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我的忐忑人生》（金爱烂著，徐丽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序。图为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扑通扑通我的人生》剧照。

小说读完，等了一个月，期待某个宏大的命题自然地浮出水面。没等到，社会历史批评的那一套在《我的忐忑人生》中不管用。金爱烂不使用春秋笔法，无历史影射，也没打算跟辽阔的社会现实产生某种可资狐假虎威的张力；小说的所有意蕴和力量都来自故事内部，它靠自己说话。也就是说，金爱烂不为社会而艺术，也不为艺术本身而艺术，如题所示，她开门见山要为人生而艺术：为人，为生，为人生。

确认这一点我反倒放心了，谈人总比谈历史和现实心里有底，尽管中韩两国一衣带水、风月同天，但毕竟山川异域，现实和历史岂是他人所能轻易看穿。这也符合我对当下韩国文学有限的认知。就我熟悉和喜欢的韩国作家来说，他们多是金爱烂父兄辈，的确也如这般正视自我与日常生活，决意拿文学对人生作正面的强攻。

这是一部专注于人的小说。故事要讲的，在简短的引子中已经表达得相当充分：“这是最年轻的父母和最衰老的孩子之间的故事。”如果再详细一点，依然可以援引其中：“爸爸妈妈十七岁那年生下了我。今年我也十七岁了。我能活到十八岁还是十九岁不得而知。那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我们能确定的就是时间不多了。”这是年轻到不可思议的父母生下的匪夷所思地迅速衰老的孩子的自语。因为疾病，他的成长产生了可怕的加速度，“别人的一个小时是我的一天，别人的一个月是我的一年”，所以，“爸爸从我脸上看到自己八十岁的面容。我从爸爸脸上看到自己三十四岁的脸”。这对可怜的父子，当然还有母亲，他们的人生怎么看都像在相互打对折。如果我们不习惯“十七岁的年纪做了父母”，那么我们更不会接受“三十四岁的年纪失去孩子”。但是，小说中的现实就是如此，该成熟的父母依然年轻，该年轻的孩子已然衰老，老到了可以成为父母的爸爸，老到了要先于他们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奇怪地早熟也早衰的孩子阿美讲述的故事，他的饱受病痛之苦、加速奔赴死亡的“忐忑人生”。他对病痛、生命和亲情的体认，如此悲苦和深入人心，让我在阅读中时常想起作家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和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后者以断章的形式记录了对疾病、生命和精神乃至信仰的形而上思考；前者则是一个父亲对出生不久就夭亡的孩子的泣血追忆与反思，与《我的忐忑人生》正好相反。

小说另有一层意指，还如引子中所言：“爸爸问：如果重新来过，你想当什么？我大声回答：爸爸，我想当爸爸。爸爸问：更好的还有那么多，为什么当我？我羞涩地小声回答：爸爸，我想当爸爸，重新生下我，因为我想知道爸爸的心。”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孩子言”，但又分明深藏辩证的玄机，如佛家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我即我亦非我，子非父亦是父。为了能够体认最真实最深刻的父子之情、父子之心，或许存在这样一种路径，那就是在源头上重新相遇。小说中也确实为重逢做好了铺垫，阿美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母亲又怀了孩子，阿美摸了母亲的挺起的肚子，说：

“对了，妈妈，等到这个孩子出生了，请你跟他说，哥哥的手曾经抚摸过他的头。”

从生理和现实的角度，正在孕育的孩子当是阿美的弟弟或者妹妹，但从轮回或隐喻的层面，又何尝不是阿美的再生。他迅速奔赴的生命尽头，谁能说就不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开始？也许，他的确不是去赴死，而是要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美一家是同体的。尽管只有他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但三口人（还应该加上正在孕育的孩子，是四口之家）接续在一起，却完整甚至还部分重复地走完了别人漫长的一生。阿美生就的迅速衰老，都没来得及体验自己的年轻时光，直接到达了人生后半段，直抵“八十岁的面容”和衰弱；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由他的年轻的父母来完成。小说结尾，附上了阿美半虚构半纪实的父母相爱的故事，《那个忐忑的夏天》，在他们十七岁的夏天里，少年父亲和少女母亲在祖宗树下接吻、做爱，蓬勃的生命力让他们渴望做、需要做、不能不做、一做再做，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在古老的祖宗之树的见证下，创造了一个新生命。

阿美从“八十岁”重返人生之初。这是逆生长，或者反生长。英国作家马丁·阿米斯有一部长篇小说《时间箭》，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有一篇题为《回到种子里去》的文章，都讲了类似故事：人生倒着过，会如何？我也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时间简史》，让人物从死亡的那一瞬间开始沿人生溯流而上，直至回到母体，回到祖宗树下阿美父母式的那美妙忘情的瞬间。所以，《我的忐忑人生》也是一个回到本源、“回归种子”的过程，阿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进入了父母生命与爱情的历程。

