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影坛备忘录》，信息和八卦杂于一体，读来庄谐并重，轻松悦目，其内容和篇幅，都可以说是对电影史的一个小小补充，但却很可能被人所忽略。

说到电影史，笔者愿意借此篇幅略作回溯。

电影是改变人类生活的伟大发明，在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洋文明中，它是比较早的一种。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几部短片在巴黎卡普辛大街14号咖啡馆公开售票放映，这是世界公认的电影发明年度。仅仅一年半之后，也即1897年的5月底和6月初，上海的礼查饭店和张园就率先放映了令人惊奇的“西方影戏”，成为最早向中国人展示电影这一伟大发明的场所。这之后，两篇观影文字：《味莼园观影戏记》和《记观影戏事》就分别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闻报》和8月的《画图新报》上，这大概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研究电影的篇章了。此后，1897年9月发表的《观美国影戏记》，1914年7月发表的《中国最新活动影戏段落史》，1919年至1920年发表的《影戏话》等，均刊登于报刊，篇幅虽有限，却从编剧、导演、表演、拍摄、道具乃至公司创建、产业制作等电影诸多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已隐约含有史的成分。

如果说，上述篇章因年代和篇幅的关系，更由于中国电影的锣鼓尚未正式敲响，草创期的青涩在所难免的话，那么，进入1920年代以后，一切都开始有了很大起色。以《孤儿救祖记》的拍摄和成功上映为标志，1923年也成为中国电影走向进步发展的起始之年。两年之后，明星影片公司通过自己的宣传渠道向外界透露：由“明星”董事兼经理周剑云主编的《电影年鉴》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该书共设有中国电影史、中国制片公司之调查、中国影片统计等14个栏目，内容丰富，届时将成为中国电影年鉴之嚆矢。这条消息以后被很多人引用过，似乎成了事实，权威的《上海电影志》也言之凿凿地写道：“1925年，周剑云编撰的《中国电影年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可惜，这信息却并不确实，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看见过这样一本《电影年鉴》，更没有任何一家图书馆有此收藏。周剑云当年确实有意主编这样一部年鉴，也搜集了很多材料，甚至据说已经成稿，但最终却没能付诸出版，其真实原因今天已很难查考了。事实上，周剑云的美好设想两年后由“留美海归”的程树仁实现了。

程树仁毕业于清华，1919年赴美留学，是最早在美学习电影艺术的“专业海归”。从1924年开始，程树仁就起意编纂一部中国自己的电影年鉴。历经三年辛劳，1927年1月，由程树仁个人投资并主编，甘亚子、陈定秀编撰的《中华影业年鉴》终于在上海问世，这是中国电影从诞生至1927年前，第一部系统、全面囊括中国电影发展状况的年鉴编述体著作，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具有独特的历史学意义和电影史价值。

此书共设置中华影业史、国人所经营之影片公司、影业界之留学生、国产影片总表、影戏院总表、各公司职员表、影业界之组织、影戏学校、影戏出版物、影戏审查会、关于影戏之官厅布告、各公司出品一览表等47个栏目，与1925年周剑云设想的14个栏目相比，内容大为丰富。今天很多电影专著所引用的一些提法和统计数据，不少都源于此书。丰富的图片资料是这本年鉴的另一特色，如果不算广告图片，该书收录的电影图片达193幅之多，且都是铜版印刷，图像清晰逼真，堪称反映中国早期影坛实况的一座丰富的图片库。可以说，中国早期的很多电影文献正是依赖这本《中华影业年鉴》才得以保留至今。

《中华影业年鉴》出版同年的4月，徐耻痕编著的《中国影戏大观》也在上海现身书肆。徐氏曾创作过众多武侠和言情小说，是具有一定声望的旧派文人（当时习称鸳鸯蝴蝶派）。此派作家历来与电影界有着密切关系，参与创作者也甚多，如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郑逸梅等，故徐耻痕编著此书顺理成章，当时帮助他搜集资料并执笔撰写的王西神、严独鹤、赵苕狂等，也都是此派文人中佼佼者。正因如此，《中国影戏大观》虽然系用文言撰写，但却极力避免枯燥、干涩，行文追求鲜活、生动，在“导演员之略历”“男演员之略历”“女演员之略历”“小说家之略历”等栏目中，都相应穿插有一些轶事异闻的描述，并刊登了20余位明星的签名手迹，颇有提倡“追星”的味道，体现出通俗娱乐的特点，故社会受众面更广，“大观”初版之后仅仅数月即已再版发行。另一方面，《中国影戏大观》对于书中所涉及的电影公司、电影团体、影戏院、导演、演员等等，都以所搜集的资料为依据，进行周密细致的描述，特别是“中国影戏之溯源”“沪上各制片公司之创历史及经过情形”“海上各影戏院之内容一斑”“电影演员联合会之今昔”等栏目，有独到而详细的叙述，史料也非常丰富，与《中华影业年鉴》堪称各有特色，形成双璧。

