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瑞典籍犹太女诗人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75岁的她依旧有着少女梦幻般的双眸，安静苍白的脸上挂着微笑，很难想象，人性和诗性的巨大力量会从这样纤弱娇小的身躯里涌出。死生的重量，随蝴蝶振翅，沉落至玫瑰。

虽然文学在她生命中一直举足轻重，但真正的创作，却始于年近半百时的流亡。1940年5月16日，萨克斯带着体弱多病的母亲，乘坐离开纳粹德国的几乎最后一班客机，从柏林逃亡至瑞典。此前，她们已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七年，并刚刚收到了遣送集中营的召集令。极度恐慌中，德国挚友为她们申请的瑞典签证也奇迹般地到了她们手中。她就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

恹恹的蝴蝶 很快又见到海—— 这块石 刻着蝇头楷碑文

交至我手中—— （《在逃亡里》）

以色列民族在无路可退时奇迹般地跨过红海，萨克斯与年迈的母亲则在绝望无助的最后关头飞越波罗的海。在亲历“逃亡与救恩”的过程中，象征着犹太教神启的那块石板，似乎终于在以色列民族代代相传的宿命中被交至女诗人手中。

然而，逃离死亡的追捕并不直接意味着生命的开端，举目无亲的母女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唯一的财产只有提箱里的私人物品和少量帝国马克。茕茕孑立的最初十年是异常艰难的：“贫穷，疾病，彻底的绝望！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幸存下来的。”出生于犹太富商家庭的诗人，与母亲一起蜗居在斯德哥尔摩的出租公寓里。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萨克斯无法外出就职，除了做洗衣女工，就只能在家翻译瑞典语诗歌。她蜷缩在厨房角落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上，在那里吃饭、睡觉、翻译、写作，手稿散落在橱柜里。

1950年，相依为命的母亲在经历长久的病痛后去世。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中，萨克斯几乎没有一天离开她的母亲，这种零距离的共生关系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爱的枷锁。“我的母亲死了。我的幸福，我的故乡，我的一切。”这早已不是诗人第一次经历离别，但母亲死后，极度依恋家庭、渴望联结的萨克斯彻底孑然一身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独自面对恐惧与胁迫：

哦，我的母亲，

 我们住在一颗孤星上—— 

最终悲叹出 遇死者的叹息——

多少次你脚下的沙消失 

留你孤身一人——

 ……

 哦，我的归乡人，

奥秘随遗忘愈合—— 

可我听见新的奥秘

在你满溢的爱里！（《哦，我的母亲》）

直至花甲之年，国际声誉才纷至沓来。大世界涌进了小厨房，但即使她的名字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她却始终与成功保持着距离，甚至不愿将自己标榜为诗人。她在1959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其实我是个实实在在的家庭主妇，从来都不是诗人。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太陌生了。”不过她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我们女性也可以成为诗人。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投入火焰中，在最危急的时刻结结巴巴地吐出几个词。”如同一株被绳索与黑烟困住的玫瑰，她从未走出恐惧与孤独，甚至在字面意义上不背叛过去的生活。母亲去世后，她依旧独自生活在简陋的出租小屋里，除了领奖，从未远游。经济情况好转时顶多添置几件漂亮的家具，她在这里操持家务、接待朋友、创作并翻译。

大屠杀无疑是她作为诗人的真正开端，她甚至拒绝再版1940年流亡前的任何一篇作品。这绝非对过往岁月的背弃，绝非扭头不直面曾经的伤痛。如果说流亡前，她的文字里还带着甜蜜的忧郁气质，还只是为了疗愈自己而创作，那么现在，她就是已然死过一回的人了。她在死的灰烬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毁灭中开始建构自己的宇宙。那是诗人的涅槃。