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阿美。如果人生倒着过，从八十、百岁往回走，人生必会是另一番样子。是否能过得更好，说不好，但肯定更清明、笃定，更脚踏实地不那么离谱。阿美所患的奇怪病症，固然外在地表现为容貌的衰老、器官的衰竭、精气神的不济，内在的，更在与肉身衰老对应的心态的演进。这才是阿美与众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他不仅是一个衰老的孩子，还是一个衰老的老人。所以，当他倒退着浓缩地预演了自己的一生时，尽管速度快不由人，阿美还是真切感受和展示出了人生老迈的心境。由此，儿子才能比老子更像老子；由此，与他惺惺相惜的玩伴才可能是张爷爷：“我的生活只剩下失去了。”

当然，阿美并非单行道一般不扭头地直入老境，他一度认为：“我们处在坚信自己永远不死的年纪。”在阿美短暂的一生中，这段经历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他“恋爱”了。在合适的年龄终于做了一件合适的事，体验了青春偶一绽放的美好。我十分不愿意用上“回光返照”这个词，但在阿美的一生中，这次“虚拟的”“伪爱情”确切是一次生命的回光返照。它痛彻心扉地证明，阿美和每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一样，是如此留恋青春和生命。

也正因为有此残酷的回光返照，愈加佐证了阿美之“老”。老得隐忍、宽容和慈祥，老得善解人意，有了平常心。

十七岁，差不多还是少年喧嚣叛逆的年龄，在阿美，却是浮华散尽火气全消。他的安静不是一群哭闹的孩子中独一个不吭声的懂事的安静，而是根本就弃绝了哭闹的愿望。“曾经沧海”，他早早地站在了生命的高处。李书河的那些准情书也曾唤醒过少年心性，“摇荡我心旌”，但发现“女朋友”只是一个男性剧作家在冒充，遭遇了“出卖”和“戏耍”，阿美依然原谅了他。甚至不仅原谅，还顺致了感谢：“谢谢你出现在我能看见的地方。”他对所有参与他生命进程的人都心怀感念，这也远远超越了一个十七岁少年可能有的心灵境界。

在这样一个年纪，怕再难有人像阿美那样体贴和理解父母了，为了宽慰他们，他“想成为全世界最搞笑的孩子”。弥留之际，飞翔的句子替他为父母歌唱：“爸爸，下辈子我做你的爸爸。妈妈，下辈子你做我的女儿。我要挽回你们为我失去的青春。”如此平和坦然地赴死，而爱沉实饱满。

在这样一个年纪，怕也再难有人像阿美那样，能和张爷爷建立起“称兄道弟”的友情，一起分享人生最基本、最朴素也最紧要的经验了。张爷爷最后去医院探望阿美那一节极为动人。貌似老顽童看望忘年之交，实则是两个心境同样沧桑的老人互致慰问，相互成全人生的圆满。草绳百庹用处多，人生百庹奈若何；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谈话“舒服而无聊”，唯有旗鼓相当的对话才有如此效果，“无拘无束，什么话都能说，让你高兴得想要流泪”。

有一段对话意味深长，这可能也是他人眼中的疯子却能与阿美成为好朋友的重要原因：

阿美：“我觉得爷爷是个很聪明的人，难道你不想做个稳重的儿子吗？”

张爷爷：“不太想。”

阿美：“为什么？”

张爷爷：“因为爸爸喜欢我这样。”

这个张爷爷，确如阿美所说，是个智者，大智若愚、若疯、若傻。也只有张爷爷才可能与此时的“老阿美”对话，他们有相匹配的老、天真、纯粹与平常心。而天真、纯粹、平常心，往往是老至极处的必然境界。再往前走，便是新的生命轮回，重归婴儿，进入生命之初。张爷爷还给阿美带来了盒装烧酒，他在盒子里插了吸管，颤抖地递给阿美。他的抖，固然可能因为紧张和寒冷，更可能源于它作为仪式的重大切要。他把它看作是阿美的成人礼，也当成补足阿美人生缺憾的必要行动。此时的烧酒，是忘年又同年的两个人面对艰难浩荡的人生的接头暗号，“我们并肩坐在椅子上，顶着凛冽的寒风，我感觉我们正在凝望相同的方向”。

在这部小说里，我当然看到了病痛，看到了对生命的珍重与思考。但要用一个字来概括，我想说我看见了“人”。这看上去是句废话，文学的终极目标不就是人吗？没错，但《我的忐忑人生》做得更充分。跟着阿美的叙述，我们看清了阿美，也看清了阿美的父母，看清了张爷爷、胜灿和秀美他们。看清楚了一个个人，所有与人相关的问题才有所附丽，也才有意义。沈从文先生《抽象的抒情》中写道：“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句话后来也成为沈先生的墓志铭。我以为拿来作为对这部小说的理解，也算切题，“照我思索，可理解我，可认识人”，这个“我”，是小说人物阿美，也是小说作者金爱烂。

2022/5/29，远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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