“年鉴”和“大观”，开中国电影史叙述新风，贡献主要在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编撰上，其先驱地位无可取代；而让电影史研究走向初步成熟，比较完整地具有史的框架和谋章布局，并进而予以理论层面的阐述，这是1930年代两部著作的贡献，它们是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和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

谷剑尘早在1920年代就是活跃在影剧两界的名家，创作的话剧《孤军》《岳飞》和电影《花国大总统》《英雄与美人》等，在当时都有一定影响。他在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成就，电影界的“导演中心论”就是他最早提出的。《中国电影发达史》发表于1934年的《中国电影年鉴》，文长约4万字，辟“电影发明的原理和历程”“电影输入中国的情形和外片市场的三个时期”“自摄影片的发端与续起”“有声影片发明史和输入中国的情形”等七个章节，遵循电影史发展的本身逻辑娓娓叙来，框架明晰，解读细腻，既描述各时期的特点，又有理论的支撑和分析，已然具有专门史的架构。

谷剑尘编剧的《花国大总统》电影说明书

对今人来说，郑君里的名字显然更为响亮，但那些荣誉都是1940年代末及以后所带来的，在写作《现代中国电影史略》时，他才25岁，身份主要是电影和话剧演员。虽然如此，这并不影响《现代中国电影史略》成为一部杰出的著作。《现代中国电影史略》收录于193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一书中，长约9万字，辟为“中国电影发达史的四个时代”“土著电影的萌芽时代”“土著电影繁盛时代”“土著电影中落期”“土著电影复兴期”等5个章节，以时间为纵向轴，旁涉历史、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建构了一个纵横交织的宏大框架。郑君里翻译过《演员自我修养》等世界名著，撰写过《角色的诞生》等艺术专著，且在编导演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建树，是一个“艺术全才”。他在写作《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一书时，正在成为“全才”的道路上疾走，故此书既有他对电影本身深刻的感悟，更包涵了他对中国电影一路走来的缜密思考和精细分析，以及对电影同时集企业和艺术于一身的特殊性的独特考量。此书的写作和出版，标志着早期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上述四部著作，因其沉甸甸的分量而受到学界的重视，它们的作者都具有相当地位和影响，作品篇幅也具有较大规模，史料丰富，叙述得体，发表时即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天更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并都已予以整理重印，成为研究者案头必不可少的参考读物。欣喜之余，我们还必须提出的是，同一时期仍有一些相关文献仍未引起业界的关注，它们即当年发表在报刊上的连载长文。这些文献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当然有其客观原因，比如报刊散存各处，保管困难，借阅不易，利用不便；还比如作者相对名气不大，其人其作都缺少关注，以致长期湮没，无人知晓等等。这都是事实。但贫瘠土地也许孕育富矿，不受关注可能易出成果。实际上，散篇汇读，更考验人对学科的熟悉及对文献的敏锐度，也更容易凸显一个学者的学术眼力。韩愈在名篇《进学解》中说：学习应“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今天，我们似乎更应该提倡这种穷搜旁及，日积月累的研究精神。

这本《影坛备忘录》正是收录“报刊连载长文”的一部书稿，当然，这些“连载长文”，“连载”是确定的，而“长文”则是相对而言，作品既有几千字的，也有上万言的，并不追求统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平时接触的多为近代报刊，工作之余，因为兴趣，埋头苦读，看得比较多也比较认真，并作了很多笔记。当时，电影史的文章写得较多，有关的报刊也因此几乎都过目了一遍。我深知，电影史研究是一门基于文献的学问，在中国，由于电影拷贝的大量损耗缺失，纸质文献的作用更显重要。也因此，我对这些“报刊上的连载长文”自然更是不会轻视放过，闲暇之时都一一读过，比较重要的甚至全文复印，黏贴在自制的剪报本上，以便回家仔细阅读，写作时能够参考。今天，这些已然有着岁月痕迹的剪报本颜色已经泛黄，但还安然插放在我的书架上，似乎想证明着什么。这本《影坛备忘录》，就是从中精心挑选，编辑成册，献给喜欢电影的读者，更希望研究者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作者多年来收集的电影剪报