萨克斯的“精神弟兄”保罗·策兰（Paul Celan）称自己“从两盏杯中饮酒”，他显然得到了犹太与德意志两条水源的共同哺育。萨克斯的诗也充满了这种“双重性”，甚至比策兰更具撕裂的张力。她让断念与重建、宽恕与徒劳同时展现抗衡之力。她的诗中不仅流淌着德语文学中哀歌兼颂歌的基调，还兼具北欧诗歌那简洁有力的线条。此外，个人经历与民族命运成为她诗歌的两翼，虽然个人经历了劫后余生，她却几乎从未视自己为“幸存者”，因为肉体虽然得救，灵魂却长久地挣扎在死的边缘：

我们获救者， 

为我们脖颈而备的绳索仍旧拧着 

悬挂在眼前的蓝天中—— 

沙漏中也仍旧装着我们滴下的血。

我们获救者， 

恐惧的蠕虫仍旧在吞吃着我们。 

我们的星球已埋葬在尘土里。

（《获救者合唱曲》）

她越来越让自己成为一个容器，让犹太民族沉默的受难者通过她发出声音。萨克斯仿佛一个在战场上收集亡者细碎痕迹的天使，只是让自己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传声筒，让自己为众无名者建立墓碑，让“我”完全献身于“我们”的奥秘。然而，破除自我的过程恰恰促成了伟大诗性的诞生：“我对这些哀歌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将它们写下来，好像黑夜将它们递给了我。”于是就有了《在死亡的居所》（In den Wohnungen des Todes）和《星辰暗淡》（Sternverdunkelung）这两本诗集。

1949年，流亡美国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做出了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虽然他后来想撤回这一说法，却已无法阻止这句话成为一种标志。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在法兰克福讲座中不无嘲讽地说，这句话可以改写为：“奥斯维辛之后，人们不再可以呼吸、吃喝、相爱、阅读。”阿多诺的话成了必须被驳倒的标志。奥斯维辛不会成为历史，人们却必须重新呼吸，重新相爱，重新阅读和写作。对萨克斯和策兰这些犹太诗人而言，根本不存在“自奥斯维辛之后”（nach Auschwitz），只有“自奥斯维辛以来”（seit Auschwitz）。萨克斯在一封给策兰的信中写道：“我必须追寻这条内心的道路，它把我从‘此刻’带回到那些无人倾听他们痛苦的我的同胞身边，从痛苦中求索。”痛苦是必然的，奥斯维辛的“灰烟”和“尘土”就是永恒的当下，“自奥斯维辛以来”的诗无法回避集中营与焚尸炉。但如果众人皆陷入失语的泥潭，诗人就更必须用“言”在黑夜划出一道伤口，让黎明从这里刺破天空。

1965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德国媒体称萨克斯的文字和解了德意志与犹太之间的矛盾。这一评论或许会导致有些人对萨克斯产生误解甚至厌恶，因为当时仍有不少人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谈论和解是轻率的。“和解”的确是萨克斯的关键词，但唯有深渊中的人才有权“和解”，况且她所说的“和解”是指向未来的。当她说“把复仇的武器放到耕地上/让它们变轻——因为在地球的怀里/铁与谷是兄妹”，她所说的难道是两个民族关系的正常化吗？在组诗《午夜过后的合唱曲》（Die Ch?re nach der Mitternacht）中，一切都在控诉在哀叹，被杀者、获救者、流亡者、未生者，甚至树、云、石头、星辰。然而唯有“眼泪意味着永恒”。流泪就是一种选择，选择哀悼而不是复仇，选择相爱而不是仇恨，选择发问和对话而不是审判和独断，选择相信恶终究会自我毁灭，相信晦暗的沉重里有和解的力量涌出。

1970年4月，策兰在巴黎从米拉波桥上跳入塞纳河。当策兰的身体沉入冰冷的河底时，萨克斯已躺在斯德哥尔摩的医院里濒临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个体的他们没能从梦魇中走出来。5月，在策兰葬礼同一天，萨克斯也迎来了肉身的终点。

如果没有诗，他们的一生就仅仅是被孤独与恐惧紧逼的悲苦剧。但获得了诗音的生命，似乎就升华为一部穿越痛苦、迎向“净化”的悲剧。“沙粒”微小脆弱，却集结成整体的回忆，从那里迸发浩然之音，随着纷沓的轰鸣，引向星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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