通过对花的颂扬，通过盼望‘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来‘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表达了对春天的向往”。而张爱玲固然“不大喜欢音乐”，从中倒也并非无所受惠，至少她在“蔷薇”的旋律中，感受到了辛丰年所说的“具体的时代、地点的‘和声’”，难怪辛丰年说张爱玲是“懂音乐的”，即使在她看来“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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