《影坛备忘录》共收录7部“连载长文”，它们分别是：杨德惠的《电影掌故》（1938年）、永康的《银灯逸话》（1938年）、吴承达的《旧货摊》（1940年）、薛广畿的《影坛备忘录》（1941年）、幼辛的《怀古录》（1945年）、周令素的《“影戏大王”张善琨》（1945年）和徐碧波的《艺海沧桑》（1947年）。这些作者，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有的可能完全不知其人，这是实情；但其实当中也有知名人物，比如写《艺海沧桑》的徐碧波，在影坛他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一位大前辈。

徐碧波

徐碧波早在1920年代中期就是友联影片公司、六合影戏营业公司的重要人员，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友联”拍摄纪录片《五卅沪潮》，他是影片编辑，并撰写说明词，他编剧的电影则有《儿女英雄》《山东响马》《虞美人》等很多部，三四十年代，他也参与过很多电影活动。《艺海沧桑》中的很多章节，都是他以在场人的身份撰写的回忆，真实感很强。这也是徐碧波这部《艺海沧桑》不同于他文的最大特色。《艺海沧桑》虽然是1947年才在《正言报》连载发表的，但其实早在1941年徐碧波就以《影事前尘录》的书名开始执笔写作了，只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进驻租界，他的写作才不得不戛然而止。再如写作《旧货摊》的吴承达，也是和电影界关系很密切的一位知情人。他熟谙英文，能读外国专业报刊，早在20年代就曾为多种报刊写稿，30年代初担任《新闻报》副刊《艺海》的主编，与影剧界各方要人和明星无论是业务往来还是人情交往，都是日常工作，必不可少，故消息灵通，知晓各种秘闻，《旧货摊》所写，只是大海一滴而已。

至于杨德惠的名字，研究电影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他是1949年前写作影史文章最多的一位，篇名很诱人，内容也比较扎实，在搜集资料方面是下了苦功夫的。他曾先后发表过《上海电影事业发达史》《上海影片公司沧桑录》《中国电影院小史》《上海的外片经理商》《国片年谱》等等，在学界颇有影响。可能由于时局动乱的原因，这些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是最终完成的，令人喟叹。杨德惠的上述文章，都发表在1940年前后的各种电影杂志上，不难查到。本书选择他1938年在《力报》上连载的《电影掌故》，由37篇文章组成，似乎尚不易寻觅，故选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上述诸文，和程树仁《中华影业年鉴》、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诸作相比，无论是史识和规模，广度和深度，自然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这毋庸讳言。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程、郑之作好比当朝派，相貌堂堂，稳坐正中；而徐、杨之作，犹如在野派，边幅不修，散在四遭。当朝派虽有其正宗之优势，然稍显拘谨；在野派自有其散漫之习气，但胜在敢说。两者互有短长，不能一概而论。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此谓也！上述报刊连载之文，都是和影坛有关联之人所撰，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听闻讲述，有的则是自己辛勤搜集资料，多方比较之后的心得，可以说都是有所依据，进退有度，下笔成文，也自有其分寸，不是想象杜撰，更非胡说八道。当然，其中观点是否正确，人事有否讹传，由于是掌故回忆体裁，也许有失严谨，缺乏征引注释，自然需要阅读者审慎对待，多加考辨；至于事实观点的见仁见智，更是在所难免。

阮玲玉出外景途中和同事合影（本文作者藏品）

此外，尚需补充的是，上述诸文在发表之时，均无附图。此次编辑成册，笔者为对文章有所说明，强化感观认识，更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附加了很多图片，总数大约有两百幅。这些图片不仅是为了烘托气氛，更是紧扣文章，希望能对理解内容略起作用。我从小学时就爱好集邮，以后更进而搜集明信片，对片上图像深感兴趣。工作后延续儿时爱好，开始图像研究。为方便图片的拍摄保存，我80年代就托人从国外买了一台高级照相机，故文章配图，是我很早就有的一个特色；以后更进而涉足历史照片的收藏，几十年来，金钱和精力都花费不少，藏品也略可一观。此次配图，不少就是我自己的藏品，有的更是在这次疫情之前得以辗转从外地寄来，也算是幸事一桩，似乎尚可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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